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的艺术之灵与命运的文学人类学

杨知寒的短篇小说《转盘》，令人困惑也令人着迷。叙述者对数字似乎有着难以掩饰的某种癖好甚或某种执念。

——老侃、“我”和小哑巴，医院封闭时空里的三个主要人物，冲突碰撞出故事情节的开放与闭合。

——中年男子老侃、“我”、青年男子小哑巴和母亲般的女人大山构成相辅相成又各自独立的三种角色类型。

——母亲、“我”和恋人佳佳是三位难舍难分的亲人。

——“我”和老侃这两个嗜赌如命的中年男人在赌场里与表征金钱的数字大概最亲近也最恐惧。他们约定一生中最后的一赌，下注三万六千元。

返观小说起笔之处：“屋不大，三张单人床并排靠墙放，躺着三个男人，年龄呈等差数列，我居中。性格平易程度也呈等差数列，我还居中。”以及紧随着的如下叙述：“医院规定我们白天看电视的时间。白天的时段界定又是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下午三点一过，外头街道上还没走出下班的人群，这里的一天已从日历上撕下。”

这一切，似乎都显示着这篇小说的叙事游戏是从数字开始的，神秘数字“三”的时时出现显得分外醒目。无论是人物角色的设置、情节结构的编织，还是叙事肌理细微之处的笔墨留痕，皆可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数字的艺术始终在场。“三”这个终极之数、无限大之数的古典哲学内涵和丰富文化意蕴暂且不说，单是“三”字与文学艺术的奇妙关联就颇耐人寻味。“对影成三人”是因“三”才形成了充满禅意的心灵化境和诗歌意境；“三个女人一台戏”是用艺术譬喻凡俗人生中的交互性生活经验；“三天三夜”则是高频率出现在传统民间故事、少数民族歌曲中的奇特意象，形容许许多多日夜的累积绵延……如此推演探究下去，或许能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即对文学艺术的叙述需要来说，“三”是造型之数。

短篇小说《转盘》中，“三”具有明显的叙事功能，它积极参与形塑了小说的叙事方式，也为阅读者带来独特的审美感受。倘若小说的主人公不是暂时困守在一个病室试药、卖血赚钱的三个男子，而是四个五个或者其他数量之人，故事的讲法必然要做出很大的调整。恰是因为老侃、“我”和小哑巴这样三个人，在叙述关系上的搭配组合才表现为“1+1+1=3”或“2+1=3”。这样的叙述方式既灵活又有秩序感，不至于把故事讲得零碎纷杂，尤其是在短篇小说的篇幅限制下。在《数字人类学》的作者托马斯·克伦普看来，特定的形式在一种文化中会产生出共同的神秘期待和因相同形式而连接的共同记忆。无疑数字及其参与形塑的抒情方式、叙事方式都是克伦普所谓的“特定的形式”。对小说阅读者而言，数字的审美价值便由对艺术形式的审美期待和共同记忆生成。

“三”在小说的讲述中十分活跃，发挥着醒目的艺术功效，令人慨叹作者对数字的独具慧眼和神机妙算。比如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共同构成了三个功能性人物即三个角色，角色之间的关系发展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基本是同步同构的。而且随着文本的延展，人物角色的设计使叙事游戏变得越来越有趣，故事内蕴也越来越意味深长。除了老侃，“我”（角色1.1）+小哑巴（角色1.2）+女看护大山（角色1.3）构成了三个角色组合，还有母亲（角色2.1）+“我”（角色2.2）+恋人佳佳（角色2.3）构成了另外三个角色组合。这两组不同的人物角色，在关系模式上异中有同，相互补充映衬，对故事情节的展开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其中，角色1.3女看护大山和角色2.1母亲都承担着庇护者、教育者的相似功能。从这一角度看，小哑巴和“我”也都具有了成长主人公的深层意涵，《转盘》的故事核或可提取为一个未完成的、主人公未能抵达远方的成长故事，也是命运的故事。

实际上，小说人物塑造与角色设计之间并非简单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如果不能将人物依循叙事目的充分角色化，对短篇小说而言，很难实现纸短情长且事半功倍的艺术张力。反之，只有巧妙地进行人物的功能造型，使人物在角色化的过程中被赋予多重功能，让每一个人物参与进其他人物的命运之中，才可以共同推动情节的发展，而不是仅仅成为主人公光环笼罩下的影子人物，或者如提线木偶般的僵硬存在，甚或只是符号化的模糊面孔。这确实考验着作者灵思巧构的才华与能力。

