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张力中的时代映像

“新文学”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小说仍是雄踞现代文学报刊的第一强势文体。《红豆》立足于南国，将小说作为主打品牌，并推出了一系列在全国文坛造成较大影响力的作品。以二〇二三年度所刊发的小说为例，就有《骑马去帮叔叔剪羊毛》《雨林地带》《茉莉，茉莉》《弦歌》《黑森林》《七色彩虹》《暖心密码》等被各大知名报刊转载。这不但是对作家的认可，也是对《红豆》的肯定。

诗教传统作为古典的文学基因，隐秘传承于新时代小说中。在诗意张力中表达时代关切，大抵成为《红豆》小说栏目选稿的标准。从《红豆》所刊发的作品中，我们不断体味诗意张力，感受时代脉动。审美追求与社会关怀完美结合在它们所熔铸的生命激情之中，也因此极大地拓展了刊物的影响力。

新城乡叙事及其反思现代性视角

新文化运动以来，反映城乡关系的乡土小说极为繁盛，而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呈现出新型辩证关系，从对农民工进城梦的书写，逐渐过渡到城乡等值的观念，再到追求共同富裕的城镇建设新主题上。紧扣时代主题，关注时代新变，是《红豆》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因此，新城乡叙事在《红豆》小说版块中占比颇高，刊发的小说常以城乡互动的模式，参与到新乡土中国的文化建构中去，凸显新一代农民在城乡历史变革中的精神固守与蜕变。

解永敏的《表婶》（2023年第6期）就是一篇典型契合这一时代主题的新乡土小说。女主人公表婶，跟随表叔来到山东偏远乡村陈家楼，将发家致富和新时代乡村振兴相结合，具备新人物的典型性。她原是东北某城市居民，因为意外落水，表叔恰在江边捕鱼，英雄救美，传统话本中的罗曼蒂克情节，成为了两人爱情的高光时刻。此前，他们都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创痛记忆。譬如表叔因打了村霸陈禾子一拳而不得已逃亡东北。但表叔的逃亡在闯关东热潮中显然是异类，那时东北已经失去了工业重镇的优势，而东南沿海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桥头堡。接二连三的挫败几乎是他必然的命运，而与表婶的邂逅却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此前表婶在东北的生活也不断降质，但自从回到山东农村后，却借新时代的春风一步步从个体经营户做到了服务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女干部。在象征的意义上，表婶和表叔分别代表了城市和乡村，他们是相互成就，表婶所代表的城市文明，让她能够凭借不竭的激情抵达人生的轻盈处。

然而乡村的现代化转型也面临着阻力，时代现场亦暴露出老派农民守旧利己的思想沉疴。表婶利用赵牛河自然资源开办玉兰客栈的举措，本是因城市经验而富有经济头脑的先见之明，却被村上人戏称为做派。而村霸横行，似乎让任何改变既有乡村生产方式的尝试，都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比如表婶就曾因陈禾子的骚扰，无奈将之检举到县纪委。但饶有意味的是，假公济私、欺男霸女的陈禾子，竟在受处分后洗心革面，热心于乡村建设项目，而表婶竟也不计前嫌，推荐他担任村干部。这无疑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将现实生活中的“没有”，改造为叙事中的“可能”，巧妙地以小说形式揭示新农村建设中的现实问题。对于陈禾子的拔高和对于表婶的赞美，并非有意遮蔽新农村建设中的传统负累，而是暗示出未来可能的解决途径。

王方晨的小说《纸老虎的个人史》（2023年第1期）中的王通，也是跟解永敏笔下的表叔一样的离村游子。不过相比表叔的肉身逃亡，王通对乡村的离弃更多的表现在精神层面。作者通过王通青年时期屡败屡战的求爱经历，将乡下人的城市梦娓娓道来。被人嘲笑为鼻涕虫的穷小子王通偶然因为进城参加表哥婚礼而开了眼界，常常炫耀式地在村里逛荡，有意识地以这种与众不同的姿态，赚取别人或艳羡或异样的目光。这本是好逸恶劳的二流子的姿态，却超越小农意识而向着更大的外部世界表达了急切而又暧昧的态度。对于懵懂无知又富有牺牲精神的乡村少女王凤梅来说，这显然代表着新的可能性。而王通正是以进城经历漂白了“鼻涕虫”的过去，他所取悦于未来妻子王凤梅的，正是这种二流子姿态背后所关联的城市见闻，所以这才有了他发誓要让王凤梅跟着自己过上城市幸福生活的梦想，并以此作为人生的奋斗动力。

王通的城市梦，显然根源于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观念，暗示出城优乡劣的集体无意识。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背景下，工农剪刀差的利益格局逐步强化，催生出源源不断进城的农民工大军。因此，城乡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工生存处境，一度成为小说的叙事热点，现实语境中的城乡书写也转换为一种写作伦理。王通不仅仅将城市见闻作为恋爱工具，更切实地建立了“只有脱离农村，去往城市，才能享福”的观念，且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他从庄稼人摇身一变为纤维厂的业务销售员，后来因为城市的扩张，他倾力在城乡接合部购买的一块地皮升格为商业区的黄金地带。缥缈的城市梦化为现实，王通似乎成了货真价实的城里人。

