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延之的《秋胡行》用典探微

《秋胡行》是颜延之可考的三首乐府诗之一，它先后被收入《文选》《乐府诗集》《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古诗苑》等典籍中，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以往论者对《秋胡行》艺术特色的评价褒贬不一，大体上还是褒多于贬，认为此诗是颜延之“别出一手”之诗。但涉及《秋胡行》的用典，先前研究者多从颜延之语言风格繁缛典雅的角度进行论述，而忽视了其用典艺术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发展中的意义。

一、《秋胡行》典故归类研究

《秋胡行》为汉乐府旧题，据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载，自曹魏至唐代共有《秋胡行》32首。颜延之的《秋胡行》虽分九章，实为一首，该诗采用连章体的形式，章章相扣，篇幅为汉魏六朝《秋胡行》乐府诗之最。

（一）典故数量及用典频率

本文研究以中华书局的《六臣注文选》为底本，经整理统计，《秋胡行》用典共有45处。笔者将该诗引用的典籍按经史子集划分为四类。其中，引用经部典籍有23处，用典频率为51.1%，为所有典源之首;引用史部典籍有6处，用典频率为13.3%;引用子部典籍有4处，用典频率为8.9%，占比最少;引用集部典籍有12处，用典频率为26.7%。对于诗歌援引典故的标准，笔者主要参考了罗积勇先生在《用典研究》中的观点，即用典是为了达到“一定的修辞目的”，“至少包括引用典故所要达到的直接功用和与此相联系的修辞效果”。以下作具体分析。

首先，在经部典籍中，《诗经》引用频率最高，共有17处，比例达到73.9%。具体包括《国风》8句，《小雅》7句，《大雅》1句，《颂》1句，如“朝日”语出《齐风·东方之日》，“有违”语出《邶风·谷风》，“行露”语出《召南·行露》，“燕居”语出《小雅·北山》，“威迟”语出《小雅·四牡》等。其余引用经部典籍共有6处，如“影响”语出《尚书》，“昧旦”语出《左传》，“舍车”语出《周易》，“终始”语出《公羊传》等。其次，《秋胡行》引用史部和子部典籍的频率相对较低，主要取自《汉书》《东观汉记》《史记》等典籍。《楚辞》几乎是该诗唯一引用的集部典籍。此外，《秋胡行》也有援引其他诗赋中的典故，比如“高凤”语出司马彪《赠山涛诗》，“嘉运”语出陆机《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诗》，“日已寒”语出宋玉《讽赋》等。

从整体的用典情况来看，《秋胡行》引用经部典籍和集部典籍的比例最高，尤其是《诗经》《楚辞》和汉魏六朝时期的诗赋;在援引《诗经》时，又以《国风》的用典频率为最高，这与其他语境下颜诗的用典偏好有所不同。作为御用文人，颜延之对不同场合语言的把握十分纯熟。今人庄亮亮、彭健《颜延之诗歌用典论》提到，颜延之在祭祀、飨宴类雅正之诗，好用《周易》《周礼》《诗经》中的宏大语词;在彰显才情的赠答类诗歌中，也常引《庄子》《国语》等史部、子部典籍之词。可见，在乐府诗等较为宽松的语境下，颜延之所用之典大多来自诗赋，通篇古朴自然，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二）用典方法及其特点

颜延之作为元嘉三大家之一，“好读书，无所不览”，博闻强记，兼具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作为“以用事为博”的高手，他在《秋胡行》中的用典方法亦多种多样。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分为：明引与暗引，单用、连用与叠用，同义式、转义式、衍义式和反义式。以下各举例分析。

1.明引与暗引

根据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的定义，明引即可清楚辨别出典源的用典方式，而暗引则是不加说明词，直接把典故组织进文中的用典方式。纵观颜延之之前的用典情况，在魏晋时期，用典的方法仍是比较完整地叙述所用之典，在引用一些比较生僻的典故时，则往往会指明出处。颜延之以前，用典方式仍以明引居多;而结合《秋胡行》的用典情况，我们会发现这一现象有所变化。

试以《秋胡行》引用频率最高的典籍《诗经》为例。颜诗17次援引《诗经》为典，却无一处直接引用原典。比如，首章“椅梧倾高凤”，语出《小雅·湛露》《大雅·卷阿》和司马彪《赠山涛诗》;第九章 “高张生绝弦”，语出扬雄《解嘲》、杨泉《物理论》和陆机《演连珠》，仅一句诗便用典三次，足见颜延之用典繁密的特色。可见，颜延之在用典方法上，逐渐摆脱了先秦至魏晋时期完整引用典故的方式，呈现出一种由显到隐的特色。

