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南第一燕

作者: 周良林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是东晋诗人陶渊明《咏荆轲》里的句子,荆轲刺秦的壮举,千古传诵。建党百年,又有多少像荆轲一样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舍生取义?!出生于季子故里的“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瞿秋白烈士,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美史诗。

1

“我是江南第一燕”。

瞿秋白的这句名诗,可谓家喻户晓。全文是这样的:“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常州三杰”中,瞿秋白出生最晚,比张太雷小一岁,比恽代英小四岁,也是三人中最后一个牺牲的,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但他的职务在三人中却是最高的,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还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他的成就也是三人中最大的,他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还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对于瞿秋白,我并不陌生,大学读书时就知晓和了解他的文学成就,也读过他的文章,后来到常州工作,也数次去过瞿秋白纪念馆,拜访这位单纯而执着的革命前辈。我孩子曾经就读的小学叫觅渡桥小学,与瞿秋白纪念馆仅一墙之隔。对于我,瞿秋白就像一位故人和至交,深深地印刻在我心中某一个神圣的角落。

在一个阳光灿烂、秋意盎然的日子,我又一次走进瞿秋白故居,就像去看望一个熟悉而亲切的朋友。此刻的故居,好像游离于热闹喧嚣之外,那样安静,那样淡然,又有些寂寞。

说是故居,其实不是瞿秋白的家产,它只是瞿家的一座祠堂。瞿家是常州城里出了名的官宦世家,进士、举人、布政使、知县等功名铺满了瞿氏族谱。可惜传到瞿秋白父亲一辈,家道中落,他的父亲虽有丹青之才,却屡试不中,后来好不容易谋得一官半职,却又不善专权营私,自然没有多少积蓄和资产。也许感觉怀才不遇,心里苦闷,他父亲居然吸上了鸦片,很快家里坐吃山空,债台高筑,落得靠亲戚接济的地步。等到瞿秋白十来岁,全家早已穷得房无一间,无处栖身,只好借居在本族祠堂里,跟寄人篱下差不多了。

虽说家道破落,但书香犹在。漫步在瞿秋白简陋的睡房和他学习书画的地方,处处犹有书气墨香,一个小小少年挑灯夜读、凝神定气的影子时隐时现。瞿秋白是不幸的,他幼小的心灵经历了家道败落、人情冷暖、讨债不绝、停学等一系列伤痛,尤其是母亲的自杀带给了他无穷的悲伤。但瞿秋白又是幸运的,他出生在洪亮吉、赵翼等文人寓居的常州,父亲毕竟是读过书的,母亲更是文史诗赋精通。所以瞿秋白很早就跟母亲背古诗,跟父亲学书画,跟伯父学篆刻。他沉浸在诗书之中,以书为乐,苦中作乐,喜好《礼记》《庄子》,也看“西厢”。书打开了一扇人生的窗,给了他一个全新的世界,后来瞿秋白以优异成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如果顺利的话,他再考上重点大学或者留学,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瞿秋白读到后来,连学费都交不起,被迫辍学,外出谋生。

就从门口的这条河,他搭上了一条小船。站在船头,他那单薄的身影渐行渐远……如今,河早已不见,只有天井的水井依旧。没有了菜畦,没有了玩耍的笑声,也没有了与张太雷、羊牧之的谈笑风生,没有了月色下幽咽的箫声,只有那常年不断的井水诉说着,等待着,思念着,想念着那个单薄的身影。

2

穿过一道小门,就是瞿秋白纪念馆。院落中几棵桂花树碧绿深沉,花还未开。若是深秋时节,此处定然芬芳怡人,香气弥散。其实瞿秋白从小就喜欢梅花,假日与课余,常到附近的红梅阁玩耍、嬉戏与赏梅。他还曾用铁梅、梅影山人作为笔名,书写红梅阁的梅花:“出其东门外,相将访红梅。春意枝头闹,雪花满树开。”就连生命的最后时刻,瞿秋白留下的绝笔《卜算子》也与梅花有关:“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瞿秋白何尝不是江南一枝梅?

