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行旅与写作

缘起

徐强：

汪曾祺三人谈正式开张，去年，咱们三位合作编著了《汪曾祺1000事》一书。那本书的初衷，是想用《世说新语》那样的笔调讲一讲汪曾祺的故事。《汪曾祺三人谈》这个栏目，也是尝试以对谈的方式、闲聊的风格，交流一下有关汪曾祺的话题。用专栏的形式，专门围绕一个作家展开对谈，大概还不多见。不过正像杨早兄在《汪曾祺1000事》前言中表达的那样：通过一位作家窥见他一生经历的人事，进而体悟一个时代的“风神”，这样的入口，并不好找。碰上了，就不该错过。

杨早：

当然也不必局限在汪曾祺一人身上，有时候难免会牵连到相关的话题。实际上，最好是能有所辐射，这样更有意义。

徐强：

是的，争取这样。咱们已经列出了一些话题，三位轮流担任主持，从我开始。首期选题就是汪曾祺的游与写作。

1992年，72岁的汪曾祺自己编过一部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列入人生丛书。汪曾祺写了篇短序，首先引用杜甫诗旅食京华春句，指出旅食本意是他乡寄食，然后指出自己这本散文集名为旅食的用意：“……并无悲辛之感，只是说明这里的文章都是记旅游和吃食的而已。”

从书后所附的丛书目录可见，丛书汇集了15位作家的散文集，题目与题材并不一致，与旅有关的、至少在题目上有旅这一关键字眼的，只有汪曾祺这一本。可以猜知，在随笔散文销量畅旺的20世纪90年代前期，出版社策划了这个丛书并向名家约稿，并未划定主题范围，只用人生丛书这一无所不包的丛书名字，就是为了其无所不包的涵括性。而汪曾祺选出了自己的旅食主题的散文编就交稿，一定是根据出版社名称性质，投其所好。

李建新：

汪曾祺是个好作者。就像他对于自己的书画，毫不吝啬随手送人一样，写稿也是有交无类，而且一贯很认真地替编辑着想，充分考虑文章与报刊方向的一致性，例如应对教师报约稿，他就写自己的老师；烹饪杂志约稿，他就多写饮食；体育报约稿，他就写踢毽子等民间体育运动；文化研究刊物约稿，他就谈文化；旅游报约稿，他就谈旅行……这是几乎所有报刊都喜欢汪曾祺的一个原因。同时也反映了汪曾祺素材资源储备丰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题目，都能手到擒来。

《旅食集》这部书，可能当初出版社只给了一个大概的选题方向——出他的游记。于是汪先生编入了与旅和食相关的散文。后来再版，书名改为《旅食与文化》。我感觉是出版社做主改的名字，因为谈旅行和吃食本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嘛，不需要叠床架屋。再版时汪先生写过一个题记，比初版本中的原序长一些，我看过手稿复印件，标题仍然是《旅食集》题记，旅食集被他人的笔墨圈出，改为《旅食与文化》。

杨早：

这个信息挺有意思。我在想，为什么就是汪曾祺特别重视“旅”和“食”这两件事？它的散文写作里面非常突出的就是旅行和吃。二位什么看法？

当然今天咱们主要是讨论汪曾祺的行旅写作。汪曾祺曾有自述，讲到上初中的时候，在祖父的尘封书架上发现了一套木活字聚珍本的书，有一本是叫作《岭表录异》，后来看了《岭外代答》，他说从此对讲地理的书、游记就产生一种嗜好。不过，他感兴趣的是讲风俗民情的部分，其次是物产，尤其是吃食，“对山川疆域我看不进去，也记不住”。我觉得这是他在外面旅游的时候，观察世界的一个角度，就是不太注重山川疆域或者说地理特色。汪曾祺上大学时地理就不是特别好，也不是那么善于描述东南西北各种方位，就他喜欢的《水经注》来说，它吸收更多的是其中这种表“情”的东西，或者是谈风俗的内容。

徐强：

还是跟人有关的人文的东西。

杨早：

对，需要跟人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喜欢写的草木虫鱼，也要跟人有关系。比如说写到在张家口的时候画马铃薯，重点是画完就吃掉，吃过的马铃薯品种在国内数得上；又如注意水乡野菜与救荒的关系，都是最后落到与人的关系上。

