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时间的目击者

北京时间5月25日，导演贾樟柯在微博上发了一段文字：“谢谢朋友们的关心，今天晚上《风流一代》没有奖。影片在戛纳得到很多好评和鼓励，开心回家，继续下一部电影。”

这是贾樟柯第六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另有一次入围“一种关注”单元）。此次入围的新片《风流一代》，使用了近20年来拍摄的素材，回顾过去25年中国社会变迁，前线口碑不错，场刊评分一度领先。

对这部作品，贾樟柯承认它实际上非常“私人化”，在一个稍显宏大的时间跨度之下，“贯穿影片的情感曲线是我的切身感受—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但我相信这也是中国人相通的情感”。

仅以长片来看，贾樟柯的电影创作经历了几个不同时期。

最开始，他使用独立电影的方法，参与地下电影的风潮，操作了自己最早的学生作品《小武》，在欧洲的电影节上一鸣惊人，一举成为世界影坛的新星。这也延伸出充满个人体验和极具怀旧色彩的《站台》《任逍遥》，构成了山西汾阳的“故乡三部曲”。随后，贾樟柯将视线从故乡移开，开始关注时代变迁下极具时代特色与在地特征的“游民”现象，《世界》和《三峡好人》，都与此主题相关，《天注定》则是这位导演与时俱进的一次观察，他选择借助刚刚兴起的微博在他所关注的底层打工群体当中寻找故事。2015年开始，贾樟柯在电影层面和个人表达上显示出双重野心，他创建了一个贾樟柯宇宙，过去电影中的角色开始反复在他的新作品中出现，并且将故事续写下去；另外，他对时代的描摹也进入了一个更宽广的阶段，《山河故人》《江湖儿女》以及新近入围戛纳的《风流一代》都涉及更长的时间跨度。

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存在着种种矛盾，他记录了“向上流动的希望与困顿停滞的现实”。他同时操作自然写实的风格与精心的符号细节，他兼顾旧式情义的江湖气与深刻思考的知识分子情怀。他走向世界的程度，超出同时代的中国导演，同时又持之以恒地描绘变动中的故乡。

《山河故人》至今，贾樟柯始终表现出一种书写21世纪中国历史的野心。

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张力，是贾樟柯电影的美学核心。经过《天注定》之后，贾樟柯对时代变迁这一话题的兴趣越来越明显，而他采用的方式仍然是关注时代洪流中的个体经验，这一点一直延续到最近的《风流一代》。

《山河故人》至今，贾樟柯始终表现出一种书写21世纪中国历史的野心。迪厅、矿场、工厂、高铁、高楼大厦，有的事物轰然倒塌，有的事物呼啸而过，还没来得及反应，便永久成为了历史，留下一声空落落的叹息。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21世纪。贾樟柯的电影，留下了这些时代变化的证据，在人物身上刻下了难以磨灭的情感刻痕。那些我们所失去的，所遗忘的，在他这里历历在目。

而贾樟柯，他是时间的目击者。

贾樟柯被公认为中国最会写作的导演之一，他的电影确实像小说一样有阅读趣味。

世情小说与现实主义

作为入围戛纳次数最多的中国导演，贾樟柯无疑是国内为数不多称得上“世界级”的电影创作者，但是并不冲突的是，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中国”的导演。

无论是对故乡、青春的怀旧还是对时代的刻录，贾樟柯的电影当中总是有一副非常“传统”的骨肉，支撑着人物的行动，支撑着他对世界的看法。

作家张怡微曾言：“世情小说的落脚点并不是人的情感，而恰恰是市井生活中不让人升华的真相。”贾樟柯在细节和符号上的丰富，恰恰就是在最庸碌的层面，在习俗、婚恋、金钱、面子等日常生活的运行秩序当中，把握人物与世界的落差。诸如小武称钱、巧巧跨火盆、红色美发宝的两次出现，他的电影常常在这样的细节处展现出世情小说的特征。

这跟他在90年代获得的文化养分不无关系。1993年，贾樟柯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就读，当时侯孝贤把自己所有电影的拷贝捐赠给了北京电影学院，所以贾樟柯最初系统地接触电影，就从侯导的电影里习得了一种个人化的、纪实的、富有余味的表意方式。

贾樟柯回忆这段日子的时候，还提到了同一时期，沈从文和张爱玲被文学史重新发现，并成为流行。这两位文学家对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的关注，让过去从革命文艺当中成长起来的贾樟柯感到思维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第一部长片《小武》开始，人际关系是贾樟柯观察社会的起点。

《小武》讲述的，是一个小偷的人际关系，在几天内渐渐瓦解。这来自贾樟柯从北京回到家乡汾阳之后对身边的观察，友情、婚恋、家庭关系迅速呈现出新的样态，而改革开放是其中的最大变量。“我想讲一个变革时代的故事，可以从人际关系来着手”，在贾樟柯最初的设想当中，《小武》的片名应是《胡梅梅的傍家，金小勇的哥们儿，梁长友的儿子：小武》。

小武和小勇原本是一对好友，而小勇参与了经济链条当中被盘活的那一部分，完成了从不合法到合法的转变，率先成了“企业家”；而小武仍是一个扒手，他被新的经济秩序及其人情秩序抛弃，游离在外，局促，困窘，游荡。小武称钱的片段，控诉了“结婚时送你六斤钱”的承诺，到“来路不明的钱，接不住”的变质，他对“结婚为什么不告诉我”的反复强调，是一种在人际关系中被抛弃的失落，而从更大的层面，显示出旧式江湖情义面对新秩序时的脆弱与失效。

