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门罗：不再逃离

在她离开的时候，我们想起了有关于她的种种赞誉。

乔纳森·弗兰岑写道：“当我说小说是我的信仰时，我想到的为数不多还活着的作家中，门罗是其中之一。”

詹姆斯·伍德声称：“门罗好到根本不用争，她的声望确凿得就像一个地址。”

诺贝尔文学奖给她的颁奖词评价：“爱丽丝·门罗用几乎人类学的精确描绘了一个可识别的、宁静的日常世界。”

爱丽丝·门罗，一位伟大的女作家，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人，是第13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也是历届获奖者当中，唯一只创作短篇小说的作家。

她以一种独特的敏感和大胆，终身书写加拿大乡村小镇的平静生活，在这些生活素材当中寻找人性的罅隙，拨弄着我们最富弹性的那根神经，由此树立了她对世界的立场。

在毕生对短篇小说这一形式的反复展演中，她找到了表达与形式之间的自洽，而这一点给世界带来的最丰沛的果实就是，与之同时代的我们，拥有了一位不可比拟的短篇小说大师—她将短篇小说的艺术能量拓展到这个时代所能接受的，最大的程度。

剥去这些描述成就的话语，爱丽丝·门罗，是一位非常酷的女人。

她不是一个典型的作家，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她此生发挥了最多想象力的地方，是富有创见地打破了身份的限制，创造出独属于门罗的自由语体，重组了人们对于一位女作家生活的想象。

当地2024年5月13日，爱丽丝·门罗在加拿大的家中逝世，在此之前，她已经与癌症和阿尔茨海默病斗争了相当一段时日。

她度过了跌宕而精彩的92年，尽管大多数时间里，她很少踏出过那个只有几千居民的小镇—克林顿镇。

她尚未遥远到成为传说，她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精彩故事。

“门罗好到根本不用争，她的声望确凿得就像一个地址。”

“我知道你要说契诃夫”

美国短篇小说家、评论家辛西娅·奥兹克提供了有关门罗女士最为著名的一句评语：“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契诃夫。”

但是今天，我们或许更应该称门罗为门罗：她是她自己，她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也无可比拟的小说大师。

不过，契诃夫和短篇小说的问题，确实曾困扰过门罗。

1994年，爱丽丝·门罗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她用独特的轻巧语气说起这件事：“我知道你肯定会说起契诃夫什么的，可还是遗憾啊。”

门罗曾承认，自己最开始写作短篇小说，是因为她早早地成为了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她并不认为短篇小说因此成为了琐碎生活里能够见缝插针的某种消遣甚至是尝试，她对短篇小说有着形式上的自觉和认同，“那并不是支离破碎，而是一种浓缩的方式，在有限的篇幅里，创造相当庞大的意义”。

她在小说创作上保持了一种“高度近视”，“我从来没有看过比我的小说更远的地方”。

在写作《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早期，门罗曾试图进行长篇写作，但是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她为此感到沮丧。最后她还是把小说拆成一个个短章节，终于驾驭了这个故事，这件事向她证明，“我只能用短篇小说的方式来思考”。

此后她完美地接受了自己的创作方式。她在小说创作上保持了一种“高度近视”，“我从来没有看过比我的小说更远的地方”，正是这一点，最终让全世界为她着迷。

实际上，契诃夫与门罗之间的亲缘深刻并且显而易见。“他对普通日常生活的极度重视，并且给予一般不被书写的普通人以尊严”，启发了门罗在自己的创作中去关注普通人的不普通，日常生活的不日常，“这是一种奇妙的仁慈”。

詹姆斯·伍德认为，契诃夫真正做到了让“自由意识的运动出现在文学里”，在契诃夫的小说里，角色“可以像真正自由的意识一样行动，而不是作为文学人物被指使”。门罗曾经以极其相似的说法谈起自己的创作，“必须非常诚实地对待你的角色，让他们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在门罗的世界里，人物是自由的行动者。

21岁，门罗创作了《有蝴蝶的那一天》（收录于《快乐影子之舞》），里面涉及两个女孩之间纤弱的友谊，女孩迈拉患上白血病，沉迷于行善的老师执意提前为她办一次生日礼，而迈拉用“微弱、缥缈、呆滞”的语气小声重复着“我的生日在7月份”。这个早期小说的书写对象尽管尚未完全进入成年人的情感世界，已经显现出门罗独有的冷静和残酷，她着迷于描写人与世界之间的不匹配，她的人物与世界在打交道时，似乎总像对着一台坏了的对讲机说话。

在《乞丐新娘》（收录于《你以为你是谁》）的结尾，女主角偶遇了自己的前夫，他对她做了一个可能是敌意的鬼脸，可是“就在那一刻，她已准备好拿出她的善意、她疲惫的坦诚微笑，还有那种不太自信能得体寒暄的神气，就在这个时刻，怎么还有人能这么恨她？”

