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如其人：汪曾祺的语言创造与语言观

“汪曾祺金句”与作家的造语能力

徐强：

咱们这个对谈栏目开篇《汪曾祺的行旅与写作》，就捎带谈到了汪曾祺的语言特点。但我觉得这方面还有更多可以谈论的地方没有涉及。这一期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吧。

汪曾祺诞辰100周年的时候，高邮方面组织了汪曾祺金句评选，参与的人很多，评出的金句也有几百句。这个创意不错，因为汪曾祺确实是创造了不少“金句”的作家。评选出来的那些固然有名，还有不少不怎么有名的金句，也是很有个性的。例如：

既然不是乘兴，你就不要来！

你不知道我多难受，多寂寞！这是什么生活？什么时候光明才能照到“古罗马的城楼”？

一只瘦骨伶仃的小猫蜷在桌子腿旁边。这两天正是换毛的时候，毛都一饼一饼的。

昆明菜花冬天也开。冰结住了，冰在那里？

所有的西边都是东边的西边。

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李建新：

如果挑选汪先生文章里传播最普遍的句子，我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是散文《夏天》中的那句：“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他妈管得着吗！”有这个印象，主要是从网络上看到它的次数太多，前些年是微博、豆瓣，后来微信上各种介绍汪曾祺的文章，都要捎带上这一句。记得在微博上还看到过网友对这句话的评价，说“老爷子真朋克”。

不过说实话，我个人对评选“金句”这事略持保留态度，尤其在汪曾祺身上。当然有些机构从宣传、扩大汪先生的影响出发，也可以理解。汪曾祺在《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一文中说：“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持这样看法的评论者、读者为数不少。尤其他后期的作品，不会去刻意雕琢句子。但在读者中，一直有人从他的作品中摘句传播，真真假假，很多，甚至有些并非汪曾祺写的句子也被到处传。有两段伪作非常有名，一是：“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一是：“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第一段“金句”，我从网上搜到过它诞生的过程，有人在豆瓣上追问最早贴出这句话的网友，对方承认，是自己看过某一个版本的《人间草木》写的短评，不是汪曾祺作品中的句子，但后来以讹传讹，越传越广，有不少出版社和媒体的宣传文案中都在重复传播，至今不绝。在汪曾祺先生去世20周年纪念活动上，我们聊起来前面说的“伪句”，汪先生的小女儿汪朝看了“伪金句的诞生”过程，感慨说“终于把老头儿洗白白了”。

当下的传播技术，“纠正”的作用也不大，太较真儿甚至有人觉得你多事。前几年鲁迅博物馆还开发了一个系统，公众通过馆藏的数据库可以查哪些话确实是鲁迅说的。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事在名人身上发生得不少。

徐强：

我在高邮汪迷部落门口看到了刻有“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的那个木牌。门前角落里虽然没有花，但有个盆景和几竿瘦竹，我独自盯着木牌，一面哑然失笑，一面又感觉还挺应景。汪迷部落这些年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我想进去参观一下，但早上还没开门，我就在痩竹边呆站了一会儿才离开。仔细玩味一下，这句话被误传不是没有原因，它所暗示的人生态度和言语方式，的确很“汪曾祺”。

李建新：

杨早兄一直对公开展示这几句伪金句耿耿于怀，甚至建议大家众筹重新装修，把那几句话换掉。哈哈。

徐强：

我看重的是从“金句”中折射出一个作家的“造语能力”。作家诗人以言说为业，生平所说所写的话语不计其数，能够给世间留下一些永恒流传的句子，也算难得。很多作家写得也不少，但人们已经想不起他说过什么话了。同时，一种语言的发展，得益于个别作家的“造语”，他们不断创造出新的表达形式，冲击旧有的语言秩序，共同语的语料就会不断丰富，模式就会不断增加，语言也就永远保持鲜活、旺盛的生命力。我还有个看法：即使一些“试错”式的造语尝试，也就是一种表达形式被创造出来，公众感觉不合理，不去袭用、不加流传，最后归于寂灭，这样的言说，同样对语言的发展有正面作用。

