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港双城镜，时代繁花梦

电视剧《繁花》与小说太不一样了。

中国的电视观众可能从没在荧幕上看过更改幅度如此之大的改编，但这种改编方式在王家卫是早有“前科”。

1994年上映的《东邪西毒》号称改编自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但影片上映后，所有人发现电影情节与小说没有任何关系，只留金庸起的人名了。

既然讨论电视剧像不像小说已没有意义，人们只好去争论电视剧里的上海，究竟有多像1990年代的上海。以王家卫慢工出细活的严谨态度而论，剧中的上海可以说无一个地点无原型，无一件物品无来处。但不应忘记，王家卫并非是1990年代上海的亲历者，他对上海繁荣年代的精确还原本质上是一个香港移民对旧家园的想象。

王家卫5岁就离开了上海，对上海的感怀一次次在他的电影中得到抒发。这一次，王家卫把镜头转向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在他的想象中，这一时期的上海生机勃勃，龙蛇混杂，有机会也有陷阱，一如他成长的1960年代的香港。

1990年代的上海人也一如1960年代的香港人，都是不确定年代的过客。

确定性的丧失

“一切坚固的事物都烟消云散了。”1982年，美国哲学家马歇尔·伯曼以马克思的这句话为书名，写下了他讨论现代性的名著—《液态现代性》。在他看来，“现代性”的经验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这也正是王家卫想要在电视剧《繁花》中传达的体验。

确定性的丧失，首先体现在刚刚开放的资本市场上。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阿宝借了好兄弟陶陶用来结婚的6000块钱买股票，一个礼拜后亏了3000元。爷叔对懊恼不已的阿宝说：“纽约帝国大厦晓得伐？从底下跑到屋顶要一个钟头，从屋顶跳下来，只要8.8秒，这就是股票。想从股票上赚钱，先要学会输。”

股票的涨跌可以决定人的命运，有的人一步登天，有的人一贫如洗。因为深圳股市扩容，投资人A先生的资金化为乌有，坠海轻生。阿宝却在股市上赚到了第一桶金，摇身一变成为宝总，做起了外贸生意。

黄河路上饭店层层叠叠的霓虹灯，是90年代上海繁荣的象征，但这繁荣又不专属于任何人。黄河路的客人喜新厌旧，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李李接手歇业的“金凤凰”开张“至真园”，噱头做足风头出尽，黄河路上的老板娘人人眼红。附近“金美林”的老板娘卢美林处处刁难至真园，最后黯然退场的却是自家的饭店。

卢美林向李李求助遭拒，留下一句话给李李：“新店开张那天，就是你至真园走下坡路的那天。”李李虽不为所动，也不由得脊背一凉，更加坚定了要卖掉至真园的决心。

资本市场不只是将个人的财富卷入不确定的洪流，同时也动摇了人心，将不确定性注入最亲密的关系中。1978年是改革开放元年，阿宝当时的女友雪芝家里来了香港的亲戚，之后她就嫁去了香港。1987年雪芝刚刚离婚，短暂回到上海见阿宝。她说自己希望阿宝过得好，但是又怕看到阿宝过得比自己要好。

无形中，财富和地位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友情和爱情在利益面前统统都要让位。阿宝与四个女人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正是一个不确定时代人际关系的写照。

阿宝与四个女人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正是一个不确定时代人际关系的写照。

异乡人的都市

当都市丧失了确定性，在上海往来穿梭的所有人，都共享了“异乡人”的经验。王家卫的电影多聚焦于不确定时代里人与城市的关系。“异乡人”是最常出现在镜头中的形象，有人迁徙到陌生城市成为异乡人，也有人因为家乡发生剧烈变化而被迫成为异乡人。电视剧《繁花》中，这两种形象兼而有之。

李李和强总都从深圳来到上海，他们维持着异乡人的身份，把上海当作累积财富与名声的赌场。他们并不想融入上海，而想成为制定规则的人。

玲子和菱红都是从日本打工返乡的上海人，她们想要重新融入故乡而不能。玲子决定求新求变，将日本料理的精神与传统本帮菜结合，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夜东京”。菱红也受到玲子感召，放弃了半死不活的精品店，远赴北京打拼，重新做一个异乡人。

实际上，王家卫镜头下1990年代的上海，可以视作1960年代的香港的镜像。1990年代和1960年代分别是这两座城市的喧腾时代。《阿飞正传》的故事始于1960年，终于1962年，《花样年华》的故事始于1962年，终于1966年。