纪念馆里,最先入眼的便是著名散文家梁衡先生《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的碑文。这篇文章我读过多次,应该算是写他、评他最客观、最公正、最真挚、最优美、最深刻的一篇美文,其言铿锵,其情厚重,其意深邃。

馆门两侧墙壁,各装饰一方厚重而精美的铜雕,右边铜雕的主画面是瞿秋白与列宁,左边铜雕的主画面是瞿秋白与鲁迅。这两个人都与瞿秋白息息相关。瞿秋白在苏俄考察期间,三次见到列宁,聆听过列宁的演说,亲身感受苏维埃的巨大变化,从此义无反顾选择了悲壮而辉煌的理想之路。瞿秋白与鲁迅则是肝胆相照的好友和同志,两位文坛巨匠情深意切,以笔为枪,掀起了思想革命的春潮。人生短暂,瞿秋白先生却与两位巨人相遇,实乃幸事也。

走进纪念馆,瞿秋白的高大铜像迎面而立。他身穿西服、戴着眼镜、手握书卷,是在演说,还是在思考?琳琅满目的图片和实物,向我们展示着瞿秋白多方面的才华。一个纪念馆,就是一部浓缩的历史。三十六年,短暂而丰富,曲折而华丽。

历史永远定格在长汀公园的六月。那天他穿着干净的黑色中式对襟衫,白色齐膝短裤,黑线长袜,黑布鞋。质本洁来还洁去,他喜欢干净。秋白傲然而立,两手背在身后,双脚呈稍息状,神态闲适,泰然自若,一双眼睛平静地注视着枪口,注视着死神,注视着当时以及后来所有注视着他的人。

一位在场的记者这样写道:“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韭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痛饮数杯之后,瞿秋白放声歌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是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餐毕,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信步走向刑场。其间,他用俄语、国语吟唱《国际歌》《红军歌》,四十分钟的步程,若归家之路,自如从容。抵达罗汉岭下,看见一片草地,郁郁葱葱,周围绿荫环抱,鸟儿在吱吱鸣叫。瞿秋白对刽子手微微一笑:“此地甚好。”

于是盘腿而坐,面对枪口,微笑饮弹。

3

我在思索,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连面对死亡都这么潇洒,这么有诗意。

他不愧是个文人,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生于书香世家,既有遗传,也有天赋,酷爱文学,喜治印,善绘画。作为记者,瞿秋白以优异的俄文专业水平被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聘任,并被派到十月革命后的苏俄考察。两年记者生涯,是辛苦的,是勤奋的,更是热血澎湃的,他写下了六十多篇通讯和两部报告文学,用满腔激情和无限惊喜,全方位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这个新生国家的情况,《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一下成为经典。作为诗人,他擅长韵律工整的古体诗词,也会写朗朗上口的现代新诗,诗人的情怀伴随着他的革命生涯,哪怕在被囚禁的岁月里,面对铁窗和镣铐,他一样从容不迫,创作了七首诗词,其中就有这首《浣溪沙》:“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牺牲的前一晚,他还集句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此诗四句全从《全唐诗》信手拈来,自成一体,足见其功底。

作为翻译家,他先后翻译了诸多大家名作,如莱蒙托夫的《烦闷》《安琪儿》,丘特契夫的《寂》,高尔基的《阿弥陀佛》《海燕》、阿里鲍夫的《可怕的字》,托尔斯泰的《宗教与道德》和普希金的《茨冈》。最广为人知的翻译杰作,便是那唱彻全球的《国际歌》。经过他重新翻译创作的歌词,铿锵有力,至今不衰。他的专著《俄罗斯文学史》,系统评述了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文学及其代表性作家,对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生平、创作道路和文学成就进行了较为准确的介绍和中肯的评价。他口才一流,在黄埔军校和上海大学讲课,滔滔不绝,风度翩翩,听课的人挤满了礼堂,连著名作家丁玲都为之倾倒:“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

当文人当到这个份上,只有瞿秋白了。

4

“左翼文坛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文章烟海待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这是文坛巨匠茅盾对鲁迅和瞿秋白的赞誉。他们两人,在时空交织中演绎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旷世情谊。

