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乡村·土地

周婷婷，女，一九九九年生，浙江绍兴人。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在中国文学的百年现代进程中，乡土文学显露出丰富的可挖掘性，由此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常青树。乡土文学绵延的生命线下结出众多创作实践和理论构建与批评的硕果，这其中呈现出的是“乡土”和与其发生关系的“人”之间一种紧密又复杂的缠结。刘巧的短篇小说《杨凡老师》也不例外。小说从杨凡老师与滚仙桃之间的纠葛出发，或显或隐地揭示出生活在榕荫村中的各式各样的人之间发生的纠缠与联结。

“乡村”与“城市”作为两个相异的空间与视点，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往往表现出对立与融合的双重特质。在小说《杨凡老师》中，作者通过支教老师杨凡的思想转变，通过其与榕荫村村民由对峙走向妥协，直至最后永远留在乡村，展现出作为城市“外来者”的杨凡被乡村同化的过程，凸显来自乡村的“野蛮”力量。

杨凡因感恩福利院的抚养，决定来乡村支教报答社会。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到榕荫村，其言语行为和思维模式体现出与榕荫村村民截然不同的特质。小说的开篇，杨凡给滚仙桃的爷爷、奶奶解释其遭遇时就遇到了障碍，他所使用的是知识性的语言体系，是“受精卵”“子宫”一类的科学性词语，无法使滚仙桃的爷爷、奶奶听懂，直到被吴校长一句“孩子不在娘胎里”破开僵局。后者粗糙直白的大俗话才是在乡村中能通行的语言。当大家猜测滚仙桃遭人强暴时，杨凡与村民们的反应再次呈现出巨大差异：杨凡认为应当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村民们却觉得报警会坏了滚仙桃的名节，让她无法见人，找不到婆家。即便在自己被指认为是强暴滚仙桃的“罪犯”，可能会因此身败名裂时，他仍然秉持城市知识分子的修养与坚持，认为自己应当自首，接受法律裁决，以此达成对滚仙桃的负责和赎罪。与之相对的是村民们强拦着杨凡不想让他自首，而是要求他把滚仙桃娶回家。面对村民的要求，杨凡本是难以接受，却最终因他们的软硬兼施与哀求而妥协。由此，原本只是来支教的城市“外来者”杨凡，被迫与这片村庄孕育出的哑女滚仙桃组建家庭，成为将要被“禁锢”于这片土地的一分子，从而迈出被乡村同化的第一步。

乡村对杨凡的进一步同化，于他的两个不眠之夜间完成。其一是摆庆功宴的这夜，他得知当年那场对自己和滚仙桃发生关系的指认原来全部是子虚乌有，只是一场为了留住自己的精心谋划时，他不可控制地试图跳河自戕，以此希望唤回最初的那个自己。但这场对精神自我复归的呼唤最后却归于心底的声音，让他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于是有了此后的晚宴之夜，在与小虎的对话中，他开始在思想层面上与这片落后贫瘠的土地产生共鸣。当小虎真心实意地把滚主任、吴校长以及自己视作“天底下最好的人”时，他开始意识到，这些“谋杀”自己最初理想、改变自己命运轨迹的“凶手”，对于这座村庄里的孩童来说却是让他们能够接受教育、实现求知愿望的大恩人。视点的转换使杨凡在思想上与乡村开始融合，他不再抗拒农村的思想与习俗，把这场晚宴作为补办的婚礼酒席——在此之前无论村民们怎么强调酒席的重要性，他都坚定拒绝。在晚宴上，杨凡表示：“榕荫村就是我的家，我会一辈子都守着村里的孩子，把村里的孩子教好，让他们个个都有出息。”如果说此前杨凡还能够以背叛“家庭”的方式离开乡村，那么在这两个夜晚之后，他将彻底把自己的一生交给这片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杨凡与乡村的关系除了被“同化”以外，也有属于知识分子理想的坚守。从最开始来榕荫村支教到彻底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到最后扎根于乡村，他“倪焕之式”的理想教育始终未曾改变。倪焕之渴望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杨凡则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付出与努力实现“教育救村”。小说最后，杨凡看着榕荫村这群天真烂漫的孩子眼里闪烁着可贵的求知欲望时，他与过往的种种苦难与委屈达成彻底和解。他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这群如山花般烂漫的孩子身上，希望能以自己的努力让他们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

