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考察殷墟及安阳工作站题诗赏析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节点。甲骨卜辞的相关研究证明，河南安阳小屯一带即商王盘庚徙殷之所在。卜辞中的称谓亦与典籍记载的商王世系相合，殷代王统得到地下出土文物的证明，这将中国的信史时间大大提前，从而对当时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及近代疑古之风形成了有力反驳。192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开始对殷墟进行系统的发掘、研究，这也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殷墟考古进入全新时期。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安阳工作队，并于1959年在小屯村修建了工作站。同年4月份，工作队在安阳后冈南坡发现了一个圆形殉葬坑，“圆坑葬”系首次发现，这引起了历史学家郭沫若的注意。

1959年5月29日，郭沫若出京参观，历经安阳、郑州、洛阳、西安、太原等地，7月11日返京，其间得诗若干，辑为《豫秦晋纪游二十九首》发表。其中关于6月30日殷墟之行者有两首：《访安阳殷墟》《观圆形殉葬坑》。第一首《访安阳殷墟》手稿现藏安阳殷墟博物馆，诗及小注内容如下：

我来洹水忆殷辛，统一中州赖此人。

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

——一九五九年六月来安阳书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调查队 郭沫若

此诗有多种版本，文字略有差异。《豫秦晋纪游二十九首》小辑最初发表于1959年7月18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的《郭沫若年谱长编》误写为《人民日报》），其中，《访安阳殷墟》第二句为“统一中州始此人”。1959年收入《潮汐集》，差异更大：“偶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肇此人。”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时，则为“偶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赖此人”。2017年版《郭沫若年谱长编》则为“我来洹水忆殷辛，统一中原赖此人”。如上，各版本差异主要集中于诗的前两句，是“我来”还是“偶来”？是“中州”“神州”还是“中原”？是“赖此人”“始此人”还是“肇此人”？殷墟博物馆所藏为手稿祖本，而各发表出版本出现讹误，或是同一作品有不同手稿而出现多种异文？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学术问题。

诗中的“此人”“殷辛”，即商朝末代君王帝辛，其人多以暴虐的“殷纣王”形象存在于历史文献中，如酒池肉林、炮烙酷刑、剖腹取心、鹿台自焚等负面事件，皆与之有关，历史上口诛笔伐者甚众。但郭沫若此诗却意在作翻案文章：帝辛征服东夷，统一中州，是对中国历史有巨大贡献的人物。1958年11月，毛泽东也表达过类似观点：“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58页）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影响只是一方面，郭沫若对古史素有专门研究，早在1945年出版的《青铜时代·驳〈说儒〉》中，已经设专节《殷末的东南经略》为帝辛抱不平了：“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得来万恶无道，俨然人间世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太公道的。人是太爱受人催眠，太爱受人宣传了，我们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郭沫若不仅肯定纣王自焚的英雄气概，而且根据殷墟卜辞的研究，以历史学者的“持平”态度肯定纣王经营东南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中国南部之得以早被文化，我们是应该纪念殷纣王的。”

《豫秦晋纪游二十九首》组诗的第二首长诗《观圆形殉葬坑》，基本上重述了《殷末的东南经略》一文中的观点，也可以说是对《访安阳殷墟》一诗的注释。相关诗句如：“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东夷渐居淮岱土，殷辛克之祸始除。……武王克殷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躯。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旧案莫踟蹰。”诗语流畅直白，不难见出，郭沫若高度肯定殷辛对于中国版图一统的奠基功绩，也对周人灭商、鸠占鹊巢后又诋毁殷辛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与反思：新兴政权往往极言前王之恶，后世附会侈陈，遂致臆说失真，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1959年前后，郭沫若做的翻案文章实在不少，为纣王翻案只是其中之一。1959年2月3日至9日，郭沫若完成历史剧《蔡文姬》，将“白脸”曹操塑造成一个爱惜人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3月14日做文章《替曹操翻案》，主张“今天我们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只有在人民做了主人的今天才有可能。”7月1日郭沫若考察洛阳龙门石窟、白马寺等地后，赋诗曰：“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1960年1月10日完成话剧《武则天》，果真将武则天塑造成一个具有杰出政治才能的正面人物，而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则被塑造为“徒有才艺而无器识”的无行文人。郭沫若为系列历史人物翻案，固然源自其辨伪求真的史学精神，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新的时代主体自信掌握了科学的历史观，睥睨古今，改地换天。

尽管争议颇多，郭沫若不失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卓越人物，他在文学、史学、考古学诸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在丰厚学养的滋润之下，郭沫若在书法上也有巨大成就，可称大家。解放后，郭沫若身为国家文化、教育、艺术诸领域的领导人，经常到各地考察，为名胜古迹、机构团体留下了大量墨迹，其书迹几乎遍见于全国。郭沫若书法以行草见长，世人誉为“郭体”。《访安阳殷墟》手稿系行草写就，风格苍老古朴。观其笔法，线条腴润，屈曲波磔，如“辛”之竖画及“人”之捺画，行笔过程中辅以振宕，欲行不行，给人以迟涩凝重之感。藏露互用，如“中”之竖画，起止皆用露锋；“案”之撇、捺，皆于收笔时以笔腹略顿，戛然快提，无锋而止，用笔转换自如。笔画粗细有致，结字亦大小错落，如“我”之下诸字，由小变大，对比鲜明，最突出者如“千”与“案”二字，大小粗细对比到夸张的程度。整体上笔意纵恣，有钟鼎文字的奇致和烂漫，这也符合郭沫若骨子里的浪漫主义精神。不过，此手迹似非郭沫若书法中的上品，偶有瑕疵，如“夷”字之撇画，既欲一笔左下出锋，又欲弯而上翘，处理得并不成功。或情怠手阑，或纸墨不称，郭沫若书写时应未处于最佳状态。

作者简介>>>>

王增宝，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从事文艺理论、近现代文学文献等研究。著有《清末民初小说艺术身份的确认》《〈作家〉复刊履痕：1978—2018》。

［责任编辑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