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南第一燕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是东晋诗人陶渊明《咏荆轲》里的句子，荆轲刺秦的壮举，千古传诵。建党百年，又有多少像荆轲一样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舍生取义？！出生于季子故里的“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瞿秋白烈士，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美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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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江南第一燕”。

瞿秋白的这句名诗，可谓家喻户晓。全文是这样的：“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常州三杰”中，瞿秋白出生最晚，比张太雷小一岁，比恽代英小四岁，也是三人中最后一个牺牲的，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但他的职务在三人中却是最高的，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还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他的成就也是三人中最大的，他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还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对于瞿秋白，我并不陌生，大学读书时就知晓和了解他的文学成就，也读过他的文章，后来到常州工作，也数次去过瞿秋白纪念馆，拜访这位单纯而执着的革命前辈。我孩子曾经就读的小学叫觅渡桥小学，与瞿秋白纪念馆仅一墙之隔。对于我，瞿秋白就像一位故人和至交，深深地印刻在我心中某一个神圣的角落。

在一个阳光灿烂、秋意盎然的日子，我又一次走进瞿秋白故居，就像去看望一个熟悉而亲切的朋友。此刻的故居，好像游离于热闹喧嚣之外，那样安静，那样淡然，又有些寂寞。

说是故居，其实不是瞿秋白的家产，它只是瞿家的一座祠堂。瞿家是常州城里出了名的官宦世家，进士、举人、布政使、知县等功名铺满了瞿氏族谱。可惜传到瞿秋白父亲一辈，家道中落，他的父亲虽有丹青之才，却屡试不中，后来好不容易谋得一官半职，却又不善专权营私，自然没有多少积蓄和资产。也许感觉怀才不遇，心里苦闷，他父亲居然吸上了鸦片，很快家里坐吃山空，债台高筑，落得靠亲戚接济的地步。等到瞿秋白十来岁，全家早已穷得房无一间，无处栖身，只好借居在本族祠堂里，跟寄人篱下差不多了。

虽说家道破落，但书香犹在。漫步在瞿秋白简陋的睡房和他学习书画的地方，处处犹有书气墨香，一个小小少年挑灯夜读、凝神定气的影子时隐时现。瞿秋白是不幸的，他幼小的心灵经历了家道败落、人情冷暖、讨债不绝、停学等一系列伤痛，尤其是母亲的自杀带给了他无穷的悲伤。但瞿秋白又是幸运的，他出生在洪亮吉、赵翼等文人寓居的常州，父亲毕竟是读过书的，母亲更是文史诗赋精通。所以瞿秋白很早就跟母亲背古诗，跟父亲学书画，跟伯父学篆刻。他沉浸在诗书之中，以书为乐，苦中作乐，喜好《礼记》《庄子》，也看“西厢”。书打开了一扇人生的窗，给了他一个全新的世界，后来瞿秋白以优异成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如果顺利的话，他再考上重点大学或者留学，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瞿秋白读到后来，连学费都交不起，被迫辍学，外出谋生。

就从门口的这条河，他搭上了一条小船。站在船头，他那单薄的身影渐行渐远……如今，河早已不见，只有天井的水井依旧。没有了菜畦，没有了玩耍的笑声，也没有了与张太雷、羊牧之的谈笑风生，没有了月色下幽咽的箫声，只有那常年不断的井水诉说着，等待着，思念着，想念着那个单薄的身影。

2

穿过一道小门，就是瞿秋白纪念馆。院落中几棵桂花树碧绿深沉，花还未开。若是深秋时节，此处定然芬芳怡人，香气弥散。其实瞿秋白从小就喜欢梅花，假日与课余，常到附近的红梅阁玩耍、嬉戏与赏梅。他还曾用铁梅、梅影山人作为笔名，书写红梅阁的梅花：“出其东门外，相将访红梅。春意枝头闹，雪花满树开。”就连生命的最后时刻，瞿秋白留下的绝笔《卜算子》也与梅花有关：“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瞿秋白何尝不是江南一枝梅？

纪念馆里，最先入眼的便是著名散文家梁衡先生《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的碑文。这篇文章我读过多次，应该算是写他、评他最客观、最公正、最真挚、最优美、最深刻的一篇美文，其言铿锵，其情厚重，其意深邃。

