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一

久负盛名的《红豆》杂志，在二〇二三年第八期推出九〇后、〇〇后作品专号，这在期刊界是较为少见的。现略谈一下本期的阅读感受。

李司平的中篇小说《雨林地带》是一部充满了地域特色和魔幻色彩的作品。作者将竜族的故事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之下，探讨了部族历史在面对世界变革时期的走向问题，再现了少数民族部落在面对侵略时的忍受力和反抗精神。在对竜族的书写中，地域性的人文地理与竜族特有的“巫”的神秘色彩的交融，形成了一种极具辨识度和异质性的文本空间。竜族部落和洛达镇被迫卷入战争，以帕竜和洛达土司为代表的核心人物如何面对战争，以及双方在战争中的表现，成为作者叙述的重点所在。

雨林是一处充满了魔力的存在，它散发出阴郁、封闭的气质。在潮湿、绵密的丛林中，时间的界限被抹掉了，“没有时间，没有昼夜”“没有太阳和月亮”，竜族的部落生活在一种原始的、封闭的时空之中。同时，雨林也是隔绝的场所，那里人迹罕至。雨林肆无忌惮地生长，绵延没有尽头。对于雨林来说，人不过是“两脚兽类”，黑熊才是王者，它硕大的体形和制造的声响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耐人寻味的话题，捕猎、对抗、决斗，血腥与暴力在雨林中上演，在时空的轮转中令人惊心动魄。

在竜族松散的社会组织形态中，鬼父具备着至关重要的功能：一方面鬼父能联系巫界，巫师的身份令鬼父平添了一份神秘感，他类似拥有超验能力的先知；另一方面世俗生活中的鬼父是神圣的、庄严的族内领袖，他是权威、秩序的化身，法衣、蟒皮、虎牙、虎杖等是其身份的表征，鬼父给竜人指明了迁徙的方向。饶有意味的是，在生理特征上，每一代的鬼父都是“一条腿粗另一条腿细的瘸子”。也就是说，集先知和智者于一身的“神、人”共存的完美品格被瓦解了，鬼父在“指路”之时陷入了被担架束缚的悖论之中。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洛达土司与鬼父相见之时，道出了鬼父世俗生活中的名字——“司平”，作者对鬼父形象的喜爱可见一斑。与鬼父身份中强调“巫”或“天”的属性相对应，帕竜也是竜人部落中的重要领导者，他与鬼父共同“构建和维护竜人部族的内在秩序”，帕竜拥有纯正的龙的血统，龙赋予了帕竜的身份的合法性，帕竜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建立在竜人对龙的想象基础之上的。龙是人类想象的结果，在小说中，龙与原始的崇拜有关，它演化成一棵巨大的树，龙树的威严和肃穆承载了竜人渴求庇护的心理诉求。自然，对龙树或龙的崇拜演变成对自然的敬畏，帕竜作为竜人头领的权威性存在于竜人对自然的崇拜之中，祭龙树也是帕竜在小说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事关自身地位的合法性。

