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家族：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
出身于浙江书香门弟，才华横溢，文笔斐然，素有“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的美称，是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蒋介石的文稿和演讲词，十之八九出自他之手。抗战时期，他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蒋介石称其“畏垒椽笔，逾百万师”;
他生长于新旧时代的夹缝，有着“位卑不敢忘忧国”的情怀，也有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的情操，追随蒋介石二十年，是最受宠信的“天子近臣”，一生受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恩遇之隆，无人能出其右，故而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愚忠意识，在蒋家王朝行将就木之时自杀;
他就是人称“国民党第一支笔”的陈布雷。
陈布雷为官清廉，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政府中，始终保持超然的态度，从不卷入派系斗争，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具有很高的声望与地位。
陈布雷和他的兄弟姐妹受家族影响，大多正直而富有才华，他们的儿女、孙辈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勤奋、求知、自立和尽忠国族的清白家风，彰显着书生意气，演绎着中国现当代史上诸多跌宕起伏的故事。
陈布雷：风蓬飘尽悲歌气，布雷毕竟是书生
陈布雷（1890—1948），本名陈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浙江宁波慈溪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同年在上海《天铎报》做记者，以“布雷”为笔名写作评论。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后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申报》顾问兼常务董事、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兼任复旦大学中国国文科新闻组教授，著有《畏垒评论集》《陈布雷回忆录》《陈布雷文集》。
【家史】
茶商之后 报界奇才
1890年12月28日，陈布雷出生于浙江慈溪西乡官桥（今属余姚）。他的祖父、父亲都是茶商，生意往来于浙、赣之间。他生下来第二年的正月，母亲应氏就去世了，父亲陈依仁也只活到49岁。
陈布雷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5岁入私塾，备受封建文化之熏陶，在邻村蒙馆兼及数学，又爱读译本新书。他6岁之时曾由父亲亲授《尔雅》一书，但觉《尔雅》难读难懂，遂向父亲请求换别的书，他父亲却摇了摇头不许，只说了句：“此书非幼时先读不可，汝长自知之。”
读完《尔雅》之后，陈布雷7岁读《礼记》，8岁读《左氏春秋》《唐诗》等书，9岁读《尚书》《龙文鞭影》等书，并读史书。陈布雷自己也颇为勤学，13岁时入县应童子试。
陈布雷于1904年入慈溪县中学堂，除学文、史外，并习普泛之科学文化知识，披览倡导维新自强的新书报，试与同学秘密组织“覆满同志社”，成为后来革新思想的滥觞。他得触近代风气之先，也因此故心中无意科考，只是不愿寒了父母之心，这才应府试、院试，谁料院试中竟被录为第五名。只不过，清政府于1905取缔科举，他止步于秀才。
1907年，陈布雷入浙江高等学堂就学，因为面庞丰满，被同学们戏称“面包伢儿”，于是他就以面包英语“Bread”的译音“布雷”作为自己笔名，以示“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
1911年，陈布雷毕业，名列第四名，同年秋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部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陈布雷有个大他18岁的堂哥，就是留迹宁波辛亥革命史册的早期同盟会成员陈屺怀。无论在学识上、思想上、事业上还是人格上，陈屺怀都深深熏陶并引导了他，陈布雷还由陈屺怀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参与他的思想启蒙办学活动。
1921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风，把在宁波呆了近十年的陈布雷再次召回上海，随后他在陈屺怀任总稽核的《商报》主持笔政，以犀利的文笔、透辟的议论，每周撰评论5篇，周日出一篇短评，被沪上报坛称为“突起之异军”。
1923年，陈布雷以“畏垒”为笔名撰时评，旗帜鲜明地反对曹锟贿选，反对北洋军阀孙传芳、段祺瑞，同广州的国民革命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本来，陈布雷希望毕生致力于报界，但蒋介石的殷勤招揽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领袖文胆 总裁智囊
1926年，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并逐渐将军政大权攥在自己手中。但繁多的事务让他意识到自己有必要找一个善于案牍工作的秘书。此前，他多次拜读陈布雷写的文章，对他的才华钦佩不已，加上陈训正的大力推荐，就起了招揽之意。于是，他派邵力子面见陈布雷，将自己的一张戎装照送给陈布雷，含蓄地表达出愿与一晤的期望。
1927年2月，在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引荐下，陈布雷在南昌见到了蒋介石。正式谈话前，为表示对陈布雷的尊敬，蒋介石特意说：“以后陈君不必称我总司令，随便些好了，因为总司令是军队中职务，陈君并非军人。”
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的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陈布雷随后搬入总司令部西花厅，以便于参赞机务。
