从《吊屈原赋》到《鵩鸟赋》看贾谊的生死观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贾谊师从荀况的学生张苍，更是在汉初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与隐逸避世的道家思想相辅相成的大背景下，吸收了道家形而上的思想的同时，落脚于儒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对汉代乃至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贾谊年少成名，但命运却短暂而坎坷。汉文帝四年时贾谊被贬谪离京，前往长沙，任长沙王太傅，怀才不遇、意不自得，在途中经过湘江时悲从中来，写下《吊屈原赋》来凭吊屈原，并由此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在贬谪长沙三年后，贾谊政治理想幻灭，前途渺茫，悲痛愁苦之际写下《鵩鸟赋》。贾谊在其赋中多借助道家的思想理念在宇宙观、人生观以及辨证思想等方面抒发自己不得志的情怀，以及对自己人生境遇和生死的思考。从他的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贾谊在不同时期不同处境时心境的变化和对人生的调节过程，这样坎坷的人生经历使贾谊对生与死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价值评价，从而形成了其独有的生死观。

贾谊年少得志，才华横溢，资历尚浅时就已入朝为官，在朝中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言：“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贾谊针砭时弊，对朝中的各项政策提出了很多创造性的见解，后却因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受到朝中大臣的诽谤与排挤，在汉文帝四年时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听说长沙卑湿，认为去往长沙必定无法活得长久，又因为被贬谪而郁郁寡欢，在途径湘水屈原放逐之地时，感怀同样因遭受谗言诬陷而被放逐的屈原，于是作《吊屈原赋》。所以在《吊屈原赋》中，贾谊就已经初步体现出他的生死观。

《吊屈原赋》虽是贾谊对屈原蒙受冤屈、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自沉汨罗江的悲壮人生的缅怀，也是他“自喻”自己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忧愁与苦闷，同时也反映了他此时对世事是更加豁达的，讲求遇事要立足于现实生活，从现实出发思考自身的境遇从而做出理性的判断。所以，贾谊一方面对自古以来小人得志、贤人屈才、英雄枉死的不公平状况进行了深刻的抨击，另一方面又为屈原罹受磨难、抱负无法施展而愤懑，认为“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盘桓在这样混乱的世上遭受祸难，也是屈原自己的原因。屈原受儒家文化杀身成仁的思想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对国家的兴亡抱有极大的责任感，认为自己应该竭尽所能为君主建言献策，抵御谗言帮助楚国重新壮大富强，但是在“谗谀得志、贤圣逆曳”的背景下无法实现壮烈的人生理想而以身殉国。贾谊则与其有截然不同的生死观，在《吊屈原赋》中提出在理想抱负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就应该离开国家去别的地方发展，无论到哪里都能去辅佐君主施展才华，又何必过于留恋这一个国家呢？尽管周遭的政治环境再恶劣，也不应轻易放弃生命，而要立足于现实，理性地寻求机遇。

生死观一般指人们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生死观是人生观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和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人生观，对生与死有不同的价值评价，从而形成不同的生死观。贾谊所处的时代正逢西汉初年思想大融合的时代，而贾谊的思想则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融合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多思想于一体。受荀子朴素唯物主义的影响，贾谊更加关注现实的人生，用道家“超脱世俗”的旷达精神来宽慰自己、面对现实，所以在《吊屈原赋》中写道：“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其意为：若国中无人能够理解自己，则可像凤凰般远走高飞，在找不到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时选择另投明主寻找机会;若世风险恶圣贤失意而小人猖獗，则可明哲保身及时退避。德才兼备之人无论去哪个国家施展抱负都能得到君主的赏识。