在竜人部落的对外交流中，铁器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铁器搅乱了族人平静的生活。在腻落江北岸的洛达小镇，竜人通过与马帮进行贸易，获取了少量的铁器。对于竜人来说，外来者的到来意味着厄运，他们习惯了与世隔绝，排外是这个族群的秉性。“默商”的贸易方式让竜人保持了自身固有的神秘感，也折射出竜人排外的心理防御机制。竜人对外来者根深蒂固的抵制和恐惧，随着年轻帕竜的成长，也逐渐变得不再坚不可摧了。当帕竜放下指向马帮的利箭之时，其内心柔软和善良的一面得以呈现出来。这是耐人寻味的一笔，它意味着竜族部落从故步自封走向了开放和包容，一个崭新的琳琅满目的世界来临了。对年轻的帕竜而言，集市上的人群除了带来视觉上的拥挤感之外，人们的穿着和洛达镇上宏伟的建筑同样令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族人的反复催促才让帕竜踏上归途。在离开之际，洛达镇的少女给帕竜开启了另一扇大门，他内心压抑的欲望被彻底点燃了。显而易见，年轻的帕竜对外部世界拥抱的态度与竜族自古立下的族规是背道而驰的。在回去的路上，帕竜遭到了族人的一致声讨便是明证。族人认为帕竜丢了魂，帕竜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他身份的合法性遭到了族人的怀疑，只因他没有“祭龙树”。而面对鬼父的询问，帕竜以路遇大蟒蛇为由编造晚归的理由。在鬼父的心中，一直想帮助年轻的帕竜树立权威。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梦”是破译人物内心世界的密钥：鬼父的梦中是深不见底的黑洞，那些从未见过的鬼神依次登场，为了维护权威的血腥杀戮，族规的森严制造了梦的严肃性；对于年轻的帕竜来说，梦中出现的是洛达镇新奇的事物，是对少女鲜活生命力的礼赞，是美好事物对人的唤醒。鬼父的梦有着旧秩序枷锁的沉疴，帕竜的梦充满了对新事物和新生活的呼唤。

当帕竜带着阿甲再次下山时，阿甲可能会成为祭品。两个寻梦的少年被佳桑少爷的土司护卫队追赶，阿甲差点献出新鲜的头颅。在帕竜再次前往洛达镇的途中，枪和火器取代了铁器，新的时代和冲击力即将到来。围绕着鬼父主导的祭龙仪式，绝望哭泣的阿甲、为阿甲求情的帕竜、无动于衷的鬼父、心甘情愿一心想替儿子死去的母亲……各自的态度反映出人物不同的心理特征。唯有献出性命才能成全鬼父的祭龙仪式，从而树立起帕竜所谓的权威。心地善良的帕竜，以两颗外来者的人头换取了阿甲及其母亲的性命。

“矮豺狗”的出现，意味着这篇小说从边地的民间野人轶事转向了战争。“时间”的概念被作者反复强调，一九四三年，对于竜人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混沌的、模糊的时间观念奔向战争视域下的“世界性时间”。竜族，从一个地域性的民族被纳入世界的版图，一个封闭的、原始的民族突然被注入了世界性的意义。站在竜人的角度来看，在对战争起源的描述中，偶然性是重要的因素。帕竜为了让阿甲一家人免遭性命之忧，以日本人杀戮后俘虏的头颅祭龙，这种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方式充满了不确定性。战争来临，帕竜以“旁观者”的身份目睹了七八个衣衫褴褛的中国军人与日军之间的战斗，洛达镇人的支援令日军感到愕然。帕竜对战争的叙述明显带有“猎人”的思维，日军精妙的战术让帕竜认为他们是优秀的猎手。此时此刻，帕竜遵循的还是竜人的逻辑思维，他对日军的立场和态度是在目睹残酷的现实后发生转变的。

