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纸画芳春：作为文人画家的汪曾祺

四十来岁还想彻底改行，从头学画

李建新：

汪曾祺先生去世后，子女给他出了一本书画集，在雅昌制作的，印得很好。因为是自印本，市场上见不到。不过这算是了了汪先生的一个心愿，他原本是想做一个画家的，而且后来确是文坛中声名在外的书画家。很多人找他索字画，他也很乐于以字画赠人。

汪先生在不少文章里回忆过自己写字、画画的经历。他的祖父是清末的拔贡，父亲上过新式学校，爱写写画画。所以他从小生长于传统文人氛围里，耳濡目染，一睁眼看到的就有这方面的东西。

汪曾祺说，自己正经练字是从小学五年级暑假开始。祖父一高兴，要给这个长孙讲《论语》，还要求他每天下午写大字、小字各一张。祖父让他临的大字帖是裴休的《圭峰碑》。后来，韦子廉先生让他临《多宝塔》。再后来父亲建议他写写魏碑，临《张猛龙》。所以汪先生说“《圭峰碑》《多宝塔》《张猛龙》，这是我的书法的底子”。

至于画画，汪先生说自己没有师承，但父亲是个花鸟画家，他小时候整天看父亲画画。父亲画写意花卉如何布局、画花头、定枝梗、布叶、钩筋、收拾、题款、盖印，这套程序看了无数遍，从而“对用墨，用水，用色，略有领会”。另外，就是储备信息、开阔眼界。他也常常翻父亲买的珂罗版画册，明清画家蓝田叔（蓝瑛）、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徐渭、陈白阳（陈淳）、石涛的画，都看得很熟，而且渐渐能看出门道——对蓝瑛、四王没什么兴趣，“大好”徐、陈、石。

童稚时期的兴趣爱好往往会伴随终生，虽然后来不一定从事专门的工作，但写字画画作为业余爱好和习惯，成为汪先生消遣自娱的手段。他晚年写的短文《文章余事》里说，写作之余的爱好就是“写字、画画、做饭”。

咱们这次可以从“文人画家”这个角度，聊聊中国传统书画对汪先生文学创作的影响，他对书画有哪些独到的见解，书画作为交际工具对他的“人设”产生了什么作用，等等。

杨早：

汪先生这些经历我们都比较熟悉。他不是说过吗，自己小时候“以画名”，作的画经常被美术老师用来做范本。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机会写字画画。但是要说他没有字画瘾，也不对。我记得邓友梅回忆过，说《说说唱唱》编辑部往外发的信，信封都是汪曾祺写，他一个人可以写几种字体：这其实就是技痒难耐的表现。当然，汪曾祺比较集中地写字画画，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他因为被“挂”了起来，心情压抑，以书画解闷。后来在朋友中传开，索画者就多起来。

徐强：

张家口时期，他画过马铃薯图谱、口蘑图谱，在文章里也反复写过。不过这算是工作，农科所交给的任务，和抒发胸臆的书画创作有所不同。话说回来，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汪曾祺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任务，不必继续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首先也是因为他有这个特长。汪曾祺平生最喜欢的书里有清人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对于“图考”中准确、精美的附图赞赏备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在上海就经常读吴其濬的书，所以我们不难想到这样一个场景：当1960年前后汪曾祺在张家口一笔一笔画那套马铃薯图谱的时候，他脑海当中是以吴其濬后学自居、以“图考”为模范的，他体验到的同样是一种艺术创造的快乐。

李建新：

汪先生一直有画家情结。他好像写过，报考西南联大时有预案，如果考不上就去考国立艺专。《两栖杂述》那篇文章里还说，“我到四十来岁还想彻底改行，从头学画。我始终认为用笔、墨、颜色来抒写胸怀，更为直接，也更快乐。”四十岁，也正是在张家口画马铃薯图谱的时候。我觉得，包括汪先生对待黄永玉的态度，也寄托着自己的一个画家梦。他结识黄永玉当天就给老师沈从文写信，极力夸赞沈的表侄黄永玉的天才，后来和黄永玉关系也很好，50年代给黄的画展写文章，60年代请黄给自己的书做插图，都表达出对黄永玉这位职业画家好友的欣赏乃至羡慕。