2.单用、连用与叠用

单用即一诗中仅用一个典故;连用即在诗中不同句中用典，一句一典;叠用即一句多典。由上述统计可知，《秋胡行》用典频率较高，往往一句诗引用多个典故，有不同出处。连用如第三章“嗟余怨行役，三陟穷晨暮”，前半句援引《魏风·陟岵》中的典故，以游子的口吻诉说行役之苦;后半句化用了《周南·卷耳》之典，极写其跋山涉水之艰。谌东飚先生在《颜延之研究》中提出，“三陟”当属用典中的“集锦”法，即将散见于典故中的字，集而为词，以涵盖典故的所有意义。“三陟”将《卷耳》中的“陟彼崔嵬”“陟彼高冈”和“陟彼砠矣”中的“陟”集为一词，既体现了原诗中浓烈的忧伤，又别出新意，创造出更为丰富的意境。

此外，诗中也出现了进一步提高用典频率的方法，即叠用，如第二章“燕居未及好”，语出《小雅·北山》“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和《小雅·常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谌东飚先生把这种用典的方式定义为“截取成词”，即从典故之文中截出最具代表性的词来替代整个典故的内容。颜诗以“截取成词”的方式，浓缩了原典中秋胡渴望安闲在家，与家人和乐相处的情感，又反衬出了秋胡妻无奈、哀怨、不舍的几重复杂的心理。

3.同义式、反义式、转义式、衍义式

同义式即典故部分意义与典故原义相同;反义式即用原典故而表达相反意愿;转义式即对典故本来所表示的意义加以引申;衍义即割取典故的一个枝节，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典，或以这一枝节为基础，衍生出一个不同于原义的新典来使用。第五章“倾城谁不顾”即为同义式用典，颜延之援引了《李延年歌》中的典故来烘托秋胡妻的美貌，使人联想起汉乐府《陌上桑》中的采桑女秦罗敷。罗敷刚烈，秋胡妻贞烈，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两位鲜明的女性形象遥相呼应。反义式用典如第九章“结言固终始”，语出《公羊传》和《离骚》，均表示重诺之义，这里反用其意以讽秋胡叛情，有失德行。诗歌开篇的“寒谷待鸣律”为转义式用典，以邹衍吹律之典比喻秋胡夫妇间殷切的相思之情。《秋胡行》中无明显的转义式用典。

总之，颜延之《秋胡行》中的用典方法多样，具有鲜明的特色。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用典广博，涵盖经史子集。上文提到，《秋胡行》援引典籍45余处，好用《诗经》《楚辞》和汉魏六朝诗赋。其次，用典繁密，文风典雅。《秋胡行》诗题属于《乐府诗集》中《相和歌辞》类，原为民间乐府;而颜延之的诗多有一句一典之处，使这一诗题更具文人色彩。再次，灵活应用、自出机杼。与前代诗人相比，颜延之用典方式更为灵活，往往是截取典源中关键部分加以发挥，这也使其诗歌内涵更为丰富。最后，抒情色彩浓厚、意蕴悠长。《秋胡诗》虽用典繁密，却非错彩镂金之作，诗中采用秋胡夫妇交替述说的口吻，“虽若繁衍而不流于靡丽”，令人哀叹“死者之不幸”。

二、《秋胡行》典故文化考察

从《秋胡行》的用典比例来看，颜延之在乐府诗歌中好引诗赋，故下文以诗中引用较多的经部、集部典籍作析，以期窥得时代风尚、文学潮流等对该诗的影响。

（一）《秋胡行》典故与经部典籍

据上文统计，《秋胡行》援引经部典籍的频率最高，以《诗经》为主。从用典情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采用了《诗经》中的意象，如第一章中的“高凤”语出《大雅·卷阿》，“朝日”语出《齐风·东方之日》，“金玉”语出《小雅·白驹》等，这类引用，多用来刻画人物形象，体现出秋胡妻外貌之美艳，品质之高洁。二是对《诗经》原句加以镕裁。比如，上文提及的“燕居未及好”“三陟”“日月方向除”，这类引用大多是为了拓展诗歌的叙事空间，使秋胡夫妇的别离与重逢更加具体，因而更富戏剧性。三是引用《诗经》篇目与主旨，如“行露”语出《召南·行露》。《毛诗序》以为：“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诗人以此强化了秋胡妻勇于反抗、维护女性尊严的形象。曹道衡先生曾在《论颜延之的思想和创作》中谈到，《秋胡行》虽有一些写离思之苦的句子较为感人，但诗歌的本旨却在结尾四句，因而仍是歌颂封建道德。可见他认为颜诗的主题是宣扬道德教化，规劝世风。因此，这类引用主要表明作者态度，深化诗歌主题。

