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花间集》序跋集注

要了解明代《花间集》的序跋，首先要梳理其在明代的版本情况。

它产生于五代十国时期，而现存最早的《花间集》版本是南宋绍兴十八年的晁谦之跋建康郡斋本。由于不符合社会道德价值取向，金元并无《花间集》新版本出现。随着社会背景和词体观念的变化，《花间集》的传播在明代迎来了繁盛时期，并刊行了众多版本。

在“晁本”“鄂本”和“陆游跋本”三大版本系统的基础上，明代发展了许多刊刻本和手抄本，主要有如下版本：明常熟吴衲《唐宋名贤百家词》传抄本、明正德十六年苏州陆元大刻本、明震泽王延喆刻本、明万历八年吴兴茅氏凌霞山房增补本、明万历三十年玄览斋刊巾箱本、明读书堂钟人杰刻本、明毛晋汲古阁刊本、明汤显祖评本、明徽州吴勉学师古斋刻本、明毛斧秀手校紫芝漫钞本、明蓝格钞本、明张尚友刻本、明雪艳亭活字印本、明刻残本。

一、《花间集》的序跋概况

（一）序跋

序跋是一种文体名。这类文章是用于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宗旨、编辑体例和作者情况的，也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及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跋是“序”与“跋”的合称。序也作“叙”，称“引”。“序”一般置于书籍或文章前面，置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

（二）《花间集》序跋统计

据统计，在明代各种版本的序跋中，明正德十六年苏州陆元大刻本有两篇，分别为王国维和罗振玉题;明万历八年吴兴茅氏凌霞山房增补本有一篇，为温博叙;明读书堂钟人杰刻本有一篇，为张师绎序;明毛晋汲古阁刊本有两篇，均为毛晋跋;明汤显祖评本有两篇，分别为汤显祖叙和无瑕道人跋;明张尚友刻本有一篇，为袁克文跋。这些序跋不仅可以反映题材内容和社会评价，还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撰写序跋人的生平、《花间集》的版本源流以及它的文学意蕴。

二、文献史料价值

（一）作者

在诸多序跋中可以发掘其中含有撰写序跋人的生平、创作思路以及创作年代、地点等信息。

明汤显祖评本汤显祖叙：“余于《牡丹亭》亭二梦之暇，结习不忘，试取而点次之，评骘之，期世之有志风雅者，与《诗余》共赏。”“万历乙卯，春日，清远道人汤显祖题于玉茗堂。”汤显祖于万历乙卯年春题于玉茗堂。他以当时留心《花间集》者“寥寥”与《草堂诗余》“枣梨充栋”相比，因为《花间集》在当时的社会关注度较低，评点《花间集》，希望世人中有崇尚风雅的“伯乐”能够将《花间集》与《草堂诗余》一起欣赏。

明汤显祖评本无瑕道人跋：“余自幼读经、读史，至仁人、孝子有被谗谤者，为之扼腕，辄欲手刃之而后称快焉。乃戊申梁溪肆毒，爰及于余。余于是废举业，忘寝食，不复欲居人间世矣。缙绅同袍力解之弗得。忽一友出袖中二小书授余曰：‘旦幕玩阅之，吟咏之，牢骚不平之气，庶几稍什其一二。’余视之，则杨升庵、汤海若两先生所批选《草堂诗余》《花间集》。”无瑕道人于万历岁庚年间跋于贝锦斋，力荐《花间集》《草堂诗余》，在他的跋中介绍了读此二书的心路历程，他自幼读经史，看到被馋谤的正人君子会“为之扼腕”，在被黑暗世俗折磨之际，幸遇《花间集》《草堂诗余》如获至宝，以为“宇宙之精英，人情之机巧，包括殆尽”，元人《会真》《琵琶》等作“不过摭拾二书之绪余”。

明万历八年吴兴茅氏凌霞山房增补本温博叙：“出家藏建康本校雠焉，而嘱余点句。点者读，圈者句，句韵脚也。已，贞叔又嘱余补其未备，以足李唐一代之制。余故未知赵氏当时诠次意，乃于此往往叹遗珠旧矣。”凡首次接触《花间集》必有契机，温博与上文无瑕道人一般为他人所荐，受他人所托为其点读，补其未备，而后叹“遗珠旧矣”。

明毛晋汲古阁刊本毛晋跋一：“据陈氏云：‘《花间集》十卷，自温飞卿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今逸其二，己不可考。近来坊刻，往往谬其姓氏，续其卷帙，大非赵弘基氏本来面目。余家藏宋刻，前有欧阳炯序，后有陆放翁二跋，真完璧也。隐湖毛晋识。”毛晋作为明末清初重要的出版家和藏书家，师从钱谦益，家藏图书八万四千余册，多为宋、元刻本，建汲古阁、目耕楼藏之。