杨早：

为了帮助黄永玉理解齐白石，汪曾祺以小说笔法写了一篇《一窝蜂》。这篇小说佚失了，但黄永玉向作家李辉描述过那篇文章的大概意思，道是：“他没有见过齐白石，但用小说样子来写。清晨，老人听到窗户外面哐当响了一声，是有人掀开盖煤炉的盖子。老人起来，走到院子里，又拿来不同颜料调。红的，黄的。走到画案前，开始画藤萝，藤萝旁再画蜜蜂，一只蜂，两只蜂，简直是一窝蜂。”《汪曾祺全集》里提到齐白石有50多处，大概是谈到最多的画家。他写小说“帮助黄永玉理解齐白石”，我们不知道始末如何，但这种做法本身很有意味，我们常说汪曾祺是“文与艺通”，这可能是比较早的一个例证。后来《羊舍的夜晚》请黄永玉作插图后，据说姚雪垠也想找黄永玉给自己小说绘图，这是很有意思的“艺事”。

汪朝的文章里还提到过：1980年2月10日，汪曾祺与汪朝到中国美术馆观展。进门不远处，是一张黄永玉画的巨幅白描荷花，拔地通天，全都是荷叶荷花，远近高低各不同。汪曾祺一下就站住了，女儿叫他往前走，叫不动，他还一再说：“这才是真功夫呢，一笔都不能画坏。这家伙真厉害！”

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汪曾祺与黄永玉是互为镜像的，无论是文字，还是绘画。黄永玉晚年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面大段写到汪曾祺。这两位朋友的因缘，还可以再好好梳理。

徐强：

高山流水觅知音，汪曾祺与黄永玉在某种意义上称得上是旷世难遇的知音。虽然后半生随着各自遭际沉浮有过几次误会波折，但就艺术上的相互理解、相互激赏方面，他们都可以说始终是最能会意对方的“解人”。汪曾祺《送到永玉的展览会上》解读准确有力，是一篇情深义重而又十分精到的评论，我认为有资格当作黄永玉画展的“代前言”。而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表现“艺术知己”这一题材的不少，其中非常精彩、有代表性的一篇就是《鉴赏家》，我认为小说中的种种情节、见解乃至情感，都是汪曾祺包括书画在内的艺术创作与鉴赏独到经验的投射，其中也包括他对齐白石、黄永玉的美术作品的会心体验。

一花一世界

李建新：

“中国画”是一个晚近才有的概念，有了西画作为比较，才把中国传统绘画加上一个标签命名。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画，又是以明清以来流行的文人画趣味为主。文人画呢，本来就是一个业余的画种，不强调纯粹的技术，而以意境作为评判的标准。也就是说，文人画是通过毛笔直接把心灵感受的东西表达出来，画家的修养、气度、格局也是很重要的。画家的外在身份，可以是学者、诗人、和尚、官僚乃至皇帝。他们在世俗中的身份也会对绘画作品的格调产生直接影响。画家朱新建说过，“中国花鸟画远远不只是画了一朵花、两只鸟这种东西，它只是拿这个题材做一个借口，其实表达的完全是一个宇宙观，就是一个人对世界、对宇宙的一种理解。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作‘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但是近一百年来，传统文人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文人画家职业化，虽然画的是文人画，但画家的身份、学养，可能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离得越来越远。他们在技术上很娴熟，把笔墨、意境玩得越来越高端，越来越专业，但综合的素养就很难说了。古人只是把画作为一技，一个表达情绪的工具，比如苏轼评价文同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徐渭也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汪先生当然不是职业画家，但他在文学创作、戏曲和旧诗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眼界很高，综合素养很高。虽然他一辈子没有以画画作为职业，但在一定意义上，并没有脱离文人画的正脉。如果他在绘画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多一些，是很有可能卓然成家的。

杨早：

汪曾祺的书画跟写作风格很接近，最明显的风格便是“化俗为雅”。就像汪曾祺写《肉食者不鄙》这种谈吃的文章。即使写吃，也不喜欢写大菜，而是写各种家常小菜，所谓“精致的家常菜”。推而广之，汪曾祺对于自己的小说，自己的散文，以至于书画，莫不如此。“精致的家常菜”就跟他谈小说结构时说的“苦心经营的随便”，看上去是矛盾的概念，却蕴含着某种极致的追求。