李建新：

在脚踏实地的旅行开始之前，他已经通过阅读做了关于民俗风物、历史掌故等各方面的知识准备。等有机会亲历，他观察世界的角度就有了不一样的地方，带着古人的眼光、历史的眼光，而不是走马观花式地浏览。

居地之“旅”

徐强：

《旅食集》中“旅”的部分收文26篇，旅踪所涉的地域有：北京、昆明、新疆天山、湖南岳阳、桃源、索溪峪、陕西、四川、浙江、福建、泰山、香港，以及美国。这只占汪曾祺游踪书写的一小部分，实际上，他一生长期生活过的地域有高邮、昆明、北京、张家口，较长期生活过的有上海、武汉等，游踪所到之处不计其数。以国内而论，34个省级行政区中只有青海、宁夏、澳门三地没有涉足，其他地方都走遍了。以前我撰《汪曾祺年谱》，是从时间上恢复“历史的汪曾祺”，或曰“过程的汪曾祺”，认识到作为20世纪时间流域中一条不大不小的支脉，汪曾祺应和着大时代的律动成长、发展、成熟又老去，最终归隐入时间深处。后来编选《汪曾祺地域文集》，高邮、昆明、北京、张家口每个地方一本，编选过程中重读这些作品，得以从横向打量汪曾祺，深感汪曾祺一生生活与写作中强烈的空间性、地域性特征。这四个地方对于汪曾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谈论汪曾祺的“游”，也不能不从这四个地方说起。你们二位怎么看？

李建新：

我在想汪曾祺一生的旅行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他晚年写过一首诗：“羁旅天南久未还，故乡无此好湖山。长堤柳色浓如许，觅我游踪五十年。”显然，离开高邮到昆明读书的经历，应该算作他一次长时间的、长途的旅行。他在小说里调侃家乡人，走出五里坝就要修家书。相对于这样的传统，他从十九岁起就穿越千山万水，从苏北小城远赴昆明，应该是很自豪的经历。后来，他又去过更多更远的地方，甚至数十年没有机会回到家乡。可以说，他的文学创作一直是在他乡回忆、想念故乡。

徐强：

所以高邮作为汪曾祺人生和艺术的植根所在，其实早期的书写还比较有限，只有作为离别经年的游子、经过长期感情酝酿发酵，实际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复出后，也就是从《受戒》开始，高邮才成为他最重要的题材。就像他自己在诗中所写的那样，“乡音已改发如蓬，梦里频年记故踪”，越到晚年，高邮越成为其最重要的灵魂家园和艺术领地，无论在取材自觉上，还是挖掘深度上，他的故乡书写都达到了新的境界，极好地诠释了童年记忆在艺术家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杨早：

这是一个共性问题。所谓的怀乡之作，都需要跟家乡有一定的距离。鲁迅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言》中提出了“侨寓文学”，一大群作家都是在北京、上海书写故乡，最典型的是沈从文在北京写湘西，都需要这样一种距离感。有了距离之后，再来重新盘点对故乡、对乡土的看法，我觉得这的确是旅行带给人的写作特点。如果一直身在故乡，反而难以写出故乡的精魂，因为缺乏比较。现在很多人都在学汪曾祺的写作调子，但他们反而不容易“打开”自己的故乡写作，可能就跟缺乏距离感、没有跳出来有关。

李建新：

肉身没有跳出来，精神也被禁锢在一个具体的、狭窄的空间。汪曾祺的高邮不纯粹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他创造出来的世界。他的自身经验也反映在创作中。比如小说《岁寒三友》中，大画家季匋民劝靳彝甫：“你是打算就这样在家乡困着呢，还是想出去闯闯呢？出去，走走，结识一些大家，见见世面！到上海吗，那里人才多！”他在回忆自己父亲的文章里也说：“他的画，照我看是很有功力的。可惜局处在一个小县城里，未能浪游万里，多睹大家真迹。又未曾学诗，题识多用成句，只成‘一方之士’，声名传得不远。很可惜！”因为走出去，才不致一辈子囿于闾巷之间，这是汪曾祺的切身体会。

徐强：

昆明时期的居游比较关键，因为这个时期是汪曾祺的人格定型期和艺术学徒期。他自己说：“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新校舍。”汪曾祺认昆明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气质中的很多方面，与昆明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在昆明除了遭逢自己终生追慕的艺术导师沈从文，形成开阔的艺术眼界和相当的学术功底，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气质与风格，还有一点，他曾说，最重要的是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使他们为学为人都比较开放，比较新鲜活泼。这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又如他人格中有强烈的名士气，究其原因，除了来自扬州八怪等苏中文化传统的影响，战时昆明文人集团中的名士文化（想想汪曾祺笔下的闻一多、刘文典、金岳霖、曾昭抡、陶光等一大批名士）尤其重要。