汪曾祺有这些“金句”，说明他是具备相当的造语能力的。说到汪曾祺的造语贡献，仅从一个细微的方面也能看出来，那就是象声词的创造。一定程度上，象声词是文学写作中的一个惰性领域，常见声音都有固定对应的象声词，一般作者往往因循守旧。如铃声则必“叮铃铃铃”，雨声则是“哗啦啦啦”……似乎象声词不需要创造。但语言学家早就指出，象声词对于声音的模拟，是文化的结果，不是天然的对应，不同文化对于同一种声音的模仿可能大相径庭。这就说明，象声词的创造也是具有很大空间的。如《鸡鸭名家》写鸭子：“这些东西只会呱呱地叫，不停地用它的扁嘴呷喋呷喋地吃。”《老鲁》写校工老鲁从山上挑水：“一个人挑着两桶水，斤共斤共走着。”《名优逸事》写京剧名角萧长华吃饺子：“四十个饺子，装在一个盘子里，浇一点醋，特喽特喽，就给‘开’了。”《受戒》写船桨拨水：“哗——许！哗——许！”《八千岁》写做草炉烧饼的师傅击案声：“定定郭，定定郭，定郭定郭定定郭，定，定，定……”其中多半用法都少见于前人作品，不落窠臼又韵味十足，丰富了汉语的象声词汇。

杨早：

汪曾祺对语言极其重视，甚至给好多作家留下一个印象，对他的作品说不出什么的时候，就夸他的语言好。1994年我见到汪先生的时候，拿着一本《汪曾祺文集》，请他题词，我仗着年纪小，说您题一句您觉得一辈子最喜欢，或者说最能说明你的整个创作的话。他就题了那句话：“小说是删繁就简的艺术。”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精到。从沈从文先生一直到汪先生下来，这句话贯彻到底了。鲁迅的散文中说“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是重复，但是重复得有味道。汪曾祺说自己的小说《徙》，一开始开头写的是“有很多人都消失了，有很多歌都消失了”，出去转了一圈，全部抹掉，最后改成“很多歌都消失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苦心经营”，很多时候是语言上的，不见得是结构上的。他还有一句话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句话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记耳光。

从绚烂到平淡

徐强：

汪曾祺的文学生涯贯穿于现当代文学，他的语言面貌的变迁，是现代汉语写作变迁的一个样本。它既记载着个人语言方式的演变，也见证了现代汉语作为一个整体在数十年中的渐变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时代话语环境的塑造性力量。这种贯穿性作家的作品，对于研究现代汉语史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语料库。

我前面补充的那些所谓“金句”，多出自汪曾祺早期作品。得益于《全集》的出版，他的早期创作晚近才以比较完整的面貌公诸于世。他早期语言的特点，我想可以用几个词概括：奇崛、刻意、尖新、俏皮，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儿。后期语言则可以概括为平朴、日常、丝滑、如话。汪曾祺明确意识到杜甫所说“语不惊人死不休”与宋人崇尚的“造语平淡”之间的对立，他个人的语言变迁就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案例。从修辞学角度说，早期锐意于对标准表达形式的“偏离”，晚期则回归到“零度”，也就是回归标准表达形式。

当然在二者中间，他也明确指出平淡为佳，但同时指出平淡不是简单，还创造性地提出“第二次的平淡”这一概念，也就指出了绚烂之后的平淡与“贫乏”“寡淡”的平淡之间的区别。这正是他后期的平淡中反而使人感觉蕴含更丰富意味的原因。

杨早：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有一次走在路上，前面两个女生走路聊天，一个女生说，汪曾祺是谁？另外一个说汪曾祺就是那个写别人看不懂他自己也看不懂的诗的那个人。我那天还想了一下，如果我们一开始接触汪曾祺就是他40年代那些作品，我们还会不会那么喜欢汪曾祺？真是非常烧脑的一些作品，他的诗也好，文章也好。就是因为他有过前面的奇崛，才导致后面的平淡。