他们的友谊引起了我的兴趣。

自古文人相轻,但他们没有这种陋习。他们欣赏彼此的才华,还未见面却感觉神交已久。瞿秋白对茅盾说:“我读过鲁迅的很多文章,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文才。只是一直无以谋面,始终引为憾事。”对瞿秋白,鲁迅是欣赏和爱惜的,他与冯雪峰谈兴最浓的便是瞿秋白的文学才华。他说:“这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的《莫斯科通讯》,我看过,翻译的文章耐看好看。”“何苦(瞿秋白笔名)杂文,明白畅晓,一览无余,真有才华,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论文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人。”

两人最初的往来,是从鲁迅让瞿秋白翻译文章开始的。鲁迅早就想从俄文版本直接翻译俄罗斯文艺理论的文章,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只能从日文版本转译,原汁原味的效果自然就差了许多。瞿秋白到上海养病,解决了鲁迅一直耿耿于怀的遗憾。谁都知道瞿秋白的俄文功底数一数二。很快,鲁迅就给瞿秋白安排了一个“大活儿”——曹靖华从苏联给鲁迅寄来《铁流》译稿,不知是粗心还是遗漏,序没有译。鲁迅立即委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接受序文后,很快便流畅地翻译出来。鲁迅读后大为赞叹,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高度赞扬说:“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对此,鲁迅还在《〈铁流〉编校后记》中对瞿秋白大加赞赏:“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秋白笔名)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

瞿秋白给鲁迅的第一印象如此完美。

不久,鲁迅又将俄罗斯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唐·吉诃德》剧本交给瞿秋白。瞿秋白很快用“易嘉”的笔名将其翻译出来。剧本先在《北斗》刊载,后又出单行本。鲁迅读过译本后,曾对友人说“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他还在《后记》中专门称赞这篇译文:“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

鲁迅将日文版《毁灭》转译成中文,并特意让瞿秋白对照俄文本校读。瞿秋白校读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给鲁迅去了封长信,直接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说:“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他还在信中表述了相见恨晚的敬仰之情:“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鲁迅读到这封长信,也是十分高兴,立即给瞿秋白回信,以“敬爱的J、K、同志”(瞿秋白来信时的署名)相称。

从此,书信你来我往,两颗息息相通的心越贴越近,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早日会面。

瞿秋白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夏天。那天早上,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来到了北川公寓鲁迅的寓所。两人初次见面,竟如久别重逢的朋友,亲切自然,无拘无束,一点矜持尴尬的表情也没有。他们畅所欲言,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希腊谈到苏联,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文坛的趣事,也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鲁迅年长瞿秋白十八岁,在年龄上属于两代人,算是瞿秋白的长者与前辈,可他们没有这种隔阂,一见如故,相见甚欢。两个人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直到晚间,瞿秋白才告别回家。

很快,他们俩成了无所不谈的文友、朋友、知己。

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经济上常常入不敷出。鲁迅用各种适当的方法,予以雪中送炭般的扶助。鲁迅原打算把他的《二心集》和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四篇短篇小说一起让合众书店出版,但书店不愿买下瞿秋白的译作,鲁迅就把《二心集》的版权一起售出,书店方才同意,《二心集》因而成为鲁迅著作中唯一出售版权的书。后来,鲁迅将他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交给良友出版公司出版,这本小说集共收十篇小说,其中两篇由杨之华译出初稿,再由瞿秋白校改定稿。尚未得到稿酬时,鲁迅就拿出六十元给瞿秋白夫妇。如果没有鲁迅持续不断的经济上的支持,瞿秋白在上海期间是很难写出那么多传诸后世的文章和译作的,夫妻俩的生活也会捉襟见肘。更可贵的是,鲁迅冒着生命危险,四次将瞿秋白藏于家中避难,朝夕相处,亲如一家。为了使瞿秋白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生活和写作环境,鲁迅委托日本友人出面,在比较僻静的山阴路东照里十二号,帮他们夫妇租下一处仿日式的三层建筑的二楼南间。虽然面积只有十六平方米,但居室整齐,南有四扇大窗,光线充足,既可写作,又可养病。鲁迅还亲书对联以贺瞿秋白乔迁:“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简简单单的十六个字,浓缩了这对生死之交、惺惺相惜的人生知己的全部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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