此外，《秋胡行》援引的其他经部典籍也反映出了鲜明的道德教化色彩，如第九章“结言固终始”语出《周易·归妹·彖》，“归妹，人之终始也”。卦言婚嫁乃是天地间的大事，是人不断发展的关键。此处用以讽秋胡叛情，有失德行。可见，颜延之对道德教化的强调。如果进一步追溯，这与刘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颜延之（384-456），一生经历了东晋与刘宋两朝。黄水云在《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中将其生活的时代背景归纳为：权臣乱政、纲纪废弛;文武中兴，欲振乏力;内乱起时，骨肉相残。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亦云南朝宋八帝“骨肉相残”，以至“无一寿考令终者”。在这种政教衰微的社会背景下，士人试图通过宗经来宣扬儒家的道德教化，坚守内心的德性。自曹魏以来，乐府采诗之职衰微，经学教育制度亦遭到破坏，世风日下。西晋傅玄的两首《秋胡行》乐府诗中就开始重提秋胡本事，歌颂秋胡妻之高义。颜延之继承了傅诗之旨，以儒家德性规劝世风，“在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中，不失为一个正直的人”。乐府自民间采诗的功能衰微，从《秋胡行》乐府诗中，我们却能窥见那个时代的文人对规范人伦、教化的心声，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汉乐府遥远的回应。

（二）《秋胡行》典故与集部典籍

《楚辞》是《秋胡行》中主要援引的集部典籍，主要分布在诗歌的第三至九章，展现了秋胡游宦、洁妇相思、桑林相会、秋胡归家、夫妻相见、羞愤投河等诸多关键场面。在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援引《诗经》的频率要略高于《楚辞》，这与汉儒解经的风尚有一定关联。其次，根据上文所述，自先秦至魏晋诗歌中，援引典故的方式多以完整叙述为主，《诗经》多为四言句，故更易于入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援引《楚辞》在艺术效果上会逊于《诗经》。《楚辞》富有独特的浪漫主义色彩，因而使《秋胡行》风调流丽，读之悲酸动人。

诗歌第三章援引了《九思·逢尤》之典，写秋胡远游之艰辛，风餐露宿。第四章“宛转年运徂”述洁妇闺中思夫，化用了庄忌《哀时命》之典，以年运宛转流逝反衬妻子坚贞，令人动容。第六章的“凫藻驰目成”转用《九歌·少司命》之典，原义指少司命对祭祀妇女们会意的一瞥，在诗中衍生为秋胡对美妇眼波传情之意。《文选汇评·集成夹》云：“写得垂涎如画。”生动地刻画了秋胡见其妻后欢跃不已的轻浮神态。这一颇具画面感的情节也为后世小说、戏曲所继承，敷衍成了桑园会的场景。这也是颜延之《秋胡行》高于西晋故事乐府之处，以精练的典故使诗境更为生动，诚如宋征璧所云“诗中有画，不待摩诘也”。他又云：“秋胡诗曲尽其妙，叙事闲雅。”第八章洁妇诉苦，以《九歌·大司命》之典表达“离居殊年”、山河相隔的思念之苦。“惨凄岁方晏”借《九歌·山鬼》之典，既描绘了时序将晚的落寞场景，又承袭了原典中喻妇女容貌衰老之意，使人黯然神伤。第四、八两章秋胡妻闺中思夫的画面也为南朝后期王融的《秋胡行》乐府诗所继承。其第二首诗中的“佳人忽千里，空闺积思生。景落中轩坐，悠悠望城阙”，将日暮时分妻子远眺怀人的画面抒写得婉转缠绵，而秋胡妻逐渐演化成了闺中思妇的形象。由此可见，颜延之援引《楚辞》之典使《秋胡行》乐府诗中的抒情色彩更为浓烈，在情感表达上更为细腻缠绵，开南朝后期《秋胡行》文人乐府诗走向闺怨的风气之先。当然，这与南朝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密不可分。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汉魏六朝的风尚即是“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诗歌读至美妙之处，能“真泪方流”。

三、《秋胡行》用典的意义与影响

综上，颜延之《秋胡行》的用典艺术在乐府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从修辞的角度来看，尽管该诗为乐府诗题，但其用典广博，且用典方法灵活多样，呈现出了典雅的诗歌风貌。结合用典比例来看，《秋胡行》明显与颜延之其他类别的诗歌有所差异，好用诗赋之典以发情志，因而抒情色彩浓厚。从乐府诗的发展史来看，颜延之的《秋胡行》虽文辞流丽、韵律和谐，但“流宕安雅而束于时尚”，亦有“填缀求工”之弊，包含强烈的文人创作意识的介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乐府诗文人化的进程。此外，从秋胡题材文学作品发展的过程来看，秋胡夫妇作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处于不断的流动变化中，在此过程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意义。颜诗以其纯熟的用典手法，高妙的叙事技巧，使秋胡夫妇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主题更加多元化，扩大了秋胡故事在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接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