徐强：

汪曾祺早期语言也有着明显的欧化特征，说明他受翻译体西方文学影响较大。例如长句子、复杂结构句子、从句结构等，时常出现。后期这种欧化显著减少，口语体特征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适应口语言说的短句子成为主要句型。艾青论诗歌语言（文学语言）的特征，提出“口语性”这一条。我说汪曾祺后期的语言“丝滑”“如话”，可以说是口语性的高度实现。不过把这种“口语性”作为文学语言的普遍特征可能还可以作别种阐释，因为显然并非一切文学都要用口语体来写，也许可以把口语性解释为话音效果角度的“可说可听性”，即使典雅书面语，也要遵从听觉规律。汪曾祺也是有高度听觉敏感性的，他解释过《黄油烙饼》里的几句话：“这车的样子真可笑，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还不怎么圆，骨鲁鲁，骨鲁鲁，往前滚。”特别强调“‘骨鲁鲁’要用张家口坝上口音读，‘骨’字读入声；如用北京音读，即少韵味”。即使只注意一下他在很多处对于“入声”的论述，也能感觉到他是非常注重话音的听觉效果的。

李建新：

朴素、平淡这些评价标准，经常在中国传统批评话语中见到，不独文学，其他艺术门类也作为很高的要求。我记得看画家朱新建的一个视频资料，他说作为画家能做到真诚、朴素、生动就很好了，真诚了你可以再真诚，朴素之后可以再朴素、更朴素。

当然朴素、平淡并不是以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如果只是写得寡淡无味，那就不是朴素而是寒俭了。木心也说过：“陶渊明的朴素，是一个大富翁的朴素。”

杨早：

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出过一本书叫作《周洪说书》，“周洪”是两位编辑的笔名合在一起，他们说了好多当时文坛的一些热点现象，第一篇就是《千万不要学汪曾祺》，他说你们是学不了的，人们都以为《大淖记事》《受戒》就是风俗画，所以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写风俗画，坦白说尤其里下河地区的作者们，他们都喜欢写风俗画，以为那就是汪曾祺，但其实有很大误解，因为汪曾祺如果一辈子走不出高邮，一直在那儿待着的话他是不会成为后来的汪曾祺的。成为汪曾祺的关键点是在昆明和张家口，还不是高邮。所以汪曾祺能够成为汪曾祺，其实是因为他走出来以后的一些变化。他特别跟年轻作家说，年轻时候你要怪一点，要另类一点，不然的话你到我这个年龄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说我年轻时候是因为另类和怪，所以到老年我才可以写这么平淡。你们如果一直开始平淡的话，后来就没了。

李建新：

汪先生后来总结自己的“纳外来于传统，融奇崛于平淡”，可以说既是对创作风格的自我评价，也是对语言的评价。

古典、民间与地方

徐强：

古典语言、民间语言、地方语言，是塑造汪曾祺语言风格的三大资源。

古典语言对他的影响，后期愈甚。文言体、骈俪句的使用，对声韵节奏的不动声色的讲究，都是其主要表现。在一些标准典雅体的文本中自不必说，例如为编《知味集》而写的“小启”：“浙中清馋，无过张岱，白下老饕，端让随园。……凡不厌精细的作家，盍兴乎来；八大菜系、四方小吃，生猛海鲜、新摘园蔬，暨酸豆汁、臭千张，皆可一谈。或小市烹鲜，欣逢多年之故友；佛院烧笋，偶得半日之清闲。婉转亲切，意不在吃，而与吃有关者，何妨一记？作家中不乏烹调高手，卷袖入厨，嗟咄立办；颜色饶有画意，滋味别出酸咸；黄州猪肉、宋嫂鱼羹，不能望其项背。凡有独得之秘者，倘能公诸于世，传之久远，是所望也。”即使在散文中，也时常夹杂四字句式，如他七十岁以后回读中学时的江阴，怀念起自己的初恋，写道：“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难忘繖墩看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离别。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缘悭未值。”其中的节奏感和音乐性，都直通古典美文的语感。他晚年应索题字，常用对联形式，结合题赠对象实际情况，一副内容贴切、声韵合规、对仗工稳的联语往往倚马立就。即使他随手写就的应用文，也典雅有趣。如《草木闲篇小启》：

人非草木，树犹如此。一事不知，儒者所耻。半日清闲，浮生难得。愿借寸楮，聊代联床。亦宝尺璧，贤于博弈。内容不受限制，篇幅千字左右。文尚雅洁，自宜心平气静。情贵真诚，不妨剑拔弩张。

将语典、事典巧妙融合，不露痕迹，婉转自如，透射出古典语言传统的浸润之功。上述两篇《小启》和对联之类说明他对于古典应酬类文体手到擒来的，还写出一种幽默俏皮的味道。但为什么他补办工作证的报告写得那么滑稽不得体，这一点让人有点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