身为城市的“外来者”，杨凡与乡村、土地产生的碰撞与冲突无疑外显于表，但除此之外，小说中这些内嵌于乡村结构之中的村民也值得引起关注。他们作为成长于闭塞乡村的一类人，或者成为传统伦理秩序的坚定拥护者，惯常以农村一种约定俗成的集体性来破除道德甚至法律的约束与规劝；或者成为“失语者”，被动地承受其他人的安排，无从拒绝也无从反抗。小说《杨凡老师》中，前者在滚小学、滚主任以及吴校长等人身上得以表现，后者则主要集中表现于滚仙桃这一女性角色。

杨凡被留在榕荫村，不得不娶滚仙桃为妻，一切都是出于榕荫村村民的一场“阴谋”。滚小学、滚主任乃至吴校长，他们都是乡村传统伦理秩序的卫道者，不允许这种稳固的秩序受到挑战与质疑。以吴校长为例，小说开篇，吴校长勾连起杨凡与滚仙桃、阿公、阿奶的思想差异，在二者之间周转调和，起到桥梁的作用，看似是处在较为中立的立场，但剥开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乡村知识分子外衣下，其本质与内核依然是乡村传统伦理秩序的拥护者与卫道者。当滚仙桃未婚先孕的事情眼看无法遮掩，传统的伦理秩序将要受到挑战与质疑时，吴校长没有丝毫犹豫就加入了陷害杨凡的队伍，哪怕是五年过去，他也依旧没有为过去对杨凡所做的桩桩件件事情感到愧疚，反而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有巨大的功绩。滚主任与滚小学则毋庸多说，作为土生土长的榕荫村人，他们天然地选择拥护乡村传统伦理秩序的权威性。这群卫道者漠视甚至拒绝法律的权威性，因此他们往往会通过一种野蛮的集体性行为来进行对抗。

女性与土地的关系从来深远。在远古文化形态中，女人与自然的联系更为紧密，女人具有如大地一般的神性。在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看来，随着男权文化以及男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扩张，自然与女性一样，被列为处于敌对位置的“他者”，成为被征服的对象，失去自己的发言权。于传统中国而言，在古老而绵延的农耕文明影响下，土地情结表现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土地孕育生命，土地象征母亲，土地代表故乡……在对土地的真情与赞誉以外，我们也应意识到，当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如果说乡村尚有对城市发出质疑的可能性，土地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便只能默默承受一切。土地上建设起来的是“乡村”形态还是“城市”形态，它无从选择。以滚仙桃为代表的农村女性，也是如此。

滚仙桃是一个在闭塞乡村中长大的哑女，她所接受的匮乏的教育让她对自我一无所知。落红后，她只是用身旁的树叶擦了擦便起身，就连怀孕也都是通过他人之口才得知。滚仙桃只能默默接受怀孕的现实，接受传统落后的乡村伦理秩序。此后，在杨凡向滚仙桃确认是否是自己与她发生了关系时，“她坚定地点了点头，表示肯定”——这成为指认杨凡“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也成为村民理直气壮要求杨凡娶滚仙桃的底气。但这并不是她的自由意志，而是一种对乡村伦理秩序的无意识服从。面对强大而不容置疑的乡村传统伦理秩序，滚仙桃根本无法拒绝，也不懂抗争。滚仙桃被动地吸收以阿公阿奶为代表的这些传统伦理秩序拥护者灌输给她的观念，被动地接受他们对自己命运的安排。事实上，即便她摇头否定那个人是杨凡，村民们也一定会找到另一个“杨凡”把滚仙桃娶回家，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小说中巧妙将滚仙桃设置为“哑女”身份，让乡村女性的“失语者”特质与功能性作用体现得更为直接。她无法与人用言语表达的方式进行交流，只能被动式地承受他人的言语灌输；她是一个不能说话的哑女，自然更加处于可信的弱势地位，因此她的一个点头便能轻易推翻杨凡的所有辩驳。当滚仙桃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将杨凡留在榕荫村后，她便彻底消失在了叙述声音中，这种单薄的形象塑造更加凸显了她的工具性与功能性，这也印证出乡村女性的现状与困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者刘巧以杨凡老师在榕荫村的经历与遭遇为线索，既揭示出来自乡村的一种野蛮又残酷的力量，又展现出独属于乡土的生命感与张力感，对未来实现“山花烂漫”心存期许。同时，作者又在对杨凡、吴校长以及滚仙桃等众多人物的刻画中，建立起人、乡村与土地三者之间的动态联系，表现出对人与乡土复杂的缠结关系这一永恒主题的探讨。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