为向世人宣告自己才是孙中山唯一的继承人，蒋介石准备大规格祭祀孙中山，写祭文的重要任务就落在了陈布雷头上。平时，陈布雷对孙中山非常敬仰，加上是蒋介石委派的任务，所以写得非常认真。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在北平西山碧云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祭祀孙中山大典。在宣读由陈布雷起草的《祭告总理文》时，听众无不掩面而泣，陈布雷一战成名。从此以后，蒋介石诸多重要文章开始由陈布雷代笔。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又担任“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总参谋长”。在他任职期间，他曾被迫参与起草过一些与他本意不符的文章，替蒋介石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编写《西安半月记》。
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写完之后，陈布雷大病了一场。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意识到日本在“处心积虑地谋我”，于是宣读了陈布雷起草的《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声明》，全文慷慨激昂，最后一段更是激动人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布雷将家眷安置在乡下，自己则孤身一人追随蒋介石抗战。在全面抗战一周年之际，他写了六千字的《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一时间，海内外各报争相转载，全球华人读之无不振奋。
汪精卫投敌后，日本近卫内阁对中国政府发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诱降声明，愤慨的他得知后，奋笔疾书，写下《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指出这是“敌人整个地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号召全国人民抵抗到底。此文播发后，影响极大，被誉为“抗战期中第一篇有力文字！”
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公开发表演讲、谈话、书告、别录等文章共有657篇，大多出自陈布雷这支“如椽大笔”。
抗战胜利后，陈布雷在欢喜之余也忧心忡忡。因为他深处国民党高层，对“争名竞利，人为其私”的现象非常不满。但这时的陈布雷已完全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高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要职，主管蒋的政治、经济、党务、人事、情报等事务，成了蒋介石忠贞不二的“文胆”、幕僚长，实在与蒋介石密不可分了。
书生意气 愚忠自尽
尽管陈布雷自称无派无系，政治上光棍一条，但其实在国民党的政治版图上，却以他为灵魂形成了所谓的“官邸派”（也有人称之为“清流派”）。陈布雷领导下的侍从室，近水楼台，或可与清代的军机处相比拟，更兼有宦官机构的某些特点，其实际权力，绝不是任何一个浮在面上的中枢机构所能比拟的。
蒋介石为人精明但心理阴郁，他的难侍候是出了名的。但是，蒋介石对陈布雷的信任却始终不改。当蒋介石遇有重大事件时，大都要单独约陈布雷密谈，由陈布雷条陈各方面的意见，供决策参考;蒋介石每次公开讲话，皆由陈布雷事先起草或拟提纲;即便是蒋介石即席讲演的记录稿，也必须经陈布雷润色才能定稿。
位高权重的陈布雷，痛苦烦恼亦无法避免。伴君如伴虎，古往今来的天子近臣，必倾全部心力揣摩上意。所谓天意难测，居于权力顶端的人，往往性格扭曲，多疑而反复无常。陈布雷随侍蒋介石二十年，其中的曲折亦可以想见。
为了集中精力侍蒋介石，也为了切断人情往来上的干扰，陈布雷在南京工作时，把家安在上海;在重庆工作时，则把家安在北碚，始终与夫人王允默及子女分居两地。如此不近人情，内中又有多少苦衷。陈布雷曾叹息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
陈布雷几次想辞职，但蒋介石待他十分礼重，让他难以开口。哪怕在重庆物资匮乏时，国民党其他当官的过得很清苦，但蒋介石仍然派人每天给陈布雷送一磅鲜牛奶，陈布雷是除宋美龄外唯一有此待遇的人。蒋介石对下属如此待如上宾，只有陈布雷一人，这让向以忠孝为本的陈布雷感激不已。在这样的境界中，他整个的生命不过是“任事于领袖左右，平日谢绝一切应酬，屏绝一切家事”，“俾将全部时间，自早至午夜，全归领袖之支配”的“文士生涯”而已。
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养成了温顺驯服的性格。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另一方面，蒋介石看他无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忠实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对领袖的“知遇之恩”将铭记不忘。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察觉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的，被作为“人民公敌”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这时，那个“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
在反人民内战中，蒋介石兵败如山倒，蒋家王朝行将崩溃前夕，陈布雷服从这位独裁者的旨意，以“宣传作战参谋总长”的无形身份主持一个“宣传小组”，作为蒋介石“官邸会报”的秘书室，作思想政治上反共反人民困兽犹斗最后一搏。
但冷静下来面对现实，陈布雷却感到绝望。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神经极度衰弱，最终决定自杀。
1948年11月12日，是陈布雷58岁生命的最后一天。那天早晨，他突然找女婿袁永熙闲谈。在南京湖南路508号陈公馆，他从容地对着这位年轻人感慨生平，“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于今悔之晚矣”，并且意味深长叮嘱说：“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跟怜儿（陈布雷之女）千万不要卷到里边去。”
当天深夜，陈布雷在公馆关好房门，一口气写完10份遗书，分别留给妻子、弟妹、儿女、总统、副官、秘书、友人……随后，陈布雷吞下大量安眠药，气绝于13日凌晨，终年58岁。
陈布雷自杀后，蒋介石极其悲痛。大殓之日，蒋介石偕夫人亲临吊唁，挽“当代完人”横匾一幅，悬挂灵堂上端。在祭文中，蒋介石盛赞陈布雷“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