馆门两侧墙壁，各装饰一方厚重而精美的铜雕，右边铜雕的主画面是瞿秋白与列宁，左边铜雕的主画面是瞿秋白与鲁迅。这两个人都与瞿秋白息息相关。瞿秋白在苏俄考察期间，三次见到列宁，聆听过列宁的演说，亲身感受苏维埃的巨大变化，从此义无反顾选择了悲壮而辉煌的理想之路。瞿秋白与鲁迅则是肝胆相照的好友和同志，两位文坛巨匠情深意切，以笔为枪，掀起了思想革命的春潮。人生短暂，瞿秋白先生却与两位巨人相遇，实乃幸事也。

走进纪念馆，瞿秋白的高大铜像迎面而立。他身穿西服、戴着眼镜、手握书卷，是在演说，还是在思考？琳琅满目的图片和实物，向我们展示着瞿秋白多方面的才华。一个纪念馆，就是一部浓缩的历史。三十六年，短暂而丰富，曲折而华丽。

历史永远定格在长汀公园的六月。那天他穿着干净的黑色中式对襟衫，白色齐膝短裤，黑线长袜，黑布鞋。质本洁来还洁去，他喜欢干净。秋白傲然而立，两手背在身后，双脚呈稍息状，神态闲适，泰然自若，一双眼睛平静地注视着枪口，注视着死神，注视着当时以及后来所有注视着他的人。

一位在场的记者这样写道：“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韭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痛饮数杯之后，瞿秋白放声歌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是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餐毕，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信步走向刑场。其间，他用俄语、国语吟唱《国际歌》《红军歌》，四十分钟的步程，若归家之路，自如从容。抵达罗汉岭下，看见一片草地，郁郁葱葱，周围绿荫环抱，鸟儿在吱吱鸣叫。瞿秋白对刽子手微微一笑：“此地甚好。”

于是盘腿而坐，面对枪口，微笑饮弹。

3

我在思索，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连面对死亡都这么潇洒，这么有诗意。

他不愧是个文人，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生于书香世家，既有遗传，也有天赋，酷爱文学，喜治印，善绘画。作为记者，瞿秋白以优异的俄文专业水平被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聘任，并被派到十月革命后的苏俄考察。两年记者生涯，是辛苦的，是勤奋的，更是热血澎湃的，他写下了六十多篇通讯和两部报告文学，用满腔激情和无限惊喜，全方位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这个新生国家的情况，《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一下成为经典。作为诗人，他擅长韵律工整的古体诗词，也会写朗朗上口的现代新诗，诗人的情怀伴随着他的革命生涯，哪怕在被囚禁的岁月里，面对铁窗和镣铐，他一样从容不迫，创作了七首诗词，其中就有这首《浣溪沙》：“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牺牲的前一晚，他还集句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此诗四句全从《全唐诗》信手拈来，自成一体，足见其功底。

作为翻译家，他先后翻译了诸多大家名作，如莱蒙托夫的《烦闷》《安琪儿》，丘特契夫的《寂》，高尔基的《阿弥陀佛》《海燕》、阿里鲍夫的《可怕的字》，托尔斯泰的《宗教与道德》和普希金的《茨冈》。最广为人知的翻译杰作，便是那唱彻全球的《国际歌》。经过他重新翻译创作的歌词，铿锵有力，至今不衰。他的专著《俄罗斯文学史》，系统评述了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文学及其代表性作家，对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生平、创作道路和文学成就进行了较为准确的介绍和中肯的评价。他口才一流，在黄埔军校和上海大学讲课，滔滔不绝，风度翩翩，听课的人挤满了礼堂，连著名作家丁玲都为之倾倒：“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

当文人当到这个份上，只有瞿秋白了。

4

“左翼文坛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文章烟海待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这是文坛巨匠茅盾对鲁迅和瞿秋白的赞誉。他们两人，在时空交织中演绎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旷世情谊。

