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浪漫与高贵：诗的灵性与故园情思的感应

忧郁、浪漫与高贵，是高海涛“文品”的真实写照。作者精神世界的三个栖居之地——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与辽西故园在这里谋面而钟情，文学活动的三个方面——翻译、批评与创作在这里融合而升华。忧郁、浪漫与高贵，在文本中从未离开过（正如它们在作者的精神深处从未离开过一样），而这一切源于诗的灵性与故园情思的“神秘”感应。诗的灵性，不仅仅体现在诗文于文本中的互文性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诗性思维、诗意表达与诗化氛围。诗的灵性在与故园的感应中芬芳四溢，具有忧郁之美、浪漫之美以及神秘之美。

一、诗的灵性：散文写作的精神资源

就文体来讲，高海涛最珍视的是诗，他的译作《北方船》《剑桥诗稿》《叶芝诗选》等都是对诗的致敬。不过他自己很少写诗。在他的意识中，诗人太雅，小说家往往“太俗”，而散文则具有人间性，是广袤的土地和无边的田野。他甚至认为，诗人和小说家很容易“专门化”，有些人的知识结构不过是所谓技术型专家，从而背离了文学应有的价值关怀与理想精神。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理解，或许有一定的偏颇，但散文的业余性、包容性、博雅性，显然也是他对这种文体心向往之的重要缘由之一。所以每当谈到散文，他总喜欢引用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话，似乎这是散文存在的某种依据：“为什么灵魂被闲散的思想所推动呢？因为它们毕竟是闲散的，正像风吹动了树木，灵魂被闲散的思想推动了。”

还有评论。在“醉心”散文写作之前，他的职业身份是评论家。之所以转向散文，对泛泛的评论写作敬谢不敏，除了“外省批评家”的体认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评论本身的局限性和对想象力的压制”。他需要想象，需要有表现闲散思想，让风吹动树木的空间。因此，海德格尔的“可能性高于现实性”，成为他的座右铭。他赞同萨特所说，人不仅是他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的总和，也是他自己所渴望经历的一切的总合。正是在散文世界里，他把经历的一切与渴望经历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为我们呈现了他的散文独有的忧郁、浪漫与高贵。

他翻译诗歌，却不写诗；评论小说，却不写小说。这样的特殊经历，自有一种好，那就是当他写散文的时候，诗的质素、小说的质素，乃至评论的质素，都自然地汇聚笔下，构成了他散文写作的资源。而其中最突出的则是诗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语言和叙事的，也是思想和精神的，可以说，诗的灵性和想象的生发，是高海涛散文写作的精神资源。

这里的诗，不是指具体的诗歌，而是文学艺术中所包含的诗之美和诗之魅。“我对散文的语言能做到像诗人那样敏感，具体写作过程往往是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语，一种充分陌生化而又大方得体的修辞、意象、语境，甚至连别致的语气也是我追求的目标。”①高海涛在写散文时追求诗的节奏与灵性，不仅常常以诗作为散文的题记，文中引用诗作并予以想象发挥，更注意将诗性贯穿他的全部散文血脉之中。如果说，“看纳博科夫的小说，你总能发现有个诗人的身影，转转悠悠的，不肯从故事中离去”（《红楼中人洛丽塔》），那么看高海涛的散文，也几乎有同样的感觉。

作者不是诗人，他笔下的人物也没有一个是诗人，但诗人的形象仍在那里。而且这诗人的目光既眺望世界，也回望故园。他的散文有诗的灵性。诗的灵性总是萦绕于文本世界，而他无论写什么，都会联系到辽西故园和自我人生，否则顿感没有底气和激情。诗的灵性与故园所建立起的神秘联系在文本中普泛存在。

“青铜土地，白银山水，辽西故园，黄金记忆”，这是高海涛对家乡自然与历史的认知。辽西故园，在他的内心深处，是高于一切的，因其神圣而珍藏于心，或高高举过头顶。为了讲述家乡的故事，他不惜从远方拈来那么多美好的诗句，来寄托对故园的思念。仅以长篇散文《苏联歌曲》为例，全文共13章，每一章都引诗作为题记，如西伯利亚古歌“在故乡，那里有我的歌谣”，马雅可夫斯基的“我要用脚踏住，自己的歌喉”，普希金的“猫向左转，就会唱起歌；猫向右转，就会讲故事”，叶芝的“我为我的歌做件外衣，绣上古老的神话之谜”，此外还有艾略特的诗、狄金森的诗、雪莱的诗、毕晓普的诗、勃洛克的诗，不一而足，仿佛意犹未尽。这种引诗入文的写法，无疑强化了诗意的牵领和主旨的渗透。不仅如此，诗的灵性与故园情思的关系不是并置的，而是不断产生换喻的效果，似乎在作者主体的观照下，构成了神秘的感应关系。

