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冠宇:偏执者游戏
作者: 凌川儿即便参加区域性较低级别赛事,每年入场券上的开支也动辄数百万元。
2004年,第一届F1中国大奖赛走入上海。在赛场的K看台24号座位,坐着年仅5岁的周冠宇。
如今,整整二十个年头过去,即将25岁的周冠宇,以另一种身份,终于回到了自己的主场,上海国际赛车场。2024年4月21日,F1中国大奖赛迎来了它的第20个年头。被细雨笼罩的开阔赛道之上,身穿荧光绿队服的周冠宇,和他的同色赛车,成为了现场最有辨识度的关注焦点—这是今年以前,F1围场内从未出现过的颜色。
在赛事组委会特别打造的“加油中国周”的看台之上,20万主场观众目睹了周冠宇以第14名的成绩冲过终点线。完赛的周冠宇摘下头盔,走出年初车队才为他启用的C44赛车。他先是看起来有些平静,和车迷们挥手打着招呼,忽然蹲下,用手掩面,哭了起来。
周冠宇的泪水,和现场观众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交织。对于回到家乡作战的他来说,此时,就在此地,围场中的飞驰瞬间如约来临,来不及细细品味却又已匆匆结束,“梦想成真”应该是周冠宇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最具冲击力的感受。
赛后,接受采访的周冠宇说,自己这十年来,总共只哭过两次,第一次是2021年经纪人的一通来电,通知他成功签约,成为了F1车手,“第二次就是今天在完赛的回场圈,想着自己20年的这些经历,想着大家在电视机前看不到的困难”。
这条布满荆棘的金字塔阶梯,20岁出头的年轻人,已孤身走了20年。
F1,注定是一场残酷而严苛的游戏。
赛车迷们很喜欢把这样一个比较挂在嘴边:作为全世界普及化程度最高的运动项目,足球的五大联赛一共有近百支球队,每支球队都有20多名注册球员;就连足球世界杯的决赛舞台之上,双方加起来都有22名球员。
但在赛车领域,每年只有区区20个人,参与到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运动(F1)的角逐里。
所谓方程式赛车,即按照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规定标准来制造的赛车,严格限制了发动机功率、排量和轮胎尺寸等技术参数。而F1则是所有的方程式汽车赛中,最高级别的比赛。
在跻身万千聚光灯关注下的F1大赛之前,各支专业车队的车手们,历经了诸多繁复层次的选拔,儿童时期参加卡丁车赛事,青少年时期进入F4欧洲级别比赛,然后是F3乃至F2,这些都是被视为培育一级方程式车手摇篮的次级赛事,其中表现最为优异的那些后起之秀,才能获得F1各支车队的青睐,这还是在其有空缺名额的前提下。
通常,这条已然高度模式化的发展轨迹,需要花费一位车手八年的时间,从卡丁车比赛逐步晋级到F1—但这只是属于极少数顶尖运动员的归属,要想开上F1的纯跑道用方程式赛车,选手必须持有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颁发的“超级驾驶执照”。


每年收到这张资格认证的车手,不会超过100名。F1是赛车运动金字塔塔尖的那颗宝石,在那些奋战在各级别赛事,为了“超级驾驶执照”去苦苦拼搏的年轻人们之中,还不到25岁的周冠宇,成为了近年F1围场内,第一颗从中国升起的闪耀新星。
通往金字塔顶端的台阶
十多年以前,F1赛车曾经启用的V10和V8自然吸气发动机,在环形赛道上能爆发超过160分贝的巨大声浪,这应该是普通人在现实生活里,所能感受到的最大噪音,亦是接近人类耳膜可以承受的极限。
每一站F1大奖赛的到来,首先遽然而至的,一定会是这振聋发聩的车声,向着全球累计观看人数超过15亿的车迷宣扬着,挥舞的方格旗所散发的无与伦比的热血运动魅力。
2007年,8岁的周冠宇在父亲的陪伴下,坐进了卡丁车里,这正是他大多数欧洲同行们,所正常规划的起点。但在当时运动基础尚未大规模普及的中国,连标准的卡丁车场都不为多见,周冠宇走的,注定是一条前方开拓者寥寥的荆棘之路。
意识到本土培养难以孵化出下一位单座方程式车手,2012年,已经狂揽国内卡丁车锦标赛多个分站冠军的周冠宇,被父母送到了遥远异国,北英格兰的谢菲尔德。
那是一座不到60万人口的钢铁小城。来到这里入读当地的私立学校,这对当时12岁的周冠宇来说,无疑是人生中的一大巨变。挫折和障碍如约而至,竞技水平骤然提升带来的压力,在陌生语言和文化环境里成长的孤独,一同向他袭来。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在国内同年龄段所向披靡的周冠宇,只能在英国的赛事中排到十名开外,也会因为自己的中国人形象,遭到当地孩子的欺负。
再也没有可以用母语中文一起交流玩耍的小伙伴,他像其他下定决心、追寻竞技体育梦想的校园运动健儿一般,周而复始地往返于家、学校和卡丁车赛道之间。为了尽量不耽误学习,他只能在出发比赛和回家的路途上写作业。