“所贵圣人之神德兮”，在贾谊看来以死明志、以身殉国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世俗的情感不能拖累远大的志向。贾谊在政治观念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上并不过于深沉，这同时影响着他的人生观和生死观。此时，贾谊面对生死问题的讨论上与其说是道家旷达的思想对怀才不遇的感慨，对死亡的喟叹，不如说是他在此时已经表现出了一种想要旷达却摆脱不了现实的苦闷失意的自我安慰。屈原处于战国时期，诸国林立，屈原完全可以远游到其他国家施展理想抱负，而贾谊所在的汉朝已经实现大一统，贾谊无法去往其他地方施展才华，也就注定他无法拥有像屈原一样的“机遇”。贾谊追念感伤独自忧愁抑郁含冤而终的屈原，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贾谊既无人理解也无法寻求他法实现自身理想与追求，只得劝阻屈原离尤殒身。苏轼在《贾谊论》中就指出了这一点：“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使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贾谊无法走屈原的出路便心生退隐之意，不善于等待形势的变化，不善于在真实的逆境中转变自己的观念，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这为他谪居长沙后所作的《鵩鸟赋》中的思想感情和生死观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鵩鸟赋》作于贾谊任长沙王太傅三年时。此时贾谊已经被贬谪三年之久。世上到底有没有命运？人到底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生的有限性”如同一根撩动情思的琴弦藏在心底某处，“鵩鸟”这次成了拨动这琴弦的始作俑者。从窗户中飞入的鵩鸟让贾谊的内心激荡，激荡出对命运的思索，思索着生命的慰藉，慰藉出这篇《鵩鸟赋》。在这种情况下，贾谊无法做到绝望自杀但同时又无法找出对策摆脱困境，只能借助老庄哲学来消解痛苦，从而达到一种超俗的人生境界。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贾生为长沙傅三年，有鵩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鵩似鹄，不祥鸟也。谊既已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贾谊本就理想幻灭壮志难酬，见不祥之鸟飞入更是触景生情，愈加哀伤。贾谊假托与鵩鸟的问答，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的情绪，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但是贾谊在该文中极尽体现的老庄哲学却并不洒脱，反而有压抑之意，对生与死的思考更像是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他极力想要旷达却始终无法抵挡对生死的忧虑，想要解释命运的变化无常却无法化解对死亡的恐惧，想用道家思想麻醉自己却无法抵御头脑中清醒的观念。文中开篇贾谊急切地询问鵩鸟吉凶更是直接表达出他对命运的担忧，所谓对生死、祸福的自我宽慰也不过是贾谊在自知前途渺茫、壮志难酬下的自欺欺人。

在《鵩鸟赋》中，贾谊的生死观则由立足于现实生活，要珍惜生命才能实现理想转变为坦然接受生命的消逝，死亡是一种自然的归宿。生死之间相互交替，世间的祸福相互依存。死亡并不可怕，它只是一种变化的形态，所以人也不必去为生留恋，为死悲伤。但其实这更是体现出贾谊对死亡的在意，只能把生死归结于无法掌控的命运。

贾谊对生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世间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无论是吉凶还是祸福，就像有形物和无形物始终在相互转化，生死之间也在互相交替。万物变化之理深微无穷，是无法尽言的。福祸相依、吉凶同域，世人是无法躲避的。吴越相争告诉我们成反为败，失反为得。丞相李斯最终因五刑而死，而服劳役的傅说却最终成相，可见贾谊作为一个政治家，深明无论是帝王还是臣子，福祸似乎都不会“从一而终”。没有人能一生潇洒，也没有人会一生卑微，福和祸就仿佛绳索一样相互纠缠，天命就是如此不可解说。其实这里的“天命”并非真的指天命，而是贾谊自己的命运。所以才会有后文贾谊借“旷达”化解生死的忧虑，以道家“其生死”的一种消极、颓废的思想进行自我排遣。

“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天和道的理十分深远，不可预为思虑谋度，而死生迟速也同样有命，世人就更是无法预知它的期限了。每个事物的命运都没有具体时限，造物主并不关心他所造出来的事物能够存活多久，只关心如何制造和回收。所以，贾谊强调作为“人”不要因此而觉得自己很幸福、高贵，这是打破人对人身体的贪念。既然天道无从探究，外界环境不可改变，但是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超脱万物之外自忘其身，走向另一种超越—相信人也处在一种无所不在的相对转化之中，在齐同万物、泯灭生死之中逍遥自得。人不因活着的缘故而宝贵自己，不应私爱身躯而把它归于自己的私物，应把自己的躯体完全托付给命运，那么面对死亡也就无需过于留恋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贾谊似乎看透了世间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愚士系俗的众生百态，无比向往至人、真人、德人释知遗形、超然自丧、知命不忧，与道翱翔的境界，极力表现他无欲无求、悠逸宁静的生活态度和乐观豁达的精神世界，但他越是极力旁征博引来自证外表超脱和旷达，便越是透露出此时他内心的无比纠结和烦恼，他并没有真正做到放下。

