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德志：深入生活的“崔师傅”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小的时候可以看的电影不多，只有一部反特片《铁道卫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影片的主题曲，优美的旋律简洁明快，充满激情的歌词让观众们走出影院后就能哼唱：“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

这首歌的旋律很多人都很熟悉，但知道歌名的人并不多，因为开头第一句“嘿啦啦啦啦”响亮又好记，干脆被叫作《嘿啦啦》。其实这支歌曲的名字叫《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由崔德志作词，张风作曲。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创作于1952年，同在东北文教队工作的作曲家张风从抗美援朝前线慰问演出归来，找到创作组的崔德志，希望同他合作一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歌曲。听到张风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时年二十五岁的崔德志热血沸腾，马上答应下来。

当时东北文教队刚进入沈阳不久，条件很差，家里连个桌子也没有。崔德志找了半天，才找到了一个大盆，于是把大盆扣在床上，上面放个盖帘。盖帘高低不平没法写字，只好又把一块菜板搭在上面，这才动起笔来。

“诗言志”是说诗歌创作一定要表达人们的志向与愿望，要有激情，写歌词也一样。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在那个热情如火的青春年华，崔德志没费多少时间，歌词就创作完成了。考虑到这首歌创作的目的是激发广大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要求歌词一定要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易学易唱，所以作家采用的歌词几近大白话，要达到的效果好比宋代的柳永——“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果然，歌曲发表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轰动一时，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此后许多年，不论在哪里，只要有人开口“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马上就有其他人接上“天空出彩霞呀”，然后更多的人应和“地上开红花呀”。年轻的崔德志至此得志，一炮走红，红遍全国。

崔德志1927年农历五月初四出生于黑龙江省青冈县县城。青冈县交通闭塞，不通火车，汽车也时有时无，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如果遇到雨天道路泥泞，进出不得，县城便仿佛与世隔绝的孤岛。封闭加贫困导致文化落后，当时县里只有一所小学，直到1943年才有了一所中学。

崔德志从小家境贫寒，他父亲先在河北吴桥老家做长工，后到东北中东铁路卖苦力，又在黑河金矿淘金，十多年后人老体衰时提篮小卖，做点儿小买卖养活一家六口。他父母双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很有志气，知道拼命赚钱，供养子女读书。

崔德志九岁时家境稍有好转，他父亲便把他送进城里的小学，由于年龄已大，直接进入二年级。他发愤读书，只用三年时间就完成其他同学六年的课程，晚入学两年却同别的孩子一样，十二岁时小学毕业了，十三岁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考入外地一所中学：安达国民高等学校。当时家境再次跌入贫困的深渊，中学需要住校，食宿费用较高，父亲实在无力承担，只能让正在读书且成绩优秀的两个姐姐辍学，集中家里全部财力供养唯一的男孩儿完成学业。决定做出的那一天，全家人哭作一团。姐姐伤心的泪水一直滴在崔德志的心上。进入晚年，每当讲起这段往事崔德志依然哽咽不已，为此他一生都在资助姐姐的生活。

崔德志的文学启蒙和熏陶是从儿童时代开始的，他十岁那年县城里开办了一家说书馆，这是全县唯一的文化娱乐场所，他欣喜若狂，被说书人讲的故事所吸引，没钱买票他就从后门溜进去，等说书人说完一段收钱时逃跑，收完钱再溜进去。靠着这样的“免票”办法，崔德志小学阶段听完了《精忠说岳》《小五义》《三国》等几部长书，书中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他下课时经常向小伙伴们转述，而且擅长添枝加叶，编排一些新的故事情节进去。崔德志担当义务说书人，小伙伴们听得如醉如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崔德志刚刚中学毕业不久，日本人在东北的文化禁锢瓦解，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及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出现在书摊儿上，在崔德志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文学世界。特别是鲁迅的作品，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他下决心要学习鲁迅，以笔为剑，刺向黑暗，唤醒民众，“我以我血荐轩辕”。

1946年1月，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崔德志考入了哈尔滨大学文学院文学系（该校1948年与东北行政学院合并，1958年更名为吉林大学），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经过系统学习，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试笔。如大多数初学写作者，他的早期作品是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身边生活。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楼》写一个寒冬的夜晚，外面大雪纷飞，路旁一座高楼里面却是温暖如春，老爷太太正在豪宅里面轻歌曼舞，仆人在为狗切肉，而对面一间四面透风的工棚里，一位失去双腿的老工人饥寒交迫、奄奄一息，他的腿就是在修建对面那座高楼时摔断的。作品用强烈的对比控诉了人吃人的社会现象。文学作品是生活的表情，崔德志的处女作就捕捉到了生活最痛苦的表情，生动形象，催人泪下。