即便后来贾樟柯在自己电影当中进行类型片尝试，人和人的关系仍然是他电影当中最主要的线索，用以支撑人和时代之关系这一核心主题。尤其是在《山河故人》《江湖儿女》当中，“关系”开始更多地以“情义”出现，这两个词都很“中国”，也很传统，跟“江湖”一样，不可翻译，只能阐释。

贾樟柯确实对旧式情感有一种情结。在一篇有关侯孝贤的文章当中，他提及在侯导的电影看到“旧社会”“旧语言”“旧情义”，就连“侯孝贤”这个名字都让他想起县城的衰败院落门匾上，“诸如‘耕读之家’‘温良恭俭’的古人题字”。

从《天注定》开始，贾樟柯的类型尝试，都杂糅了黑帮片、江湖片、武侠片等元素，这种类型偏好当然来自贾樟柯少年时期在山西县城录像厅的记忆，但另一方面，它们都在讲述前现代的，不被现代经济关系定义的，不受新式道德左右的旧式人情。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已入中年的贾樟柯，走过《小武》的“现在时”之后，对过去生活的怀旧。

《江湖儿女》里，巧巧和斌斌多年之后在一家小旅馆里举行跨火盆的仪式，斌斌牵起巧巧的左手：“就是这只手救了我。”巧巧说：“我不是左撇子，当时开枪的是右手。”这种怀旧失败的尴尬和失望，像一个隐喻一样轻轻弥漫在贾樟柯如今的创作里。《三峡好人》开始，人总是在寻找什么的路上，但是他们往往找到一个错误的答案，或者原本并不存在的答案。

贾樟柯曾经提到，在北京电影学院接受教育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分为两派，一派教好莱坞，一派教苏联电影，苏联培养剧本写作，要求剧本写得像小说一样能够阅读。这一点深深影响了贾樟柯。贾樟柯被公认为中国最会写作的导演之一，他的电影确实像小说一样有阅读趣味。

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当中都出现的红白喜事，它们在两部电影里都是相当有幽默感的片段，但是来自导演对现实的敏锐捕捉。

《山河故人》里，故事讲到2014年，已经成为沈总的沈涛去参加婚礼，赠送新人一人一部苹果手机，新人手里拿着最新款的iPhone，向沈涛三鞠躬。时代符号被掺杂进传统习俗，碰撞出滑稽甚至尴尬的幽默效果。

在《江湖儿女》中，斌斌则让那对拉丁舞者在二勇哥的葬礼上再献跳一曲，他对舞者说：“二哥爱的就是个你，送他一程。”巧巧说了，国标舞太洋气。这不仅是一个江湖大哥的爱好，而且体现了当时的中国各阶层普遍想与世界接轨的愿望。

如果你觉得这其中有一点难堪、尴尬、离奇，我想贾樟柯会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市井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真正模样。

科幻、流行歌与关公少年

在贾樟柯的眼里，流行文化是我们的栖息地，“一个温暖的归宿，一个自我安慰的地方”。

《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反复对迪厅、迪斯科名曲、霹雳舞进行再现，这完全是贾樟柯的个人情结。双人舞是一种交流，甩头等夸张的肢体动作则是中国人极少采用的情感宣泄方式，对巧巧、斌斌、沈涛以及贾樟柯来说，舞蹈是一种语言。

流行歌是另一种抒情方式，很多普通人难以言说或词不达意的感情，都被安放进《珍重》《浅醉一生》《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不断重现，不断回溯。

在贾樟柯的电影里，到处都是声音。处女作中，他曾经因为想要加入街道噪音而跟录音师吵架，最后不得不找到张阳来救场（后来也成为其御用录音师）。电器商店里，电器开着声音；婚礼前夕，婚庆队伍彻夜歌唱流行歌曲；丧葬店里，一堆人围在一起唱《心雨》；小武找小姐，听她唱歌；和小姐在家里聊天，他们唱王靖雯的《天空》；洗澡时在空旷的澡堂里破除“真不会唱”的心理防线，大声练习卡拉OK；药店老板搬迁，大街上放着歌……

后来，贾樟柯将这些无处不在的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景观，视为自己年轻时的表达方法，“曲折地、心照不宣地”透视时代变迁。在近些年的创作中，他转而通过将时间切成大的篇章段落更直观地标注时代，流行音乐则成为串联这些时间段落的情感纽带。

贾樟柯的电影创作存在一对明显的矛盾，这位受侯孝贤、小津安二郎、布列松影响至深的，推崇自然状态的导演，另一方面，却也是一位刻意的、精致的符号学大师。

他喜欢用面孔、服装、道具等不言自明一目了然的符号，言简意赅地表达他对社会的感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贾樟柯是完全的视觉艺术创作者。从《三峡好人》开始，贾樟柯则开始使用超现实的符号，来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不理解”，或者表达试图理解却受挫的心灵经历—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相同体会。

很多普通人难以言说或词不达意的感情，都被安放进《珍重》《浅醉一生》《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近几年来，对贾樟柯的批评，多数集中于他对时代的体察越来越空洞、越来越刻板，似乎对时代情绪的捕捉正在距离他过去曾经推崇的自然写实越来越远。贾樟柯在《天注定》之后的直白，有他自己的原因，过去他使用流行文化来透视时代变迁，某种程度上也属于一种春秋笔法，但是最近（十）几年，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因为“中国电影在呈现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时候，最缺的不是隐晦，而是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