当日军虐杀负责掩护的两名中国军人时，“旁观者”帕竜的内心承受了巨大的煎熬。日军的施暴和折磨、魔鬼般的笑声一直萦绕在帕竜的心头，“取出冒着热气的肝脏以及还在跳动的心脏”“砍下他们的头颅”……战争的丛林法则从来不会失效，人对他者的屠戮就在一瞬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因为消灭对方的肉体是战争的首要任务，正义与否已被暂时搁置了。日军来到竜山是迟早的事，以“旁观者”身份观察战争的帕竜最终还是深陷其中。当日军前来搜寻撤退的中国军人时，帕竜的表现让人惊讶，他以手中的大刀屠杀了日军，表现出了男性的阳刚之力，生命的质感和血性在帕竜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日军到达洛达镇后，洛达土司及其子民还认为只不过是更换了新的统治者，他们并没有认清日军恶魔般的残暴。被屠戮与烧杀抢掠唤醒的王家人、朗家当家的等一批具有反抗意识的民众，他们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血肉之躯，在面对侵略者的暴行时毫不退却。与洛达土司的妥协相对，他的儿子佳桑少爷被民众塑造成为一个反抗侵略的英雄符号，朗家当家的赴死之时大喊“让佳桑少爷为我报仇”的壮举让这个符号变得更加坚固而崇高。后来，日军押解着洛达土司二人前往竜山，只为引出游击队。在中毒之际，洛达土司发现了儿子佳桑的头颅，佳桑死在日军的刀下，他的头颅是帕竜捡回来的。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除了直接将人屠杀，他们还分尸食肉，他们将杀戮当作游戏，“听收音机”“拉蛤蟆弓”“挖耳屎”……各种刺激与新奇的屠戮方式层出不穷，兽性在战争机制的运转之下被彻底释放了出来。日军犯下的种种罪行，给洛达镇的民众造成了肉体和心灵上难以磨灭的戕害。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竜人与日军的决斗是悲壮的一笔，帕竜从前几次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和组织者。日军的暴力行径挤压了竜人的生存空间，剩下的都交给了战争。密林之中，日军将杀死的竜人的头颅当作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点燃了竜人内心仇恨的火焰，竜人拿起了武器进行殊死一搏。老吉达单枪匹马袭击日军，以一己之力杀死三名日军，打破了日军战无不胜的神话。帕竜也用洛达土司送给自己的手枪，杀死了日军军官千户犬养。在洛达镇的上空，流传着佳桑少爷游击队回来的佳话，民众的反抗意识被激活了。

从小说的文体资源来看，《雨林地带》将地方野史、民间传说、边地的自然景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材料融为一炉，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魔幻现实品格。正如作者所言：“植根于云南的山川河流，在这片野性与神性共同生长发育的土地上，我越来越觉得某种充满异质感的人文精神与我如影随形，文学的气息朝我扑面而来。”“异质感”与“人文精神”是这部作品的关键词，在《雨林地带》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颖别致的自然景观，领略到了一种以竜族、土司、汉族交融的大人文精神。他们为了种族的生存和延续，胸中怀有大爱，选择了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哪怕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辞。

二

在这一期的作品中，史玥琦的短篇小说《花园特工》也是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它与《雨林地带》最大的区别在于书写战争的策略上，《雨林地带》聚焦的是战争状态下竜族部落的生存命运，《花园特工》是以一种追忆的视角来再现战争后个体历史或曰家族历史，日常生活的传奇化是其重要的路径。在《花园特工》中，英雄形象的建构是以抗联后代的视角呈现的，对英雄的观察、与英雄的对话、英雄自身的追忆等，共同构成了对战争的叙事。不难看出，《花园特工》的战争是一种完成时的战争，一种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的记忆，一种经历过时间淘洗后的碎片。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战争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记忆是有偏差的，人的叙述也是带有一定立场的。从叙事形态上来看，《花园特工》中的战争书写多与日常生活相关联，它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那种宏大的、血腥的、暴力的战争场面，战争史演化成战争的影响史，战争对个体后来生活的影响才是小说叙事的落脚点。

《花园特工》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起笔的。“我”从关内出发来到英雄的面前，对周遭自然环境的观察作了描述。“我”从护工小许手中接过轮椅上的英雄，将英雄推向南边的正门。旧地重游让人增添了些许的感慨，在与英雄的交谈中，穿插了不少对于景点的介绍。这些充满历史感的旧物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时间的深处，也诱发了英雄对历史的追忆。英雄对博物馆的兴趣不浓，经过交流，胜利公园新扩的人工湖成为新的目的地。在油漆味刺鼻的湖边，英雄说出了这湖以前叫儿玉公园，并吐露出汪精卫当年访问时吃的寿司、喝的烧酒，那是一九四二年。“我”去买了一瓶真露酒，老人抿一口后开始了讲述。在英雄的口中，战争史变成了父辈的个人史，英雄的父亲是伪满帝宫的瓦工队队长，与抗联地下同志有接触。英雄道出了自己跟随两个叔叔贩卖粮油的经历，以及在寺内主管刘太监手下讨生活的日子。当民间的野生人物与宫廷生活相碰撞之时，宫廷秘史就走向了民间，在众人的口中得以传播开来。在小说中，英雄对历史的叙事呈现出一种破碎的形态，它时而交缠着父辈的生存经验，时而与宫廷的秘闻缠绕，时而与江辽饼店的情报有关，历史和战争演变的主线被淡化了，个体对历史的建构是分散的、不稳定的偶然事件。《花园特工》看似是写战争和历史，实则写的是个体在战争状态下的记忆碎片。这些碎片以一个八十六岁老人的回忆来呈现，历史湮没在个体的陈述之中。我们既无法考证真伪，也无法断定其细节的可靠性，历史的多样性存在于叙述者的还原之中。

