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尖回响

一条坝埂，一湾稻田，一道海岸，一片大海。

姥姥家就在海边儿。

这是辽南庄河一个叫南尖的村子。为啥叫南尖？有多南，有多尖？在大孤山当过店铺伙计的姥爷说，南尖在咱辽东半岛东南边，在地图上看，比你小姨用的改锥还要尖。

改锥那么细那么尖，怎么能住人？

是像改锥，不是真改锥。

那到底是不是改锥？

姥爷边搓着手里的麻绳边说，你说啥？我听不真亮。

刚才还能听真亮，现在怎么听不真亮了？

我妈说，你姥爷有时聋，有时不聋，不聋也得让你“倒磨”聋了。

当个改锥可不错，天天只等着毛蚶、海蛎子、蛤叉从海里打上来煮熟了，一插一撬，溜鲜。

我就是出生在姥家老屋里那个叫盒子的姑娘。我出生那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个年头，并出现了好几个派别。上级发出了新的号召，要求各派大联合。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听起来方方正正的名字——联合，但认识我的人都叫我盒子。我出生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海里赶上了鱼群。海边的人都会拼尽全力把鱼搬回家，能搬多少是多少。我妈在家里生我，从沈阳回来探亲的我爸被派到海里搬鱼。平生第一次被鱼包围了，我爸只挑了两条又细又长绿眼睛的鱼，一手一条，甩甩搭搭回了家。

当我过了第一个本命年的时候，我作为“先遣队员”先进了城里。

我妈是在一个我假装睡不醒的早晨，把我强行拖到汽车上，再换火车，扽到沈阳的。在城里，我一下子“掉到井里”。城里的大杂院强加给我一堆眼睛滴溜溜转的小伙伴，他们嘲笑我海蛎子味的乡音，还找来一个破铁皮罐头盒子，在地上踢着，并一齐大喊：“踢破盒子，踢破盒子！”他们踢一脚铁皮盒子，看一眼我，再嘻嘻笑着，他们之间的眼神交换的内容不言自明，共同表达着对来自乡下的我的好奇和奚落。

我站在那里。渐渐地，我听不见他们发出的声音，甚至看不到他们一张一合的嘴。我只有一个人，站在收割过后，满是根茬、充满危险的田野上。

一列从深夜驶发的绿皮火车

绿皮火车，终于缓缓地启动了。哧哧的白气，从红漆曲轴连杆里钻出，在站台上弥漫开去，又被夜轻易地包裹住。浑厚的笛声，一长声连着一个短声，像一声巨大的不甘心的叹息。

这是一个挤满了人，又只有我和母亲的梦境，我的脚似乎总是踩不到地上。

两个老绿色的粗布旅行袋，被一条看不清颜色的毛巾系在一起，一前一后地搭在母亲的前胸和后背上。我的身上挂着一个小冬瓜大的荤油坛子，它装在一个草绿色旧帆布书包里，书包上面印着红色的“为人民服务”。我被母亲半拖着，走在永远走不到尽头的楼梯上。我的四周都是向前迈着的大腿，前一个人的屁股几乎顶到了我的鼻尖上。我无法停止，也无法摔倒，母亲的手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我感觉我的两只脚离开了地面，前后左右的人把我拥起来，我就这样脚不沾地地被拥上了一列绿皮火车。

火车停在深夜的站台上，像一条胃口巨大的一节一节相连的绿豆虫，两排绵密的腹足在纹路清晰的叶片上一下一下地蠕动着。它好像总是要把我抛下，我因此被母亲责骂。走向这列火车的路真长啊！当母亲终于在褐色硬板座位下，挤放好她的包裹，我则像一条倒空的麻袋，一下子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装荤油坛子的绿书包挤在了一堆疲惫不堪的鞋子中间。

一车人都是模糊的，只有母亲的脸分外清晰。

母亲像是和谁商量，又像是在自言自语：“给俺孩子点儿地敞儿搭搭边儿，不耽误你们坐。”母亲重复着自己的话，眼睛一直盯着座位上两个挨着的大人之间，一块若有若无的地方。她犁杖一样的目光，不断地在两个人之间划动着。那两条挨着的腿终于略微分开了，硬板座位上露出来一个窄窄的锐角。这时，我清楚地记得母亲用食指杵了一下我的后脖梗子：“还不快谢谢姨和舅。”可我不喜欢坐在两个陌生人中间。母亲早就洞察了我的犹豫，一抓一推，我只感到衣领子一提，腋窝一紧，就像一个楔子一样，我被母亲轻巧地塞进了那个锐角。坐下来是这么踏实，是从水里踩到地上的踏实。