他们的友谊引起了我的兴趣。

自古文人相轻，但他们没有这种陋习。他们欣赏彼此的才华，还未见面却感觉神交已久。瞿秋白对茅盾说：“我读过鲁迅的很多文章，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文才。只是一直无以谋面，始终引为憾事。”对瞿秋白，鲁迅是欣赏和爱惜的，他与冯雪峰谈兴最浓的便是瞿秋白的文学才华。他说：“这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的《莫斯科通讯》，我看过，翻译的文章耐看好看。”“何苦（瞿秋白笔名）杂文，明白畅晓，一览无余，真有才华，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论文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人。”

两人最初的往来，是从鲁迅让瞿秋白翻译文章开始的。鲁迅早就想从俄文版本直接翻译俄罗斯文艺理论的文章，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只能从日文版本转译，原汁原味的效果自然就差了许多。瞿秋白到上海养病，解决了鲁迅一直耿耿于怀的遗憾。谁都知道瞿秋白的俄文功底数一数二。很快，鲁迅就给瞿秋白安排了一个“大活儿”——曹靖华从苏联给鲁迅寄来《铁流》译稿，不知是粗心还是遗漏，序没有译。鲁迅立即委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接受序文后，很快便流畅地翻译出来。鲁迅读后大为赞叹，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高度赞扬说：“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对此，鲁迅还在《〈铁流〉编校后记》中对瞿秋白大加赞赏：“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秋白笔名）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

瞿秋白给鲁迅的第一印象如此完美。

不久，鲁迅又将俄罗斯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唐·吉诃德》剧本交给瞿秋白。瞿秋白很快用“易嘉”的笔名将其翻译出来。剧本先在《北斗》刊载，后又出单行本。鲁迅读过译本后，曾对友人说“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他还在《后记》中专门称赞这篇译文：“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

鲁迅将日文版《毁灭》转译成中文，并特意让瞿秋白对照俄文本校读。瞿秋白校读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给鲁迅去了封长信，直接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说：“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他还在信中表述了相见恨晚的敬仰之情：“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鲁迅读到这封长信，也是十分高兴，立即给瞿秋白回信，以“敬爱的J、K、同志”（瞿秋白来信时的署名）相称。

从此，书信你来我往，两颗息息相通的心越贴越近，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早日会面。

瞿秋白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夏天。那天早上，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来到了北川公寓鲁迅的寓所。两人初次见面，竟如久别重逢的朋友，亲切自然，无拘无束，一点矜持尴尬的表情也没有。他们畅所欲言，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希腊谈到苏联，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文坛的趣事，也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鲁迅年长瞿秋白十八岁，在年龄上属于两代人，算是瞿秋白的长者与前辈，可他们没有这种隔阂，一见如故，相见甚欢。两个人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直到晚间，瞿秋白才告别回家。

很快，他们俩成了无所不谈的文友、朋友、知己。

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经济上常常入不敷出。鲁迅用各种适当的方法，予以雪中送炭般的扶助。鲁迅原打算把他的《二心集》和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四篇短篇小说一起让合众书店出版，但书店不愿买下瞿秋白的译作，鲁迅就把《二心集》的版权一起售出，书店方才同意，《二心集》因而成为鲁迅著作中唯一出售版权的书。后来，鲁迅将他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交给良友出版公司出版，这本小说集共收十篇小说，其中两篇由杨之华译出初稿，再由瞿秋白校改定稿。尚未得到稿酬时，鲁迅就拿出六十元给瞿秋白夫妇。如果没有鲁迅持续不断的经济上的支持，瞿秋白在上海期间是很难写出那么多传诸后世的文章和译作的，夫妻俩的生活也会捉襟见肘。更可贵的是，鲁迅冒着生命危险，四次将瞿秋白藏于家中避难，朝夕相处，亲如一家。为了使瞿秋白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生活和写作环境，鲁迅委托日本友人出面，在比较僻静的山阴路东照里十二号，帮他们夫妇租下一处仿日式的三层建筑的二楼南间。虽然面积只有十六平方米，但居室整齐，南有四扇大窗，光线充足，既可写作，又可养病。鲁迅还亲书对联以贺瞿秋白乔迁：“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简简单单的十六个字，浓缩了这对生死之交、惺惺相惜的人生知己的全部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