然而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却限制了他的格局。王通终究对于乡下人的身份心怀鄙夷，他刻意模仿成功人士的样板，视大众消费文化中关于老板的神话建构为新的理想目标，可最终还是回到温饱思淫欲的传统沉渣之中，放纵自我的生理欲望，背弃了最初给予老婆王凤梅的幸福承诺。并且这个刚刚完成身份蜕变的二流子，竟鬼使神差地又向往起农村的生活了，时不时地穿上老北京布鞋往村道里转悠几圈。为了证明自己城里人的身份，他开始热衷于在乡土世界里寻求优越感。

王通也一度尝试承包纤维厂带领乡民致富，试图借助新的成就开拓新的人生意义，不曾想却碰了一鼻子灰。无论在资本还是在权力面前，王通这个自以为在乡村里混出人样的成功人士根本就不堪一击。他的城市梦仅局限于个人主义的成功学，与这种成功学相伴而来的，则是失败的焦虑。所以经历一连串情感上、家庭上、事业上的瓶颈期后，王通禁不住感叹，自己看起来混得人模狗样了，但实质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罢了。

与此相比，王太贵的《老于家的鱼》（2023年第6期）采用历史化视角，聚焦对乡村沉苛的批判。大别山腹地的于德家依靠红旗山的溪流发展传统古法造纸和人工养鱼产业，一跃成为村庄内数一数二的富人。这引起了村民们的眼红，结果于德家的女儿于苗苗跟人在城里公园拍了张照片，就让村内流言四起。于苗苗被传成了放荡女子，连带着曾经风光的于德家也成为红旗山村民的排挤对象。一场暴雨让溪水漫过鱼塘，将于德家养的鱼儿冲到山间四野，红旗山的一半人家都有了鱼吃。于德的妻子金灿枝挨家挨户去找鱼，却被村人嘲讽“人都管不住，还管鱼”。这其中批判的锋芒无疑是尖锐的，即便是当下也不无现实的针对性。十年后从城市回归乡村的于苗苗重振家中的传统作坊工艺，并以红旗山渔业合作社的形式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了契机。

异质性及其混杂的审美空间

如火如荼的新南方叙事及其所强调的异质性，似乎给二〇二三年度《红豆》小说栏目提供了某种方法论的启示。《红豆》虽立足于南国，但其小说的叙述视野，却颇为重视中心和边缘的互动，显现审美世界的多重异质性。异质性、陌生化、异国情调，一直是能够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现代小说虽开拓了多样的写作样式和表现形式，但异质与多元依旧是审美世界的精神路标，帮助我们触摸人文气息，感受现实与虚构交杂而生的艺术魅力。像《骑马去帮叔叔剪羊毛》中的游牧生活，《雨林地带》中的雨林竜族部落，《七色彩虹》中的海洋岛民事迹，就不仅重构了不同时期的城乡图景，而且再现了别样的风物人情。

索南才让的《骑马去帮叔叔剪羊毛》（2023年第2期）是一部带有温情色彩的游牧小说。现代社会生活是被普遍祛魅的，但传统的边塞审美却在读者的想象空间中保留对于游牧生活的幻象。相比阅读而来的文本性态度，索南才让拥有着切身的游牧经历，但饶有意味的是，他对于一位坚守牧民传统信仰的叔叔的表现，却是借助了一个俄罗斯的文本。他将叔叔比喻为游牧世界的金蔷薇，叔叔的一生似乎都在从时间中筛选有意义的微尘。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经典著作《金蔷薇》，故事的结局非常悲惨，金蔷薇并没有送出，但沙梅默默的付出，却被一个穷困潦倒的文学家，经由首饰匠的讲述而记录下来，并借翻译的功劳旅行到索南才让的小说里。

这无疑是一次奇幻的文本旅行。索南才让小说中的“叔叔”，是一个典型的草原牧民，与清洁工沙梅身上洗不掉的鼠骚味类似，叔叔的身上总带着“青草味、羊膻味、马汗味”。小说中的“我”，作为城市归来的读书人，在他们之间寻到了某种关联性。在《金蔷薇》中，沙梅被当作叙述视点，他对于往事的回忆，内心的坚守与失落，以及为执念锻造金蔷薇的行为，都在沉郁而苍凉的叙述中被完整地呈现出来。但在索南才让那里，“我”却骑马归来了，有关叔叔的一切，都经由“我”的回忆和观察详尽地呈现出来。视点的转移呈现多重意味：一方面叔叔像金蔷薇一般的付出，在“我”这里得到了回应。这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叔叔人生的现实悲剧性；另一方面，借城市归来游子的眼光审视传统草原牧民遭受现代化冲击的种种固执和坚守。叔叔品质的可贵和现实的尴尬交织在一起，原本被消减的悲剧性又重新聚拢了起来。在文本的旅行中，悖论的安排就实现了增值的效果：不但让“骑马去帮叔叔剪羊毛”的我，享受“修复创伤，精神疗愈”的过程，更主要的是让我们明白真正珍贵的东西，正是漫长时光中未曾消磨掉的微尘。而在剧烈的现代转型中仍保留对游牧传统的热爱，就是把闪着金屑的“微尘”收集起来，努力治愈身边的每一个人。