诞生于创作成熟期的《忘情》（收录于《公开的秘密》），用一个典型的短篇小说的创作手法，在一个讽刺的、意想不到的结尾当中展示了男女交往滑稽的那一面，然而曾经在爱情里受挫的女主角，“但是一想到爱，她仍然会感受到一种静寂，一阵沿着神经末梢传递的微颤，一种感官的臣服，和难耐的虚脱”。

我们无力抗拒生活，但是并非软弱。门罗在她的故事里，反复书写这一点。

门罗对真实感受的追求决定了她书写的题材—她持之以恒地描写性中的权力关系、相恋与婚姻中的欲望和欺骗、庸常生活的卑琐与失落。有些人会因为这些故事的细碎而认为门罗只是一个“乡村女作家”，门罗承认写作的取向或许跟她是加拿大人有关系，她生活在一个“舒适的没有战乱的国家”，而另一方面，门罗描写的事物实际上都很“非凡”，她描写心灵的痛苦对生活的碾压，它们关乎人性世界里最幽深的地方，几乎是平凡人的史诗。

比起“小说”，门罗更喜欢谈论“故事”。在1986年的一次访谈中，门罗表示自己“并不真正理解小说”，但是深知“故事的精彩之处”，故事有一种张力，她能感觉到自己“写对了”，然后就到此为止。“人们会以为你做的只不过是记下了某一天发生的一切。人们这么想很好。这说明你的故事起作用了。”

这也足以反驳对门罗的一个误解：有时候她会被认为是一个缺少戏剧性的作家。

事实上，她的小说充满了跌宕的发展，“她追逐的不是领悟的时刻，而是作出命定的、无可挽回的戏剧性行为的时刻”，对门罗小说里的人物来说，他们的行动，就像生活本身一样不可预测，而那些吸引人的情节，只是不像我们熟知的那样作用于外部世界，它们在人物的内心掀起风暴，门罗相信这是足够有趣的事情。在谈到短篇小说的阅读体验的时候，门罗像一个玩游戏的孩子，“抓住他们，给他们点儿惊喜瞧瞧，让他们能够从中发现一些与自己生活截然不同的地方”。

在《弗莱兹路》（收录于《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当中，门罗令人惊讶地将普通的家庭陈设与遥远的耸动新闻并置，而身处其中的“我”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体会着一种超现实的梦幻和折磨：“为什么家里的普通后墙、暗淡的破砖、厨房门外的水泥平台、悬挂在钉子上的洗手盆、抽水机，还有长着棕色斑点叶子的丁香花丛，会让一个女人把丈夫的残肢包裹成圣诞礼物寄给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女朋友这样的事情显得不可信了呢？”

门罗对氛围和心理的出色描写和高超的想象力，让她的短篇小说远远不止停留在记录生活的截面。她的小说有着短篇故事的灵巧，更有着柏格森意义的绵延，情绪漫漶，时空交叠，即使是在短短一页之间，我们仍能穿梭于不同的时间甚至不同的年代。就连乔纳森·弗兰岑在试图分析门罗的时候，也觉得“摘录原文”是一种无力的做法，因为我们要公正地对待门罗，必须要看到其中“层层剥开的事物”，“阶级和道德、欲望和忠诚、性格和命运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女性化的体验。

结婚没有困住她，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为她提供了珍贵的写作场所。

“她是唯一做到的人”

“我想，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就是一名老处女。”

门罗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门罗在读完大学两年之后迅速结婚，与其第一任丈夫吉姆·门罗搬到力所能及的最远的地方，当时她只有20岁；1963年，他们搬到了维多利亚市，开了一家书店，随后门罗在这里居住了十年，直到婚姻解体。1973年，门罗与第二任丈夫格里·弗雷姆林在安大略省克林顿镇定居，这里成为她余生的归宿，以及一个永远有故事可写的“文学圣地”。

她早早地生了孩子，准时为女儿提供早餐，她深爱着她和丈夫生活的地方。“ 我无法以同样感情再拥有其他任何一片风景，一个乡村，一面湖泊或是一个小镇。我现在意识到了这点，所以永远不会离开了。”

在小说里，门罗构建了一个她自己的“文学地区”，所有故事都在其中发生，它跟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样，作为作家对世界的观点的浓缩，以最普通最乡土的地域载体，生产出丰厚而磅礴的意义，在文学史上成为某种地标性的存在。

尽管她的家庭和婚姻生活会像多数普通人的生活那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绝望之处，但门罗并不是一个想象中的“绝望主妇”。结婚没有困住她，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为她提供了珍贵的写作场所，并且两任丈夫都支持她的创作，她称之为“魔法般的礼物”。

但是同时做家庭主妇和作家，确实会让写作这项活动变得奢侈。门罗写作欲望最盛的时期，是在她怀孕的时候，孩子的降生对这位天才女作家来说，就像一个自我设定的威胁，“觉得有了孩子，我就再也不能写作了”；但是她的孩子们又是一种创作欲的刺激，“我要在孩子还没有降生之前完成大部头的作品”。

门罗最初结婚的动机很不同寻常，后来提起这一点，她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太“冷酷”。“你会觉得需要赶紧解决掉这个问题：好吧，我要结婚了，他们就不会再用这个事情来烦我了。然后，我就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的人生就会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