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里的东方风雅
作者: 欣欣柳玲檀,瓷器收藏家、鉴定家,1983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律专业,2007届北大资源学院陶瓷鉴定专业本科毕业,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文物鉴定方向研究生毕业。2006年曾受聘于文化部艺术评估委员会,担任科技检测委员会副主任一职。现任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副主任、中华文化促进会艺术品鉴定与评估委员会科技检测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古陶(北京)国际艺术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中古陶(北京)艺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在众多媒体上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
相比起“柳总”这个正式且令人稍有生畏的称呼,笔者更喜欢以“柳姐”称呼这位好友。相信任何与她熟识的人都能感受到她那股质朴而直接的热情和友善,赞许她亲切待人的同时又不失严谨处事的作风。她在收藏和鉴定领域的学术、技术探索之路上竭力精修,严于律己。在与业内顶级专家的探讨、合作过程中不断引入国内外先进的科技鉴定、检测方法,用一双结合现代科学和传统经验学的“慧眼”,为瓷器藏友们迷途引路,指点迷津。
笔者与柳姐是多年老友,对她在研究领域的严谨态度和所获成就深感钦佩。每当探讨学术问题和技术细节的时候,柳姐不仅能够凭借丰富的艺术、历史知识来旁征博引,更能出示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和对比参考,最终的观点通常极其令人信服。为此,笔者甚至经常开玩笑地形容她简直是落下了法学专业的职业病,每个“案件”的审判都要合情、合理、合法才行,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再次拜访老友位于北京京瑞大厦的展馆和鉴定中心,笔者倒不是为了继续与她探讨学术话题,而是希望跟读者们分享她这些年来的经验和教训,聊聊她在收藏行业的经历。说起来,和柳姐认识这么久,笔者还是第一次真正地去了解她的过去,有些事情还真是出乎意料。
并不传奇的入行之路
一位功成名就的大律师,经过打工、创业的艰辛历程后积累下一定资本,经机缘巧合逐渐接触到收藏和艺术品并从此产生兴趣,进而全身心投入到这个行业中来。想必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包括笔者本人此前也一直觉得应该是这个路数。然而,当笔者以这样的观点询问柳姐时,她不加修饰地给出了答案:“还真不是。我原本和这个行业没什么关系,实际上,当初进入这个行业也不是为了什么高尚的艺术或文化理想。”
原来,大学毕业后,法学专业的柳姐一直在中学任教,做了6年的班主任。要说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和如今的年轻人有很大差别,在择偶条件上就可见一斑。谈婚论嫁的时候,物质生活上的要求实属次要,远不如一个志同道合、有理想抱负、学历相当的善良小伙儿来得重要。就这样,柳姐与当时在电视台做记者的一名青年结为了夫妻。
来到北京,受聘于一家房地产公司,柳姐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负责各类法律文书和非诉业务。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实力,她的工作一直做得有条不紊,也为企业解决了众多法律危机。与此同时,柳姐也开始思考将来在祖国首都的立足之本。她注意到了艺术品行业的发展势头,只不过当时的考虑非常简单:“法律专业面对的都是一脑门子官司,打交道的人和企业都是有麻烦的,让人心烦。而艺术品行业放眼望去都是艺术与文化的结晶,心里多舒坦!再者,艺术品交易基本都是钱货两清,现金交易,也不存在什么账期问题。”
柳姐顿了顿,有点不好意思地继续说道:“另外,长期与艺术品和古董打交道,不仅能修身养性,而且每天都是和社会名流相聚,用现在人的话讲绝对是‘高大上’的感觉,多体面啊。”说罢,她自己先忍不住笑了出来。
就这样,带着简单、直接甚至有点天真的想法,柳姐开始更加关注古董和艺术品行业。法学专业出身的她立即意识到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于是开始拜访专家,四处求学。为了接受更加系统和专业的教育,她报考了北大资源学院陶瓷鉴定专业本科,后又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文物鉴定方向研究生班深造。
理论知识的填补还要配合鉴定经验的积累,其中很多诀窍需要经由一代代的专家和行家们总结,凭借口传心授的方式才能真正领悟。如今说来轻松,当年柳姐可是四处碰壁。老先生们见柳姐是个纯粹的门外汉,底子太差,通常也没什么耐心给她悉心讲解。毕竟,“开范儿”是个极其耗费精力的事情,何必给自己找这个麻烦呢。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柳姐的执着和努力终于打动了吕济民先生——现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吉林大学考古系兼职教授,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先生成为她的首位导师,带她进入了这个行业。此后柳姐又有缘结识了杨静荣先生,向他虚心求教,用心学习。刚开始向杨先生学习时,柳姐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岂料却被泼了一头冷水:“你学法律专业用了多少年?”杨先生一句话就噎得她无话可说,但也让她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柳姐立誓要刻苦钻研,至少要做到“外行看起来内行,内行看起来不外行”的专业水准。而接下来的日子,幸蒙杨先生倾囊相授,柳姐在瓷器鉴赏上的功力日渐提升,进步飞快,这恐怕倒是杨先生当初始料未及的了。