身处赛车文化浓厚的英国,这些专业性更强的磨炼与考验,确实让周冠宇成长得更快。在全英和欧洲各地举办的青少年卡丁车比赛里,赢下年度总冠军的周冠宇很快崭露头角,开始进入到了职业车队的视线里。
运动员每超重一公斤,就会导致最终的比赛成绩可能多损失2秒。
2014年,15岁的周冠宇签约法拉利学院,他把家搬到了意大利。翻开他的运动生涯履历,似乎在青少年时期,从英伦卡丁车赛场起步,这位准车手依靠自己的不懈,抓住了命运转折点到来时的每一次重大机遇。
但少走弯路,并不代表脚下的路一直是称心如意的平顺。漂亮的履历背后,是无数个备战训练到深夜的枯燥日子,操练身体机能带来的辛劳已是常态,心态上的变化,才是周冠宇走向成熟需要面对的真正考验。
回忆起那段蛰伏时光,周冠宇说,自己在进入F1前,有一段非常难熬的时间。“F3的几年比较艰难,因为那个时候车队选择不是最理想的,导致有一点消沉;在F2时离F1一步之遥,但往往通过金字塔最顶端台阶时是最难的,那是让我无法想象的困难,因为竞争实在太激烈了。”
庆幸的是,在异国刻苦训练多年,他的努力和天赋,得到了更多人的赏识和肯定。来自法拉利青训和雷诺青训提供的深造和试训机会,让他对F1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身认知。
值得周冠宇终身铭记的那一刻,发生在2021年11月16日这天,F1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宣布,已经和周冠宇完成签约,后者将随队征战2022赛季的F1赛事。
想要成为职业赛车手,从起步的启蒙训练开始,高昂的金钱成本始终存在。早有来自专业观察机构的计算公开,培养一名具有潜力的赛车新星,最好让他从5岁左右开始接触最低级的卡丁车—这类车辆的起步价约为30万元人民币一辆,加上聘请教练技师、零件损耗更替、赛道租赁等费用,尚未参赛,至少300万元就已经花出去了,遑论成年后,即便参加区域性较低级别赛事,每年入场券上的开支也动辄数百万元。
无法忽视的是,大部分得以进阶F1围场的运动员,在个人硬件素质之外,家庭背景是极其重要的入场因素。父母在他们的方程式赛车进阶之路上,所提供的充实物质支持,是车手能够迈入顶级汽车赛事门槛的重要保障。但若要论,周冠宇成为中国F1第一人,是“带资进队”和“中国市场商业价值考量”导致的结果,这样的质疑乃至恶意揣测,则是对那些付出了无数日与夜的职业赛车手最大的误解和不尊重。
2022年3月20日这天,是属于中国赛车运动的里程碑之日。在当天举行的F1巴林站比赛中,驾驶着阿尔法·罗密欧赛车的周冠宇来到萨基尔赛道。
从这一秒往后,他在这场比赛中的一举一动,都书写着中国车手在F1的全新历史:从第15位顺利发车,首位参加F1正赛的中国运动员就此诞生;大概过了7分钟后,周冠宇在入弯前加速,过掉来自迈凯伦车队的澳大利亚人里卡多,这是中国车手在F1的首次超车;1个小时42分钟后,红白色的C42赛车以第十名的成绩冲过终点,在F1世界里,第一次有属于中国人的宝贵积分被检录拿下。

奋斗的岁月随着飞速向前的车轮一同呼啸而过。出道至今,周冠宇将自己的赛车号码选择为24号,那是为了纪念在直升机坠机事故中去世的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或许是后者早年间随父亲在意大利生活的漂泊岁月,让15岁独自前往意大利闯荡的他产生了共鸣。
身处异乡的周冠宇,只身走过刻苦的青春期,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完赛取得名次后,上台领奖时他总会特意往后看一眼,检查赛事工作人员准备的国旗图案是否正确。
职业生涯第一次夺冠时,站上异国领奖台的周冠宇,没有听见中国国歌,也看不到主办方本该事先准备的国旗。周冠宇回忆道:“他们不知道中国车手还可以站在这个平台的最高点。”
相比于其他力图推动大众化的运动项目,充斥着高危险性的F1赛事,带有明显的白人色彩。从维修房机械师到车队经理,再到媒体公关人员,这里是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的天下,自1997年以后,F1赛事里,至今没有出现过欧洲人以外的年度冠军,至于黄种人的面孔,在F1的赛场内外从来都是稀罕物。
为了更粗的脖子
仅凭对成名后的F1车手们采访的只言片语,的确很难想象到,他们是如何成为这个星球最为强健的一群运动员。但赛车手们粗壮的脖子,和如模特般苗条的身材,让我们得以从侧面仔细观察,这项顶尖赛事给予参赛选手的身体负荷究竟有多大。回到狭小深长的车辆驾驶舱内去想象,也许才能更加接近他们真实的比赛状况。
周冠宇曾这样写下自己未来的奋斗目标:“脸和脖子融为一体。”
有经过精密测算的可靠数据指出,在F1赛车上每多加10公斤燃料,每一圈就要多花0.3秒的时间;F1赛车没有空调,这当然也是出于减重的考虑,但要知道,在刹车系统都被烧通红的竞速过程中,车内驾驶舱的温度一般都会轻松突破60摄氏度—就连赛车手本人也要遵循严格限制,运动员每超重一公斤,就会导致最终的比赛成绩可能多损失2秒。F1赛场上,永远不可能出现体型庞大的车手,稍显笨重的人也会被远远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