这篇小说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哈尔滨工商日报》上，发表时旁边登了一则启事：“请马非先生来报社一谈。”马非正是当时崔德志用的笔名。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报社，编辑原来以为崔德志是位老先生，没想到竟然是一位青年学生。编辑随即约请他为副刊撰稿，从此崔德志崭露头角，陆续在这家报纸以及《东北日报》《知识》杂志等报刊发表了《大娟小姐》《喜相逢》《吴经理》《伤兵们》等多篇作品。

正当他在小说世界里全速奔跑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1948年5月，崔德志加入到东北文化教育工作队。这是个演出团体，亟须能够宣传革命精神、能演能说能唱的作品。使命感让崔德志放下写小说的笔，重温大学里学的诗词韵律知识，开始创作快板、歌词、秧歌剧、歌剧等作品。

建国初期的崔德志，坚定地认同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的文学理念，而对一个作者来说，如何深入生活，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当时写工业题材的人少，且工业题材的作品又比较难写，但崔德志选择了写工业题材的作品，并坚守一生，写了一辈子。他先后去了鞍山钢铁厂、本溪钢铁厂、沈阳重型机器厂、沈阳纺织厂、丹东纺织厂等许多工厂。由于他长期在工厂一线生活，工人们都管他叫崔师傅，从此崔师傅这个名字就成了比崔德志更有影响力的大号。

1957年，当时已是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驻会作家的崔德志，怀揣一纸介绍信，来到沈阳重型机器厂党委宣传部。接待他的人爽快地问道：“你看看是留在宣传部，还是去工会？”崔德志也爽快地答道：“先不去机关了，就到车间从做学徒工开始吧。”接待的人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在崔德志的坚持下，他被分到了一车间，正式开始钳工学徒生涯。

崔德志以前也去过工厂体验生活，但那时都是走过场，蜻蜓点水，苦不着，累不着。这次不行了，学徒工从擦车床、打水、扫地、热饭盒、领材料开始。三十岁的崔德志面对二十多岁的小师傅，哪项工作都丝毫不能马虎。当时崔德志家住沈阳市体育场，距离上班的重型厂有十多里路，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需要两个多小时。刚进厂不久，沈阳下了一场几十年罕见的大雪。那天正赶上崔德志上夜班，呼啸的西北风夹着鹅毛大雪扑面而来，吹得人睁不开眼睛。骑在自行车上的崔德志几次险些摔倒，车子骑不了，他就推着车走。怕路上耽误时间，那天他比平时早走一个多小时。当车间的人以为这样的天气，崔德志不能来了，正想找人替班的时候，崔德志出现在车间门口。看到他黑色的棉大衣上落满了雪花，摘下棉帽子，头上冒着腾腾热气的时候，在场的人对这个来体验生活的作家无不刮目相看。从此，工友们把崔德志当成“自己人”，喜怒哀乐、家长里短毫无保留地向崔德志倾诉。崔德志与工友的感情日益加深。平时他们一起打扑克、下象棋，节假日一起出游，带着自家烙的糖饼、蒸的花卷，拿出啤酒，席地而坐，举瓶畅饮。很快崔德志达到了钳工三级水平，由学徒工转正成为真正的“崔师傅”。

不论我们对深入生活的态度和看法如何，文学创作都离不开生活的体验和生活的阅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崔德志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度过的。1955年他创作的独幕剧《刘莲英》在《辽宁文艺》上发表，并在《人民文学》三月号转载。该剧获得全国独幕剧一等奖，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刘莲英》是一个以工业建设为题材的独幕剧，崔德志以工厂中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作为创造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突出刻画了女劳模刘莲英的形象。剧本描写一个正在进行劳动竞赛的纺织厂，每一个班组为了保持本班本组的荣誉，都积极争取获得这次生产竞赛的红旗。在一个周六晚上，一对悄悄相爱的青年，面对落纱工序，在处理抽调本班一个落纱工人补充别班短缺时，发现原来以为互相了解的爱人有如此大的分歧：剧本中的女主角刘莲英正当要表白爱情时，发现她所喜爱的人张德玉偷偷把自己班上落后的工人调给了别人。作者选择一个十分单纯的情节，选择生活中普遍存在又足以表现矛盾的片段，把人物放在矛盾里经历思想情感上的考验，让这个政治上不十分成熟、有三年党龄的年轻女工，在处理问题上表现出大公无私。作者十分成功地描写了刘莲英对待爱情、工作、荣誉的态度，使人感到这个正在成长的女工，既有党性原则，又有温柔可爱的个性。剧作通过对不同典型人物的刻画，在人物性格冲突中展示了大公无私和本位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