汪曾祺的画大部分是小幅的，但是画意通常精致而独到。或许我们可以说，汪曾祺的画技不如很多专业画家，但他用画的意境、画法，包括题画诗的用典、炼字、藏头、隐喻来提升他画作的意境，这就是建新所说，本来是文人画的“本格”，体现的是画者的综合素养与艺术表达，因此很难用专业画的标准来规范文人画，对吧？

李建新：

是的，他画的大部分是小画，而且很有自知之明。关于文章风格，他也经常拿画打比方。比如说“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他在《晚饭花集》自序里也说：“倪云林一辈子只能画平远小景，他不能像范宽一样气势雄豪，也不能像王蒙一样烟云满纸。我也爱看金碧山水和工笔重彩人物，但我画不来。我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只有墨，从渴墨焦墨到浅得像清水一样的淡墨。”

徐强：

过去论书画讲能品、妙品、逸品、神品。职业书画家，基本功厚实，作品虽然少破绽，但也少有神逸之笔，可能数量最多的就是“能品”。能，我理解偏重技能，就是“胜任”而已，达到“能品”相对不难，“但手熟尔”。但“匠气”往往也就相伴而生。汪曾祺书画依赖的不是基本功，是神来之笔，很多构思，包括图文搭配的神妙。这就能够避免匠气。他等于是越过了“能品”，而达到一种超逸和高妙的妙品、逸品这样的层次。或者可以说他是意胜于形、气胜于技。手艺可能没有那么高超，但他的作品的意态、气韵，远远超过一般画匠。

李建新：

朱新建说，艺术家不是学来的，是天生的。比如齐白石，他跟着湖南的小画家学画，向小文人学写诗，但齐白石比他的老师好太多了。因为齐白石对美的感觉太好了，他也非常崇尚文人画。文人画里的美，和他在自然生活中看到的美的重合之处，深深打动了他，这是最真实的，他在这些地方很敏感。

汪先生也非常喜欢齐白石。前两天我搜了一下《汪曾祺全集》，他所有文字中，提到齐白石54次，很多了。

杨早：

我听过一个说法，说书法是唯一不那么吃天赋的艺术。一个人只要勤快，肯写，最后总能上到某一个台阶。当然靠“勤”写不出神品，但是基本上能品可以通过这个勤快、下苦功来达到。所以古人写字是一种普遍的技能，考过科举的，都能写得不太差。其实各行各业，都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爬到巅峰。有些行业门槛很高，祖师爷不赏饭吃，任是练白了头、练秃了笔也没辙，如汪曾祺说的“不是嗑那棵树的虫”。但也有些行业，比如说做菜、书法，是可以循序渐进的，胡适所谓“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特别是现今的书法，往往还跟写者的地位、名声结合起来，有的人书法写得不好，但位置在那儿摆着，他随便一写，就是独一份，就有它的价值，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徐强：

汪曾祺对主流的书画史和书坛、画坛的一些评判还是非常有见地的。虽然他是在书画界主流之外，但他有时候的观察，非常准确，一针见血，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颜真卿、宋四家“格”都不算高，对当代一些有地位的画家书家，像刘炳森、李铎，也都直言批评，如刘炳森商业气浓，李铎晚年题字“用笔捩转，结体险怪，字有怒气”。这些观点源于他一贯的趣味眼光，跟他自己的艺术风格有深刻关联。这方面他言人所不敢言、不能言，还公开发表出来，也是需要独到见地和勇气的。记得40年代沈从文有文章訾议昆明街头的招牌书法，那正是汪曾祺追随左右、师徒二人出没市场淘古董的时期。我感觉汪曾祺对于北京街头招牌、时贤书法的臧否，包括艺术趣味，都是受到沈从文的影响的。

杨早：

汪曾祺自称书法的底子是《张猛龙》，再加上米芾，这是对的。米字在苏中苏北非常流行，米芾去世地点是镇江。像我高祖杨芾，字若米，显然就是对米芾表达崇拜的一种方式。那里喜欢米芾的书家很多。

李建新：

除了他自己说的，画家里喜欢徐渭、陈白阳、石涛，他对扬州八怪也比较关注。在小说《鉴赏家》里，借画家季匋民之口，夸了一下扬州八怪里面的李鱓，其实那应该也是汪曾祺的看法。高邮地处扬州，关注扬州八怪，大概也有地域的接近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