明张尚友校刻本清叶树廉石君校跋：“此书向赠静宣虞先生。先生殁后流落书铺，因其归时。康熙十年九月初二日也。”“石君明张尚友校刻本清袁克文跋。”袁克文先生欲将此赠与他人而跋，跋于康熙十年九月初二。

明正德十六年苏州陆元大刻本王国维题：“炯为孟蜀宰相，蜀亡，入宋为翰林学士。一作欧阳炳，苏易简《续翰林志》（下）谓：‘学士放诞，则有王著，欧阳炳。’又云：‘炳以伪蜀顺化，旋召入院，尝不巾不袜，见客于玉堂之上。尤善长笛，太祖尝置酒令奏数弄。后以右貂终于西洛。’又作欧阳迥，《学士年表》：‘欧阳迥，乾德三年八月以左散骑常侍拜（前曰“右貂”，此云“左散骑常侍”，左、右必有一误），开宝四年六月以本官分司西京罢。’则与炳自为一人。此本与聊城杨氏所藏鄂州本均作欧阳炯，恐炯字不误。炳与迥因避太宗嫌名而追改也。集中词十八家。温助教、皇甫先辈、韦相之次，有薛侍郎昭蕴。按《唐书·薛廷老传》：‘廷老子保逊，保逊子昭纬，乾宁初至礼部侍郎。性轻率，坐事贬磎州刺史。’旧书略同。《北梦琐言》（十）：‘唐薛澄州昭纬，即保逊之子，恃才傲物，亦有父风。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爱唱《浣溪沙》词。’今此集载昭蕴词十九首，其八首为《浣溪沙》;又称为薛侍郎，恐与昭纬为一人。纬、蕴，二字俱从糸，必有一误也。”王国维先生的题记校对词人的姓氏谬误，如《花间集叙》作者欧阳炯。欧阳炯（896-971），益州华阳人，五代十国时后蜀词人。他事孟昶时历任翰林学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随孟昶降宋后，授为散骑常侍，工诗文，特别长于词，又善长笛，是花间派重要作家。在这篇题文中解释为，为避讳宋太宗名讳，将“炯”字追改为“炳”与“迥”。同样，还有词人薛昭蕴，在一些书中记载其名为“昭纬”，王国维从造字法维度提出“昭蕴”与“昭纬”皆是一人之名。

（二）版本源流信息

有一些序跋可以看出关于明代的《花间集》的版本源流信息。

罗振玉题明正德陆元大覆晁本：“此集杨用修游蜀昭觉寺，始得其本。”汤显祖序明万历汤评本：“正德初，杨用修游昭觉寺，寺故孟氏宣华宫故址，始得其本，行于南方。”二者皆提及杨慎昭觉寺版本。杨慎《词品》：“此集久不传，正德初予得之于昭觉僧寺，乃孟氏宣华宫故址也。后传刻于南方云。”文中未说明版本情况，一些学者分析认为昭觉寺版本有可能是宋本，但已经佚失。

温博序明万历茅刊《花间集补》：“贞叔遂会中土之音，气韵平调者什其文。出家藏建康本校焉，而属余点句。点者读，圈者句，句韵脚也。已，贞叔又属余补其未备，以足李唐一代之制。”提及“家藏建康本”即现存《花间集》最早的刻本—南宋晁谦刻本。而罗振玉题明正德陆元大覆晁本：“此本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前有欧阳炯序，前署‘武德军节度判官欧阳炯撰’，后署‘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日序’。序后为目录，首行作‘《花间集》一部十卷’，每卷首行作‘《花间集》卷第几’;次行题‘银青光禄大夫行卫尉少卿赵崇祚集’。后有‘绍兴十八年二月二日济阳晁谦之题’。”这里介绍了明苏州陆元大刻本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此本为覆南宋晁谦刻本。

明汲古阁毛晋跋：“据陈氏云：‘《花间集》十卷，自温飞卿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今逸其二，已不可考。近来坊刻，往往谬其姓氏，续其卷帙，大非赵弘基氏本来面目。余家藏宋刻，前有欧阳炯序，后有陆放翁二跋，真完璧也。隐湖毛晋识。”毛本来源较为复杂，从跋文中可以确认它来源于宋本。许多学者推断它主要来源于“鄂本”。