为何散文的创作如此重视诗性、彰显诗性？这和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诗意的构思。高海涛以英文诗的形式进行艺术构思，在散文创作中，最先“跑”出来的是诗，然后才创作散文。也就是说，诗是散文灵感之源、章法之本。散文创作的过程是诗意建构与创作的过程。二是诗意的等待。“诗歌是散文的伟大训导者，我从来不喜欢没有诗意的散文，无论叙事还是论述，能用诗来说明的我都尽量用诗。每当散文写不下去的时候，我都觉得缺少的不是记忆和想象本身，甚至也不是细节，而是某个句子、某种诗意，我需要等待它的到来，然后再继续往下写。”②作者等待诗意的到来，让诗意一直流淌在文本之中。由此，诗贯穿于整个创作过程。三是诗意的兼容。实际上不仅在散文中，在高海涛的评论中，诗意的感应也同样存在。他评析契诃夫的《樱桃园》和《三姊妹》，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海德格尔的精神家园之思。他写的许多作家作品评论，也往往会出其不意，引出一些诗句，于是峰回路转，思路开阔起来。这绝不是一种炫耀和做作，而是这些已经渗透在他的意识和无意识深处。可以这样说，诗已成为他生命存在的方式。从诗性评论家到诗性散文家，其背后，都有他作为一个诗歌译者的资源支撑。于评论，取诗的风度；于散文，取诗的情怀。中西经典，苍翠往事，都在这里被重新整理，形成了他几乎不可复制的写作风格与特质。

二、故园之思：散文写作的神秘感应

这里所说诗的灵性与故园感应，是指创作主体的诗性能动地、自为地激活故园含蕴的内在情愫，同化故园，从而使故园与主体、与世界融为一体，具有神秘性、同构性与比衬性。

首先是神秘性。高海涛以经典的读解、诗的灵性理解故园的风俗、人与大地，充满神秘感应。巴塞尔姆的《凌晨四点的王宫》之于父亲的离世（《故园白羽》），海明威的《战地春梦》之于“我”在雨中的初恋（《青铜雨》），爱丽丝·沃克的紫色之于母亲的灰色（《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叶芝的《当你老了》之于三姐的命运与结局（《三姐九歌》），上海世博园英国馆的造型之于故乡的蒲公英（《故里乡贤》），兰波的《欧菲莉亚》之于科尔沁的女孩燕子（《少年与东山》），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的《三月》之于中国红军的长征（《长长的三月》）……所有这些文学经典中诗的灵性与故园的感应如片片桃花，象征着“故乡和我们的家园”。

他从梦见父亲的梦境醒来，偶然翻阅巴塞尔姆的小说《凌晨四点的王宫》，一个小时以后接到电话，说父亲已在弥留之际。某种对神秘感应的联想促使他做出如下的感悟和思考，“所以父亲，既然是你的艰难支撑让我学会了英文，那么我所学会的英文就应该有责任向我传达你的生命信息，以证明它不仅通行国际，而且也是知恩图报、聪明晓事、富有灵性的语言！”他坚信父亲是懂得“英文”的，而且正是父亲“赋予了这两个字以最深的爱意、最大的光荣”（《故园白羽》）。

神秘性在高海涛这里是“魅”，是“世界的家园感、时间的纵深感，心灵的神秘感”“对文学而言，适当的神秘主义是一种正能量”。③但他更“关心的不是神秘，而是象征”。文学经典与家乡故园，深深地内化于高海涛的精神世界，那是他的精神家园。

有时候我们分不清是前者加深了对后者的理解，还是后者加深了对前者的理解。詹姆斯教授讲那次课，“我才知道父亲当时的心境，与叶芝笔下的老人何其相似乃尔——‘我在这里，一个坐在旱季的老人，被一个孩子观望，在等待一场雨’”（《青铜雨》）。文学经典加深“我”对父亲的理解，而“我”对父亲的理解又拓展了经典文本意义的普适性。詹姆斯教授讲课征引史蒂文斯的诗，“雨的土著就是雨人”，而“我”故乡的“青铜雨”壮丽而恢宏，从雨的雕像到父亲的雕像，辽西人盼雨、祈雨的雕像，这场雨成为记忆里最伟大的一场雨。经典召唤出他对故园的深切理解，而故园则召唤出经典的多重意蕴，这种神秘与宿命般的互为性存在是浪漫，也有忧郁，更显高贵。有时贴近之真切，有时旷远之浩渺，就像是一个亘古的童话在宇宙间纵横。彼时与此时的双重叙述写满了他所有的思念与眷恋。