1979年末的一天，我父亲下班回家比较早，他说当天晚上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有一场观摩演出，是崔师傅创作的话剧《报春花》。父亲一直习惯称呼崔德志为“崔师傅”，他让我和他一起去观看。父亲说，白天在省文联召开了研讨会，崔师傅就为什么要写《报春花》谈了创作体会。崔师傅说：“1978年底，我到一个纺织厂体验生活，我已经阔别那里十多年了。那是一个雪花纷飞的隆冬，厂里召开年终总结表彰大会，披红戴花的先进生产者坐满了礼堂，我应邀坐在主席台上，身旁是一个全厂贡献最突出的女工。她四年干了五年的活儿，今年又用八个月完成了一年的任务，被称为全市纺织系统走在时间最前面的人。她还会唱歌跳舞演戏，是业余宣传队的好演员。听到她的典型发言，我激动得不得了，她的成绩看得见，摸得着，先进事迹动人心弦，是多年来我闻所未闻的，我和她边谈边向场内走去，我问她去市里发言准备怎么样了，因为过几天就要开全市劳模会，她又是纺织系统超额最多的优秀分子。她回答说我不去讲，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不知道我的事儿吗？我问她是什么事儿，她没回答，自顾自走开了，眼眶里还噙着泪水。回到厂部，我仔细询问关于她的情况，宣传科长说她父亲是内控的‘历史反革命’，目前在农村劳动改造。我问她一贯表现怎么样，科长说平时表现非常优秀，十六岁入厂，干了二十多年没回过家。我想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到市里讲一讲呢？科长说，那不归我管，若不是粉碎了‘四人帮’，今天这个台她也上不去。不久市劳模会召开了，名单里果然没有那位女工。我的心揪得很厉害，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能这样对待工人阶级？不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四化’吗？”

崔师傅接着说：“几个月后我又到另外一个纺织厂体验生活，采访一名五万米无疵布的标兵，不巧她去了外地介绍经验。我只好自己深入到车间，意外发现一名生产十万米无疵布的女工没被报上名。为什么不对外宣传？厂里说她出身有问题，她父亲原来是‘四清’对象，‘四清’时隐瞒了富农成分，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文革’中又被下放了。这两个人的遭遇，使我反复思考了许多问题。这些青年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教育，他们没有享受过剥削生活，没有做过反人民的事情，走上工作岗位辛苦劳动为国家做了贡献，为什么不能平等对待这些人？搞‘四化’需要各方面人才，不批判反动的‘血统论’，不破除陈旧的观念就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取得‘四化’建设的胜利，这是新长征路上尖锐的社会问题，文艺创作不应该面对现实，勇敢地直面问题、回答问题吗？”

听了父亲转述《报春花》的创作背景，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我和父亲赶紧吃过晚饭，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位于南市场的辽艺剧场。剧场门口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站着很多人，这些人大部分是文艺界的，许多人是我父亲的老相识。人群中有一位五十多岁、个头不高、相貌朴实和善的长者。见到我们父子俩，他立即迎上来，笑呵呵对我父亲说：“大陆同志，欢迎你光临指导呀！……这是你儿子啊？他小时候我见过，现在长成大小伙子了！”崔师傅在我父亲口中是个了不起的大剧作家，我在内心当中给他画了一个非常伟岸的形象，没想到崔师傅是一个这么平易近人的人。寒暄过后，我就和父亲一起进入剧场。那场演出的节目单，至今还保留着，八开纸对折页，封面墨绿色，上面印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七场话剧《报春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翻开之后映入眼帘的是：编剧崔德志，导演刘喜廷，舞美设计王纪厚，舞台监督石锐。演员阵容更是十分强大，李默然领衔主演，辛微、宋国峰、辛立平、周红、刘文治、沙金燕等著名演员也都赫然在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