在夜的最深处，在类似吵架和抢夺中安顿好行李和人，无止息的骚动，随着火车缓缓地启动，终于停止了。火车上的陌生人，似乎终于接受了命运这随机的安排。

母亲和更多的人是没有座位的。母亲的一只手拉着上面的行李架，她的脸倚在拉直的胳膊上。她不动声色，眼睛的余光却从未离开座位下面那两个包裹。她的另一只手攥着一条书包带，书包里青灰色的小坛子装着醇香的猪大油，它原本是挂在我的身上的。在一个粮食和豆油都要凭票供应的时代，这里装的，就是分居两地的一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小坛子的向往。

从沈阳到丹东，这是一列每站都要停的火车，它在深夜23：45从沈阳站始发。一车人大多有了困意，我是不困的。我在等待一个个突然的停止，和冷风吹进车门的清冷的喜悦。每停一站，都是一阵骚动。一些人上来，又一些人下去，不断地在抢抢夺夺中安顿行李和人。这像极了姥家门前的海，海潮一阵上来，又一阵退下，并不断地拍打着长长的堤坝。我分不清这是海潮的起落，还是人的来去。

绿皮火车又动了，它缓缓地动。深夜里，火车的启动是小心的，压低着呼吸，轻轻地用力，像在看一车人的眼色，或许它也像这车里的人一样，有了强撑住的困意。呼呼的风声，车轮辗轧轨道的声响，车窗玻璃，映着车里的人和小桌板上的一堆杂物。这样的情景，和窗外无边的黑一样，一成不变。

“你往后坐一坐，靠到椅背上，帮我占着座。谁要坐都说有人。”一成不变的情景，突然被我身边的一条“锐角边”改变了。他要上厕所，临去前给我安排了一个占座的任务。而且，他是挨着车窗的，也就是说，我也可以趁机挨着车窗坐了。我早就想看看车窗外了，便往后坐，屁股下的锐角也变成了一个宽宽绰绰的正方形。我的身体被直上直下的木板靠背接住并规范着，一种陌生的坚硬和新鲜的疼，让我懂得原来人的身体和直角是如此不相容。

“锐角边”很快回来了，但他没有急于坐回来，好像是为了奖赏我替他占座的功绩，他要在过道上，靠在车座旁边“直直腿”，这让我得以有更多的时间把鼻子贴在车窗玻璃上，只有贴得越近，外面的景色才看得越清。为了表达我不想离开窗玻璃的决心，我甚至把身子侧过去，肚皮扁扁地贴在车壁上，又坐回了窄窄的“锐角”的空间。不知什么时候，我的“锐角边”坐在我腾出来的地方，好像没有察觉我偷偷换了位置。

火车又一次驶离站台。一车拥挤得变形的人和他们的影像终于隐去，一片明亮的灯海，像一大朵通了电的莲花，暖暖地浮在暗夜里，浮在天地之间。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相遇，它不远不近地跟随着深夜里的火车，直到火车提速，那灯海才慢慢离去。等火车再次停下的时候，那片灯海又出现了，好像抄了近路，一直在火车的前面等着似的。

在一片片相似的灯海里，我记住了这条线路上所有车站的名字：本溪车站到了，本溪南车站到了，南芬车站到了，草河口车站到了，歪头山车站到了，通远堡车站到了，五龙背车站到了，凤凰城车站到了，丹东车站到了……黎明也到了。原来，火车穿过深夜，就是从一个灯海到另一个灯海，并一直把人们从深夜送往黎明。

我总是梦见坐着这列火车，从丹东到沈阳，或是从沈阳到丹东，从一个广场有毛主席塑像的地方，到另一个广场也有毛主席塑像的地方。我的脖子上，总是有一个沉重又娇贵的荤油坛子。母亲永远是健壮的，她的后背和前胸总是有两个包裹，我总是被她提着脚不沾地，她总是有办法给我找一个若有若无的位置。那些我熟悉的车站的名字，不断地被重复，它们是黑夜的刻度，标志着黑夜与黎明的距离。

这列绿皮火车，也是母亲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唯一通道。在这条路上，母亲走向父亲，后来有了我，有了妹妹。我总是在这列每站都要停下的慢车上，把鼻子贴近窗玻璃，无边无际的人间灯火从未改变，也从未离开。只是在我蓦然抬起头的时候，再也找不见我的母亲。她早已成为车窗外那温暖我一生的灯海里，一盏忽明忽暗的灯火。

哑蝉

“命——命——命——”