全篇《鵩鸟赋》虽含有道家对生死的看法，但又与传统老庄哲学的思想有所不同，没有完全像老子、庄子的洒脱乐观，反而有一种忧郁、苦涩之意。少年成才的贾谊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热情，可现实的贬谪使他忧愁苦闷。他在文章中极力表达自己的超然，而现实中贾谊却郁郁寡欢，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屡屡喟叹。贾谊的内心还是葆有一腔悲愤和愁苦，正是这悲愤促使其在文章中处处反其道而行之。贾谊并没有在老庄哲学的生死观中得到完全的解脱，只能用所谓的随遇而安、命运无常去消解对死亡的恐惧。贾谊面对生存的逆境是无力、无奈的，于是文章写得越超然洒脱，就越衬托出他对现实人生无力割舍的迷茫，《鵩鸟赋》中表达更多的并不是贾谊的“超然世外、乐观旷达”，而是他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对现实的不甘，对人永远无法挣脱“现实的枷锁”以及逃出“命运的牢笼”的无奈。这种生死观其实在本质上和《吊屈原赋》中的生死观是一致的。

后期贾谊的生死观很大程度来源于他对现实命运无法改变的无能为力。贾谊一心为国却屡遭贬谪，人生际遇导致他过于夸大了命运的偶然性而忽略了人的因果性。况且老庄哲学是一种信仰，需要虔诚地信服并在后期进行大量实践去修炼自己的身心。而贾谊只是把老庄哲学当作一个临时的“救命稻草”，忽略了从知识到实践的差距。得意时便回到对朝廷的幻想当中，失意时又借鉴老庄哲学的思想来宽慰自己，这样形成恶性循环、错误执念，只能一味地去相信自己的选择才是正确的，最终陷入自我欺骗与自我安慰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贾谊不同时期的生死观，从刚被贬谪时写下的《吊屈原赋》中认为生命可贵，生才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转变为《鵩鸟赋》中以“乐天知命”对死亡的消解。由于命运无法由人力所控制，他也只能将死亡作为生命的一种自然而合理的发展归宿接受了，从之前对死亡的哀叹转而默默接受，从而寻求内心的淡泊和宁静，才能去宽慰自己以进一步达到精神上的解脱。

从《吊屈原赋》到《鵩鸟赋》可以看出，贾谊的生死观是矛盾而复杂的，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人生境遇而转化的。贾谊爱惜生命、珍惜才能，强调不要因为轻言放弃“生”才能实现个人价值，但是当他真的需要面对“死”时，也只能用旷达的心性来宽慰自己，“偶然成为了人，又哪里值得去贪恋珍惜人的躯体，而死亡又有什么值得忧患的呢？”受到儒、道两家的影响，贾谊既想要实现人生的远大抱负又要超脱世外，对于生和死的理解也就更加深刻而复杂了。

贾谊年少成名，却英年早逝，命运短暂而坎坷。贾谊处于西汉初期，吸收的儒道思想和独特的人生境遇使贾谊对生与死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价值评价，从而形成了其独有的生死观。贾谊一生著有多篇著作，其中辞赋以《吊屈原赋》和《鵩鸟赋》最有名。在这两篇辞赋中就体现出他矛盾而复杂的生死观，这与他独特的人生境遇和思想观念是分不开的。在被贬谪初期所作的《吊屈原赋》中，贾谊认为要从现实角度出发，珍惜生命，只有生存才能发挥个人才能;在长沙三年时，贾谊理想破灭、前途未卜，此时作的《鵩鸟赋》中则体现出命运无常、万物转化，看待事物要顺应自然的生死观念。贾谊一生对于生和死有着深刻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