明张尚友本袁克文跋：“此《花间集》出自正德十卷本，盖其字句中讹误皆同。”“正德十卷本”为明代张尚友刻本，此本以正德陆元大本为底本。

三、文学意蕴

唐末五代战乱连绵数十年，在西蜀和南唐这种偏安之处诞生了五代词学。自“安史之乱”到进入五代时期，社会动荡，政权不稳，在开放包容的唐朝文化和这种分崩离析的社会背景下，五代时期的思想文化受到冲击并且逐渐解放，个体意识觉醒，人们开始关注人本身的追求。然而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闺怨相思，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令。但是在这种“反教化”“离经叛道”的思想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基础上，这种小令逐渐受到关注并居于主要地位。然而，花间词的内涵在历史进程上不断变化，从五代时期的娱乐宾客、“用助妖娆之态”到明代“有扶于风教”“牢骚不平之气，庶几稍什其一二”，在朝代更迭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下，《花间集》的娱乐性质逐渐消解，反之它的审美价值逐渐受到关注，在序跋中体现出先抑后扬的态度。例如：

余初读诗至小词，尝废卷叹曰：嗟哉！靡靡乎！岂风会之始然耶！即师涓所弗道者。已而睹范希文《苏幕遮》、司马君实《西江月》、朱晦翁《水调歌头》等篇，始知大儒故所不废。何者？众女蛾眉，芳兰杜若，骚人之意，各有托也。

温博在初读小词时，也认为其是靡靡之音，风会使然，但是在接触到大儒范仲淹、司马光、朱嘉之作，始知道大儒不废词体的原因，认为其在“众女蛾眉，芳兰杜若”之中寄托着“骚人之意”。

明代文坛复古之风盛行，明徐师曾《文体明辨》：“诗余者，古乐府之流，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盖自乐府散亡，声律乖阙，唐李白氏始作《清平调》《忆秦娥》《菩萨蛮》诸词，时因效之。厥后行卫尉少卿赵崇祚辑为《花间集》，凡五百阙，此近代倚声填词之祖也。”毛晋在汲古阁刊本跋中与徐师曾的观点相同：

近来填词家辄效柳屯田作闺帷秽媟之语，无论笔墨劝淫，应堕犁舌地狱;于纸窗竹屋间，令人掩鼻而过，不惭惶无地耶。若彼白眼骂座，臧否人物，自诧辛稼轩后身者，譬如雷大起舞，纵使极工，要非本色。张宛丘云：“幽索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始可与言词也已矣。”急梓斯集，以为倚声填词之祖。但李翰林《菩萨蛮》、《忆秦娥》及南唐二主、冯延巳诸篇，俱未选入，不无遗珠之恨云。

但毛晋跋中也有对现实的批判。他指出当时词人效仿柳永的“闺帷秽媟之语”并批判其“应堕犁舌地狱”，效仿辛弃疾“白眼骂座，臧否人物”，并肯定《花间集》对于词坛的正面价值。

另外，在明代刊刻本的序跋中也有两位对《花间集》的价值始终持赞誉态度。

一位是张师绎，提出“天下无无情之人，则无无情之诗。情之所钟正在吾辈，然非直吾辈也”。他注重词的抒情，并以抒情为评判词作的重要标准。他批判士大夫“歌九德，诵六诗，习六舞，五声、八音之和，被服其风，光辉日新，化上迁善，而不知所以然”，古人能言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而且批判佛道苦空寂灭，捐弃伦理，“其人存，其情先亡矣”，赞誉《花间集》“予今而知诗与词之有扶于风教也”。

另一位即是无瑕道人，他的《花间集》跋语则尽是溢美之辞，他自幼心怀正义却被污浊之人所累，“不复欲居人间世矣”，但是看过“一友出袖中二小书”，即杨升庵、汤海若两先生所批选《草堂诗余》《花间集》后，他“于是散发披襟，遍历吴、楚、闽、粤间，登山涉水，临风对月”，对《花间集》进行了高度评价和推崇，宣称《花间集》“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宁独在风雅乎”。

明代《花间集》刊刻本的序跋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线索，无论从理论价值还是文学艺术价值看，“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的花间词与庄重的序跋文体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序跋不仅仅是作者对《花间集》内容的批评，还蕴含了版本源流、校勘情况、作者生平等信息，能够推断其在历史车轮后世人的接受态度。

本文通过三部分浅析了明代《花间集》刊刻本的序跋，掌握了序跋作者的一些信息、《花间集》的版本源流以及序跋中包含的文学价值，得出序跋研究对《花间集》的重要性，它们的审美价值互相成就。《花间集》历经南宋以来各种版本的传播受到文人学士的广泛关注而流传至今，对后代的词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词的文学地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