蝉不停地叫，像在干热的锅底下面又加了把干柴。在辽南，它还有一个象声的名字——“尖了命”。六岁的我就对小姨提了一个要求：我要一个“尖了命”。

蝉声，像一条条丝带紧紧地捆绑着夏天，密不透风。猪累了，鸡累了，鸭累了，大人累了，但我不累，我要一个“尖了命”！在没有影子的夏日的正午，两个瘦小的人，在树下，在房前，在屋后，不停地走着，脚下的地都踩热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拥有一个“尖了命”，但我要一个“尖了命”，我要一个“尖了命”！

小姨总是有办法。她用玉米秸秆缠蜘蛛网，做了一个粘“尖了命”的“神器”。选一根长而笔直的玉米秸秆，再选一根细而韧的高粱秸秆，把高粱秸秆围成三角形，接口处稳稳地插在玉米秸秆的根部。做成了这个三角形长矛只是第一步，还要举着它到房前屋后犄角旮旯儿，去粘上一层层现成的蛛网。最好是蜘蛛刚吐出的丝，刚结成的网，细而韧，白而亮，黏度最好。蛛网要缠绕上三五层，不怕多，于是这个粘“尖了命”、粘蜻蜓的“神器”差不多也就成了。

屋后，几棵簇在一起的杂树，这是初秋正午唯一有阴凉的地方。小姨突然回过头嘱咐我：“悄悄地，别放声儿。”长大了，读清代袁枚的诗，“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和小姨捕蝉的情景差不多。老榆树干上趴着一只，小姨用手指给我看。没人知道这棵榆树长了多少年，反正高得我把脖子都仰疼了，但小姨会有办法。踩着一个颤巍巍的三条腿儿板凳，她一下子就高起来了，举着缠着蜘蛛网的秸秆，扑地一下，哈哈，“尖了命”到手了！暗绿色的身子，黑棕色的条纹，翠绿色的脚，透明的翅子并在背上，大眼睛在脑袋两侧，鼓起来，亮铮铮。小姨把它放在一个箩面筛下扣着，我透过箩面筛的缝隙盯着它，只等着它叫起来。小姨有好多活儿要做，可没有那么多工夫陪我听蝉叫。后来，就是我一个人守在箩面筛旁边，我还把箩面筛欠起一条小缝儿，用一根小细篾儿一顿捅，我不信“尖了命”一下午都不叫。

这可真是奇了，它愣是一下午没叫。

小姨也用一下午的时间证明了一个事儿：这只蝉是一只不会叫的哑蝉。听到这个结论，我失望到放声大哭！小姨一边用一穗嫩苞米哄我，一边把这一切归结为她自己命不好，连累了我，可体腾孩子了。都怪小姨命不好！好不容易逮到一只“尖了命”，还是个不会叫的。

小姨确实命不好。她是我姥姥最小的女儿，前脚还有个龙凤胎的哥哥。在半饥半饱的日子里，姥姥的奶水只够给和小姨一般大的小舅舅吃，她是“理所当然”被放弃的那一个。她是我的妈妈用苞米粥上的细糊糊喂大的，这似乎注定了小姨的体质就要弱一些。哥哥姐姐上生产队挣工分，由于她是家里最小的闺女，便理所应当地承担了全家的家务。姐姐出嫁了，哥哥娶嫂子了，她又成了被嫌弃的那一个。小姨也出嫁了，一个接一个生活的难题，似乎总是让她处在困顿之中。

“尖了命”不叫，这让小姨好一阵子自责。多年之后，小姨还会抱歉地和我提起，真对不起孩子，抓了一只“尖了命”还是一个哑巴。

这种土名叫“尖了命”的蝉，它的大名叫鸣鸣蝉，又叫斑透翅蝉，是北方最能叫的蝉之一。到了50岁我才知道，不会叫的蝉太多了。有雄有雌的鸣鸣蝉，也只有雄蝉会叫，雄蝉也不是天天在叫，它只是在求偶的时候才不停地叫，雌蝉却从来都是高冷范儿地沉默。盛夏，漫不透风的蝉鸣，原来是这只成虫期只有20天的小可怜在尽自己生命的全力呼唤爱情。小姨一点都不知道这些。如果小姨还活着，我一定要和她好好说说这件事，这世界上不会叫的蝉比会叫的蝉多了去了。

对鸡鸭说话的三姑娘姨

我坐在马车的后面，别人的脸大多朝着前面。我搭着马车的边儿，两条腿向下当啷着，脸向后看着。刚下过雨，马车走得极慢，路上的泥，在车轮的碾轧下安然地向旁边翻起两道泥浪，几寸深的车辙忠实地跟在马车后面。路旁，翠蓝的马兰花自顾自地开着。它们不怕烂泥迸溅到脸上，它们啥都不怕。

我和大人们去赶席。老张家的三姑娘姨出嫁，我是娘家客。当我们坐着的马车驶出村里的时候，村西头的果园边上，一个矮壮的年轻男子的身影一闪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