二十一世纪以来，在众多新乡土叙事中，乡村变成了都市病的疗愈场所。譬如尹翔学的《雪姨》（2023年第1期），就以农村老人“进城—返乡”的结构，让城市变成失眠症的制造者，而乡村接近自然的生活则成了恢复身心健康的补给站。此外，收录在《北美华人作品小辑》中应帆的《在艾索普斯湾的历险》（2023年第4期），借一家人的森林历险之旅抒发对都市生活的反省，似乎想象中的生离死别帮助黛珊治愈了爱情冷漠症。

对于异质性的追求，也在于城市和乡村的辩证。但小说的视野，却从传统的乡村世界拓展到原始洪荒地带，借由奇幻想象凸显其与现代文明的距离，并在二者的对峙和交互中，强调粗犷、野蛮、蒙昧的文明形态之于现代的价值和意义。李司平的《雨林地带》（2023年第8期）就是这样一部带有魔幻色彩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一处与世隔绝的热带雨林里，竜族就是生活在这里的猎人部落。他们似乎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也不懂得战争、瘟疫、暴乱、灾祸，所关心的只有族群的生存及繁衍，并通过不断的迁徙寻觅真正的归处。在这片分割原始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雨林里，他们利用鬼神占卜决定迁徙的时间地点。从这神秘设定中不难看出，作者既有着丰沛的想象力，但也不免作笔墨游戏。譬如被赋予神力的鬼父原本是给竜族数千年的迁徙指引方向的，但叙述者却指出：“因指路所需，一代又一代的鬼父皆是一条腿粗另一条腿细的瘸子”，结果在没有罗盘等现代装置的情况下，经由这样的指引，他们只能不停地在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里打转。那么迁徙的动力何在呢？原来是他们一代代人都认为自己“是被遗弃在莽莽丛林中的孩子，迁徙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家园”，而这时鬼父又不容置疑地说：“他们从雪山脚下水的发源处来，要去寻找一条叫‘黄’的河流。”所以一切貌似奇幻的想象其实都是建立在庸常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的，但这却为此后日军的入侵而让竜族人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观念埋下了伏笔。

这篇貌似面向原始部落的奇幻小说，所契合的却是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竜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不过是迷失在莽莽丛林中的“孩子”，因为抗日战争的契机，而和位于丛林边缘地带的土司家族联手，一起重建了民族、国家观念。相对于这种朝向遥远洪荒的丛林书写，另一种向着历史的开掘，也让《红豆》二〇二三年度的小说拓展了异质性的空间。譬如史玥琦的《花园特工》（2023年第8期）和张品成的《红盐》（2023年第5期），就穿梭于宏大历史的缝隙，重建隐秘的精神图景。这两部小说都是以红色特工为表现对象，但它们却在谍战叙事之外，发掘了两种不同的文本性记忆。其一是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崇拜，其二是利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于英雄话语的解构，而突出谍战故事的传奇色彩。如果仅仅凸显这两种文本性记忆的一个侧面，都会制约我们对于真实性的期待，并影响到其中的观念表达。所以游离于大小历史之间，既注重宏大历史叙述的革命正义，又深入人性的幽微之处，才能够充分激发异质性的审美期待。

房永明的《七色彩虹》（2023年第7期）通过重述传奇的革命历史，建构出异质性的审美空间。小说中的陈光新无疑是海岛革命的引路人，是红色经典叙事中屡见不鲜的英雄形象。他深入群众，成立农会，开展减租运动，发动广场式的革命宣传。而海盗符震岳形同梁山好汉，被逼上“梁山”却抱持侠义精神，深受革命感召加入农军队伍。书卷气的革命启蒙者与草莽英雄搭配，正是红色经典中常见的叙事惯例。而最为重要的是，房永明增加了余船生的视点。像他这么一个在潮水海风中长大的疍家孩子，在搭载陈光新前往观阳岛的过程中虽接受了革命的启迪，但根本上无法摆脱妈祖文化的浸染，所以当陈光新出海联络红军时，余船生特意在船头钉了两枚沾上灵性的小铜钱。这一来自渔民信仰的铜钱之眼，反倒给革命历史叙述增强了审美的诱惑力。革命必胜的历史信念得到审美化的坚守，而“七色彩虹”照拂下的理想彼岸，也因此脱离超凡入圣的高调，具有了人间的烟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