1958年生于上海的王家卫，5岁就随家人移居香港。60年代的香港有大批来自上海的移民，他们大多只是把这里当作临时的避难所，丝毫不改精致讲究的海派作风。王家卫一家人依然用上海话交流，母亲每天穿旗袍，喜欢搓麻将牌，看西洋片。王家卫曾说，母亲是戏痴，自己上午上学，母亲中午便接他去看戏，一天看两三场。

初来乍到的王家卫，既听不懂广东话，也不会说。兄弟姐妹仍居于上海，只能鸿雁传书。王家卫在香港孤单长大，用懵懂细腻的少年心思咀嚼1960年代香港的滋味。在夜总会工作的父亲回家就会向母子二人分享灯红酒绿里男男女女的人生和遗憾。父母聊到的舞厅女郎、船员，以及小王家卫默默观察的住隔壁出租屋的男侍、盼爱却等不到回音的新加坡华侨，全都改头换面出现在《阿飞正传》中。

承诺的分量

面对确定性的丧失，电视剧《繁花》中的角色往往诉诸回忆，反复咀嚼过去时光中的机缘巧合。从晦暗难明的当下看来，过去偶然的一次相遇都会蒙上一层命中注定的光晕。粉饰过往对于王家卫来说仿佛是宿命，这其中既蕴藏了向前看的动力，也暗含了拒绝现实的危险。

《花样年华》临近结束的字幕写道：“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耐人寻味的是，在电视剧《繁花》中，阿宝喜欢引用的普希金诗句与之恰成对照：“一切都终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都会成为美好的回忆。”前者是对1960年代香港的追怀，而后者是对1990年代上海的想象。

香港作家朗天曾经指出，王家卫电影的时空其实是被凝固了，观众所进入的只不过是极度风格化了的艺术时空，其中充塞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电视剧《繁花》用怀旧的音乐、仿90年代的场景和服装、升格的镜头营造出的上海，同样也是凝固的时空。王家卫没有将1960年代的上海放进电视剧中，但这段历史在金宇澄的小说中却占去了不小的篇幅，贯穿了阿宝、小毛、沪生等人的成长阶段。

王家卫固然架空了历史，却并未忘记历史。在他的电影中，为当下赋予意义的是过去某一时刻对未来的承诺。在《阿飞正传》中，在菲律宾的火车上临死的旭仔对刘德华饰演的香港警察说“要记住的我永远记得”；《2046》的创作则是缘起于中国政府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所作的“50年不变”的承诺。

1958年生于上海的王家卫，5岁就随家人移居香港。

承诺的母题一直延续到电视剧《繁花》中。阿宝找爷叔学做生意成为宝总，他的初衷是1987年对雪芝的承诺。他要用10年的时间证明雪芝是错的，自己会超过雪芝宣称的赚钱速度。表面上两人比的是富贵，暗地里较量的却是感情。阿宝并非真的想要用10年的时间腰缠万贯，他想用这个承诺维系与雪芝的关系。

没想到，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宝总要做的承诺越来越多。宝总向汪小姐承诺，4年后她一定能当上科长；宝总也向玲子承诺，她会当上夜东京的老板娘。世事难料，汪小姐当不成科长，反而成了宝总的竞争对手。玲子的“夜东京”也丢掉了宝总的座位。而为了信守承诺，宝总不惜与尽心尽力帮他谋划的爷叔作对，但每当承诺完成，宝总却倒像是一个多余的人。

帮助服饰公司上市是宝总最后的承诺。成功上市后，服饰公司的蔡总却勾结南国投的强总，将宝总踢出游戏。宝总变回了阿宝，旁观者或许为之惋惜，而阿宝本人却如释重负，因为他终于完成了对所有人应有的承诺，而这一过程用了7年。

“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名言，也是应对不确定未来的一种承诺。王家卫把这句承诺当作阿宝们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1994年，东方明珠电视塔落成；1997年，香港回归。从当下回首，那个不确定的1990年代仿佛已经通过历史的进程获得了自身的确定性。对于王家卫自身来说，《春光乍泄》中的身份迷惘，《2046》中的无限悲凉也都在1990年代的上海找到了答案。

但对于身处复杂当下的我们来说，不确定恐怕仍然是恒常的经验。

特约编辑姜雯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