那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实战经验,只要一有时间,柳姐就跑到北京各处的古玩市场和集市淘宝,锻炼眼力。“我那会儿为了省点钱,方便讨价还价,经常打扮成下岗女工的摸样。要是有人问起来,我就告诉他们我背着老公玩这个,家里人都反对,出门就带了200元。”想象了一下那种场景,笔者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不过,笔者也真心佩服柳姐的用心良苦和实践精神,为了摸个市场实价,连这种方法都用上了。
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观察时机,柳姐悉心筹划着跨入这行的方案,终于在2001年迎来了一个机会。当时,我国的古董瓷器主要以经验鉴定为主,缺乏一套科学、有效、指标量化的检测手段。对于这个问题,欧美先进国家已有一定经验,但由于检测设备投资较大、操作人员专业素质要求较高,在我国尚属空白。我国多家拍卖公司、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媒体以及众多专业学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苦于资金筹措上的困难,一直没能进行尝试。
经朋友介绍,柳姐陆续结识了众多相关人员,与他们商讨了项目的可行性。对于柳姐来说,资金在手,就缺乏一个能够让她在首都北京甚至整个艺术品、古玩行业“立足”的好项目。
大家经过几次协商,一拍即合,各自以自己的资金、资源和技术入股,于2001年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在2012年由柳姐作为主要投资人,正式成立了北京中古陶艺术品鉴定技术开发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旨在研究古代瓷器的高科技鉴定技术,为长期争论不下的经验鉴定结论提供更加理性化的数据指标作为依据,提高古董鉴定的准确性。
价值数百万的设备纷纷从德国运至北京,在专家们的大力支持与参与下,开发中心对瓷器玻璃体(瓷釉)运动和衰败过程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填补了我国相关领域的空白。为了使研究成果更具权威性,在研究样本的收集上,柳姐和她的团队也是绞尽脑汁,费尽心力。除了与各大博物馆、考古站的合作外,柳姐还持续6年投资并参与了中科院主持的科技考古项目,获取一手研究资料。在此期间,又从美国进口了包括大型真空设备在内的各种器材,尽一切可能提升研发力量。
凭借大量研究成果的支撑和专家们的经验积累,“古艺术品传统鉴定与科技鉴定双轨制”方案正式成形,并在2012年10月于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了一场极为盛大的研讨会,参会人员中汇集了全国相关领域的领导、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对“双轨制”鉴定法的标准制定和实施进行了详细探讨,并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



攻克了鉴定技术的标准化难题,接下来,柳姐先后成立了中古陶(北京)国际艺术品有限公司和中古陶(北京)艺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机构,从此在古玩艺术品市场中站稳了脚跟,终于在实现理想的进程中又迈进了一步。
“您这又有专家把关,又有仪器鉴定,那可真是火眼金睛、天下无敌了。这些年来通过经营流通,应该攒下了不少好东西吧?”笔者带着崇敬和羡慕的语调向柳姐问道。
“好货确实没少捡,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天漏。不过就算这样,姐也不是没打眼的时候。”柳姐笑了笑,做了如此回答。
“啊?不会吧?这样还能打眼?”
“是啊,这和心态有关,不是仪器和专家能解决的。”
“这样啊?愿闻其详!”
从大悲大喜到荣辱不惊
正式走入了古玩、艺术品行业,柳姐的事业也开始红红火火地蓬勃发展起来。起初,藏品的货源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拍卖行和古玩市场。这些奇珍异宝经过“双轨制”鉴定后,以“古玩保真交易”的方式再销售给其他客户。偶尔也有一些藏品来自找她鉴定的藏友,鉴定过后顺便想要出手的,只要价格合适、品质过关,柳姐也都慷慨提议,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将它们收入囊中。
自从2008年申请获得文物商店资质后,文物等级的藏品也被纳入了交易、寄售的范围。当然,海外回流也是非常重要的收购渠道。早年收购的大量明、清时期古董,其中很多都是通过港台及日本等地回流的。
“收的东西多了,渠道慢慢也成熟了。平时业务部门长期有人在市场上搜索藏品,我自己也经常去市场、拍卖行掏东西。”柳姐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件藏品展示给笔者。那是一件造型古朴、花纹奇特的瓷盘,通体布满棕白相间的花纹。笔者乍眼一看以为是绞胎瓷器,经过柳姐一番解释才知道,这是件非常特殊的瓷器。
“这个是2008年在一场嘉德的拍卖会上拍来的。当时我没在场,杨静荣老师在预展上看到这件器物后立刻打电话过来。当时距离实物拍卖只有大约半小时时间,杨老师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跟我说‘在哪儿呢?赶快!跑步来!’愣是把我拽到了现场。”说罢,我们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原来,这件起拍价十几万元的瓷器是目前存世量极少、非常罕见的品种,称为“绞化妆彩”瓷。不同于“绞胎”和“绞釉”,全世界目前已知的整器只有4件,而其中2件在日本。经过杨先生的快速讲解,柳姐立刻明白这是个难得的低价,简直就同白给一样。于是她当机立断,决定下手将这件瓷盘拿下。实际上,众多国内瓷器收藏名家都盯着这件东西,竞争激烈。经过几轮举牌,柳姐最终以40多万的成交价拔得头筹,将这件稀世珍宝收入囊中。

起初,这件藏品一直展在位于东华门的中古陶总部,也参加过诸如《一锤定音》和《黄金大比拼》等电视节目,每每都能获得全场专家的高度认可和赞许。曾有不少人出价百万以上想要收购此物,都被柳姐婉言谢绝。毕竟此物实属凤毛麟角,不单单是价格问题,柳姐自己也确实不舍得出手了。就连杨老师都说:“你要不是实在困难得过不去了,别人家给点钱就卖了,这东西太难得了。”当然,杨老师所谓“给点钱”,是以500万为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