其次是同构性。相对于其他文体，散文总是更突出叙述者，更凸显主体性，应该是“我来了，我见证，我讲述”的审美把握。④

“作者主体性的真正实现，是打开内宇宙的大门，用内宇宙去感应外宇宙的脉搏，使内宇宙与外宇宙相通，并且具有外宇宙的巨大投影，负载外宇宙的巨大投影。”⑤因而，高海涛散文引用文学艺术经典所含蕴的诗的灵性与作者的故园情思神秘感应，高度契合，即二者具有同构性。读麦卡蒙的《奇风岁月》，觉得“奇风镇很像我们那里”，年少的我们在故乡度过了名副其实的“奇风岁月”（《苏联歌曲》）。读福克纳《八月之光》，想起我们中国“伟大的立秋，古老的立秋，小时候当成节日过的立秋”，想起同村的女孩儿身上那种“自然人性的光辉”（《八月之光》）。从“我”对英语启蒙老师的记忆，想起了俄罗斯名画《解冻时分》：“河水破冰，道路泥泞，春寒料峭，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正在走过雪野，而不远处的一座低矮简陋的房子上，正飘出淡淡的、暖暖的炊烟。”（《精神家园的炊烟》）在与经典的对话中，故园情思纷沓至来。或许，是因为故园情思一直在内心涌动，等待与经典的一次次相遇。所以，他从女诗人毕晓普的《地图》美学，想到辽西绥中的海，那里波涛滚滚，虽然“不是我的故乡，但却是我的名字诞生的地方”，而又从盲人说唱家荷马哥，想起画家莫奈发现池塘里睡莲的故事（《原点上的荷马哥》）。经典的进进出出，故园的出出进进，诗的灵性与故园情思难解难分。

最后是比衬性。叶芝“曾以诗的形式想象了鸟类进化与人类发展的神秘对应关系”，而高海涛则从天鹅想到龙鸟。天鹅——伟大神性的鸟类，龙鸟——世界上最早的鸟类，“龙鸟不是鸟，而是神的某种遗迹”（《故园白羽》）。作者对叶芝诗作《丽达与天鹅》的引证，是为了给龙鸟的出场进行铺垫。“龙鸟就是天鹅，从生命进化的角度看，它们甚至更强健，也更有资格被赋予伟大的神性。”文本的天鹅映衬历史的龙鸟，或者说叶芝的天鹅映衬高海涛的龙鸟。龙鸟，透视着一方土地的高傲，也彰显出故园情思的深邃。

回望故园，风物高闲。在他的笔下，举凡辽西的季节风情、物华天宝，都愿意与国外诗人、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相比，这里有他的高傲，也是他的“怯弱”？即便与中国相比，也是经典作家向往的地方，比如写20世纪70年代的辽西乡村，很热闹，“除了当地的贫下中农、父老乡亲，还有大连来的知青，沈阳来的‘五七战士’，总之是人才济济、文化昌盛，热闹得就像丝绸之路时代的新疆小镇，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向往的地方”（《苏联歌曲》）。只有比对这些，才能赫然证明故园的伟大？故园缺少自证性的存在，是不是也表征着“羞涩的土地”上的故乡之子的“羞涩”和焦虑？当然这只是猜想，也可能是“误读”。

诗的灵性与故园情思之间的感应具有神秘性、同构性与比衬性，渗透着忧郁、浪漫和高贵的气质和品格，构成精神家园和心灵风景的突出表征。高海涛在《苏联歌曲》里引用雪莱的诗：“我们最甜美的歌曲，是那些表达最悲哀的思想的。”可以说，他散文中最浪漫的句子，也是表达那些最忧郁的情思的。“契诃夫的《草原》，这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个男孩儿坐在干草车上，头上是越来越低的云朵，眼睛梦幻般地望着远方。这个男孩儿在我的梦境里晃荡了很久，就像是我和殷玉田两个人模样的变种。”契诃夫《草原》中的男孩儿与“我”、殷玉田，充满梦幻与期待，“模样的变种”更具深意。作者对男孩儿自我同化的过程，也是重塑自我的过程。

三、诗的灵性与故园之思融汇的

美学气韵

故园在高海涛心中的地位无法撼动，它坚如磐石。他调动艺术思维，想方设法通过与经典诗性的关联把故园推向世界。思维跳跃，时空跨越，奇思妙想的比喻、象征与通感，辅以创造性的叙述视角转换，忧郁、浪漫的底色和高贵、单纯的成色，在读者面前若即若离。

高海涛的散文充满世界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一般来讲，表层上的高贵可能在于世界经典的“高大上”，然而对于高海涛来说，高贵不在于经典的弥散，而在于故园与经典神秘感应的深层肌理，构建一种世界在故园里、故园在世界中的高贵的审美气质，由此他的散文流动着生生不息的美学气韵。

第一，高贵的“羞涩”和“单纯”。18世纪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认为古典艺术的最高理想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高海涛深谙其道，他在《诺恩吉雅》中写道：“在这片大音希声的土地上，没有什么比歌中那种高贵的单纯、悠远的静穆更贴近人心。”他的散文充溢着一种“土气”的“高贵”，也可以说是“高贵”的“土气”，每一字好像都是你熟悉的，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是离你很近又很远。所说的“土气”，是弥漫着无法抹去的故园乡土的气息，但文中又洋溢着挥之不去的“洋气”，世界文学艺术经典和自我故乡家园神秘感应，“捆绑”在一起，成为“土洋”的结晶。他的故乡家园，人与大地，如世界经典一样“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随“神圣性”而来的高贵在他的笔下呈现不同的审美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