从叙事视角上看，《花园特工》也并非自始至终采取稳定的“我”的视角。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我”指代的是英雄背后的影子，随着英雄讲述的敞开，“我”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英雄自己，英雄的讲述欲望明显超过了影子。当然，第一人称“我”的使用更容易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但“我”的角色的切换，更容易让读者产生记忆的偏差，“我”指向的究竟是旁观者和聆听者，还是故事的讲述者？“我”的角色在这部小说中摇摆不定。这也是该小说在叙述中存在的问题，叙事视角的来回切换，破坏了小说叙事结构的稳定性，也令这篇小说在重构历史真实性的效果上打了折扣。

此外，本期《小说长廊》中的其他的几篇小说也各有特点。陈梓的短篇小说《捡绣球的人》、林檎的《金牌育儿嫂》、苏美霖的微篇小说《鸭蛋男孩》《飘带》、严奇的微篇小说《华容道》都是以人物性格发展为表现对象的作品，《捡绣球的人》《鸭蛋男孩》《飘带》将故事的背景放在了少年时代，塑造了易小天、小石头等人物形象，《金牌育儿嫂》则展示了认真学习育儿经验的宋妈的形象，《华容道》则刻画了物业管理员华大叔的形象。这些作品都遵循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原则，注重人物的对话和心理描写，在形式上较为中规中矩，过于求稳，情节的推进上也缺乏起伏，没有给读者带来新的阅读体验。这些作品留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唯有在题材上深入挖掘，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同时试图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进行一定的探索，才有可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三

本期《散文空间》所发作品以现实题材为主，它们依托的大多是日常生活经验，将现实经历、童年记忆、生活感悟或生命经验进行了转换，在书写对象上主要是自身以及亲人，在形态上主要呈现的还是当下的经验，这与前文论述的战争题材小说（《雨林地带》《花园特工》）处理的相对遥远的历史经验有着明显的艺术分野。

葛小明的《脱尘记》是一篇较为别致的散文。理发是一件私密的事情，作者以三家理发店为主线，细致地呈现了理发者与理发师微观的心理变化。理发店为作者提供了一处观察生活的场所，那些发生在理发店的故事、故事中人的生活状态才是作者的兴趣所在。从叙述视角上看，作者采用了第二人称“你”的角度来行文，这是一种有难度的叙事尝试。首先，“你”的视角决定了与故事的距离感，相比如第一人称“我”带来的亲切感，“你”的大量运用容易让读者的直观感受是在对话，加大了叙事的难度；其次，第二人称的叙事必然也融入了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也就是说，“你”背后是有一种潜在的叙事立场的，如何将这种立场隐藏起来，做到不露痕迹，也是一个难题。《脱尘记》写了理发的环境，人对环境的打量和适应，是每个理发者不可或缺的一环，理发者的信任感或安全感就是在环境中产生的。理发者与理发师之间的互动也必不可少，对话能拉近二者之间的距离，理发“是刀与毛发的接触，是温水与思想的交换，是陌生男人与陌生男人的敞开心扉，是提起刀人人落发、拉下水各个低头，是去烦恼丝，是脱尘，是放下与五蕴皆空”，这是耐人寻味的感悟。头发与刀、与水的接触被作者哲思化和功能化了。在与陌生人的交流中，理发者对理发师的顺从，最终达到的是脱尘、忘记烦恼的空的境界，理发的意义被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