杨早：

我补充两点。一是他在上海、北京和张家口，都是以个体跟地域发生关系，而昆明则是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我上次去昆明的时候就讲过，考察西南联大，还要同时考察昆明这座地方和联大这一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群体的意义在于，不只是汪曾祺一个人来到昆明，而是一种外来文化——从东边、北边过去的外来文化，外来文化跟西南文化、昆明自身文化的结合与冲撞。各种元素，南与北，雅与俗，学院与市井，寂寞与温暖。这些结合与冲撞对于当年汪曾祺这样一个“未成形”的写作者来说，所受到的滋养是非常丰富的。包括西方引进的现代文学作品与现代文学理念，包括南方的生活方式，比如昆明的茶馆不赶人、可以无限续杯等等。整个战时大学的，课堂内外的文学文化交流，包括中文系跟外文系的交融（汪曾祺的写作伙伴就是两位外文系学生，女朋友也是），对汪曾祺来说，都是一种“塑形”。

二是因为有了昆明，才首次奠定了“家乡高邮和高邮之外的世界”这样一种内外比较的关系。后来的上海北京，那反而更像是一个大背景。张家口当然是一个突破，一个“异域”，但那也是被迫的前往，所有地域里，只有昆明是自愿的，是开眼界的。

李建新：

昆明算是汪曾祺比较主动、自愿去的一个地方——也不完全是。他的小说《落魄》中有几句话：“为了读书，大学都‘内迁’了。有那么一点浪漫主义，年纪轻，总希望向远处跑，向往大后方。总而言之，是大势所趋。有那么一股潮流，把我一带，就带过了千山万水。”小说是虚构的，但这一描述却是事实。除此之外，汪曾祺一辈子或长或短的行旅都有被动的成分，也包括晚年参加各种笔会，都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有时近乎“绑架”，广告先发出去了，他不得不去。1984年11月24日，他给邓友梅写的一封信里提到去徐州讲学就很好玩，“我今日晚往徐州去讲他妈的学。去年他们就来过人。我当时漫应之曰：’明年再说吧。’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不想人家当了真事！”他也曾用“随遇而安”来形容下放时的心态，渊源有自。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漂泊流离，漂到哪儿是哪儿，各种各样的情况都被动地接受，也许很自然地习惯了“随遇而安”的心态。

杨早：

包括《跑警报》结尾说中国人“皮实”，这个“皮实”，既是说的中国人，也是在说汪曾祺自己，是昆明的经历与生活让他变得“皮实”的。

说到这种主动，我有两点很难想象，一是当时为什么汪曾祺的父亲会同意他这么一个大少爷跑那么远去昆明求学，他怎么说服父亲的？二是他去昆明以后，他是怎么打开眼界的？整个环境对一个年轻人的冲击很大，但在后来的汪曾祺老年回忆中，都是轻描淡写的。实际上想象一下，吃食也好，气候也好，群居的生活，跑警报，后来的贫穷、饥饿，所有这些东西都跟以前的乡土经验完全不一样。

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很多作家身上，比如莫言的参军入伍，余华的牙医生涯，等等。从乡土生活过渡到群居集体和都市生活，对人的冲击应该是巨大的。正好这些作家又处在青春期这么一个人生定型的时段，这一时期的特殊经历，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人生体验。所以是从地域角度来说，我觉得昆明确实是汪曾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座城市。

李建新：

汪曾祺1946年离开昆明到上海，也不是说有什么拿得定的主意，也不是想好了要到那里发展、定居，而是犹犹豫豫的。到上海也不好找工作，凑合着当中学老师糊口。从上海到北京，同样是偶然的，因为老师在那儿，女朋友去了北京。再后来去张家口，就更不用说了，身不由己，不得不去。

杨早：

确实一直是身不由己，在北京住在哪里，他也没有从来没有自己选择过。汪曾祺夫人施松卿先生跟我说过：“老汪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房子。”其实扩大一下，汪曾祺一辈子很少能自己选择居住、工作甚至旅游，往往都是身不由己，所以才有“随遇而安”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