《转盘》中的数字还喻指着命运的神秘节奏和频率，由此折射出人生哲学的意义内涵。“我”的母亲说过：“生命是个转盘，我们每个人都在无意识中被选中，和其他转盘意外地取得连结，成为这一世的亲人和朋友。”转盘与转盘的意外连结意味着各种可能性和假定性，从数字呈现角度看便是概率，有着游戏的一般特性。小说的结局这样写道：“我眼前都是花花绿绿的轮盘，是命运，也是数字，总之都有人操纵。”命运轮盘或曰转盘作为母亲对主人公“我”的人生经验输送，直接触发了“我”对命运困局的苦苦求解，开启了“我”的生命领悟。“我”每晚说的梦话是“转盘”，是恋人的名字。转盘似乎演变为“我”理解认知世界与自我、他人与自我、自我与自我等三重关系的一把钥匙，是求证命运问题的一个解。“我”对命运转盘的认知逐渐达到了貌似透辟明晰却又有着明显限度的结论：“母亲是命里带的，轮盘已经定格；爱人则是命里游的，可以再换个远方。”一个是必然的宿命，一个是偶然的不确定性。轮盘赌算概率以如此二元对立的方式在“我”的问题里呈现。这样的自我求解似乎不能帮助“我”走出深陷赌局无力自拔的命运困境，不得不令人深深叹息。

小说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命运转盘在人性幽暗之处遭遇的必然情境。“我”和老侃，两个因赌博成瘾而不得不卖血、试药的中年男人，决心要进行人生的最后一赌。他们下赌注时，一个牵挂儿子的未来，一个揪心恋人的去留。心有亏欠，情债难还，代表着几乎所有赌博者的真实心理和情感状态。最后一赌的赌注押的竟然是小哑巴的笔记本上是否写了同居一室的他俩。这样的赌注实实在在暴露了两个赌徒偷窥的可笑与矫情。讽喻意味十足的是，小哑巴确实写了他们，而且整个笔记本从头到尾写的都是他俩。他们是两个以高度紧张感的面目存在于小哑巴笔记本里的男人。当“我”无望而焦灼地向命运转盘求解时，殊不知“我”不过是小哑巴笔下那个每晚神经质般重复同样梦话的做梦者。

小说叙事机智诙谐，以高度集中的故事情节让三个男人演了一台戏。一方面，人性当中的种种幽暗之处化成推动情节戏剧化陡转的叙事动力：投机性、不可靠、自私贪婪、恃强凌弱……这些无法回避的人性弱点让小说中的男人们扮演了相应的丑陋角色。而另一方面，小说并未单向度地进行人性图解或者角色锁码，而是不断呈现“我”和“老侃”这两个赌徒内心的柔软之处，反复书写他们拥有的情感挂牵。吊诡的是，无限思念眷念的儿子、恋人却成为他们无法控制欲望诱惑冒险下注的最大理由，成为冠冕堂皇自欺欺人的绝佳借口，这必然会使他们再次遭遇堕落沉沦的危机。

相比两个赌徒鲜明饱满的形象，小哑巴的角色内涵显得弱了一些，但也不失可圈可点之处。小哑巴和女看护大山之间的角色关系，可以大致比照“我”与母亲之间的角色关系。小说做了让人物跳出刻板化角色预设的努力。小哑巴在被毒打勒索的危难时刻断然拒绝了大山意欲施予的母亲般的帮助和关怀。冒着危险孤身闯入病室寻找社会素材的小哑巴，从沉默羸弱变成坚强倔强。他选择了和两个中年男人之间进行一次独立的有尊严的人格较量，哪怕是被毒打被勒索，也不寻求外援。小说最后，小哑巴始终没有放弃观察者、写作者的角色执念，他仍然想了解探询老侃“怎么落得这一步”。小哑巴无疑也是命运转盘的求解者。

《转盘》以文学的独有方式对不可抗拒、不可预知的命运做了切近人性人心人情的独到诠释。文学人类学主要以个体的人为主体求证了人的存在价值，如果还可搭建起更多审美空间的话，或可将“人”的生活情态、生存样态与“物”的生命质态联结在一起，大大拓展了观照视野和叙述半径。

【作者简介】顾广梅，女，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学术兼职有山东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少数民族文学签约理论评论家，山东省第二、第三届签约评论家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学、少数民族文学。已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论文多篇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学习强国平台等全文转载或观点摘编。出版学术专著两部，编著两部，参编教材八部，主持省部级项目三项，参与国家、省部级重点社科项目多项。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东省“泰山文艺奖”等奖项。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