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儿童小说苦难叙事的当代承续与嬗变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尾声期有一部作品时常被忽视甚至无视，那就是黄谷柳的《虾球传》。这部作品原计划写作四部，讲述一个从小遭受苦难的流浪儿的成长故事，可其中的第四部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搁笔。当然，那时确实有作家因各种原因而对现代苦难书写保持静默，但黄谷柳却是主动放弃的。他曾对夏衍说道：“很奇怪，对于描写旧社会的痛苦和伤残，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兴趣了。”①这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有着深远影响的作品的“烂尾”让苦难主人公虾球的成长没有了结局，让人感到遗憾和惋惜的同时，也让人们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学对现代苦难的叙写一定是未完待续的。事实证明，中国当代儿童小说的苦难叙事一开始就是对现代文本的承续和拓展，两个时代一脉相承，却又有了巨大的变化。新的时代并非就不能描写苦难，如在现代儿童小说中不可能出现的留守儿童所承受的心理困厄等，这些新的苦难形态与以往的苦难形态一同构成了当代儿童小说的苦难世界。特别是随着曹文轩和东北儿童文学作家群将悲情的儿童苦难叙写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地后，“苦难”便成为儿童小说中伴生于“成长”又与“成长”平起平坐的重要叙事主题。当然，咀嚼苦难仍旧不是当代儿童小说文本的终极目的，其主旨还是在于强调苦难过后的新生。如果儿童小说只是为了赚取读者的同情与眼泪而不停地增加苦难的分量，那这样的文本也就称不上为儿童文学了。在当代儿童小说中，苦难与新生同样是一对因果，不可分割。

当代儿童小说中的苦难已伴随着社会、历史、时代的演进升级成为磨砺和锤炼儿童成长的“良师益友”。这时的苦难既是叙事策略，又是融合了教育、心理、文化与认知等各种因素的叙事对象，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本体意义。在某些作家的儿童小说文本中，苦难在意象表达上甚至成为小主人公的伙伴或者对手，以客体之身具主体之能并行主体之事，这是一种极为有趣的文学现象，苦难也因此而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态。那么，当代儿童小说中的苦难都来自哪些方面呢？

一、现代苦难叙事的承续与拓展

时代的划分都是人为的，尽管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背景与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时代的到来就是旧时代万事万物的终结。时代间的脉络联系是不可能被完全掐断的，因此，现代社会中儿童所经受的各种苦难就必然会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因为这些苦难经历实在让人过于刻骨铭心了。当代儿童小说对现代苦难的反复咀嚼与回味，是一种怀旧，但也是一种创新，因为当代儿童小说在表现苦难主题时与现代儿童小说有着完全不同的侧重点。现代文本侧重表现社会动乱和战争的无情与残酷，旨在控诉那个非人的世界对人的践踏；而当代文本侧重表现的是生活中那些闪光的人格、人情与人性，意在颂扬一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显然是当代儿童小说对苦难叙事内涵的一种深层拓展，而且这种纯粹的精神力量更容易得到新生。另外，当代文本并没有因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而放弃对现代苦难的挖掘，直到新世纪，还有很多儿童小说文本以现代战争为背景，描写战争苦难中儿童的人生际遇，可见现代苦难的文学生命力是极为强大和持久的。在当代儿童小说文本中，取材于现代苦难的大致可分为两类：现代乱世苦难和现代战争苦难，比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刘真的《我和小荣》、崔坪的《红色游击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于敏的《千里从军行》、肖显志的《北方有热雪》、薛涛的《满山打鬼子》、于立极的《龙金》、刘兴诗的《抗战难童流浪记》、徐贵祥的《琴声飞过旷野》等。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是由台中光启社出版于1960年7月。尽管作家出生于日本，30岁后又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但她却把最美好的童年记忆留在了历史与文化底蕴无比深厚的老北京城。这部小说成就了林海音，也成为中国当代儿童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可以说，苦难几乎成为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在主人公英子的童年记忆中，她自己的也包括周围人的美好愿望与残酷的现实生活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让她幼小的心灵始终处在一种孱弱与不安当中。尽管如此，作家却用了一种从容豁达的态度去细心回味这丝苦涩，从而让文本更加感人至深了。另外，小说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苦难情节值得人们关注，那就是对儿童的抛弃与买卖。妞儿、兰姨娘、宋妈的女儿等都是这一苦难的当事人，它仿佛是一场悲剧的轮回，不断出现在那个纷乱的时代里，在让人触目惊心的同时也让人对人性、人情做出深刻的自省。正是这份苦难叙写让小说更加厚重了。尽管童年充满了苦难，但作家却对童年极为珍视，“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②正是因为有了童年的苦难经历，才有了作家日后丰富的人生阅历，才有了让她享誉世界的《城南旧事》。除了对现代乱世苦难的叙写，现代战争苦难也是当代儿童小说文本苦难叙事的主要来源，刘真、崔坪、刘知侠、于立极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比如刘真的《红枣儿》。小说讲述了抗战时期红军宣传队的故事。胖鸭和米花是队里最小的孩子，他们一直惦记着地主老太婆园子里即将成熟的大红枣，虽然很馋但却不能吃，因为他们“有纪律”。小说将孩子们那种急欲得到某种东西而又无法得到的焦虑、天真、可爱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这种温馨的描写背后却透露出一丝丝苦涩的味道，因为将得到一颗红枣当作心愿的胖鸭和米花都有着苦难的童年经历，“就说米花吧，她爹给地主扛长活，每年挣来的一点粮食，养不活他们全家人。她娘一手抱着她的小弟弟，一手领着她，到各村讨饭吃。”③不但她自己“瘦伶伶”的，就连她的弟弟也是“皮包骨头”的；“胖鸭本来叫王五全，刚来的时候，饿得像个骨头架子……”④可以想见，经历过饥饿的人在面对食物时，那种占有的渴望和欲望是多么强烈，但作为红军小战士，他们硬是没有捡起一颗随风掉落的红枣，给了地主婆一记响亮的“耳光”。在描写战争苦难时，这篇小说与现代儿童小说文本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后者叙写战争苦难是为了控诉非正义战争的罪恶及其对儿童造成的伤害，而前者则是以战争苦难来衬托和赞扬红军小战士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优秀的人格素养，重心不同，苦难叙事的内涵也就随之发生改变了。战争是血腥和罪恶的，但当代儿童小说文本与现代文本最大的不同便显现了出来。现代文本意在控诉，即使主人公走上革命之路，也主要是为了加强新旧两个世界的对比，对人物人格、人性、人情的关注较少；而当代文本则意在表现主人公在战争苦难带来的悲伤、痛苦与迷茫中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人性优点与人情美，苦难叙事的内涵已经深入人的本性，更为深邃了，随后而来的薛涛、于立极、徐贵祥等作家的作品均是如此。

显而易见，当代儿童小说文本对现代苦难的取材的确是一种承续，但在苦难叙事的内涵上却发生了新的拓展。苦难在这里似乎不再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激发主人公人性本原的催化剂。用苦难来凸显人性特征是当代儿童小说文本苦难叙事的一种新尝试。

二、社会发展与心理困厄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都开始迅速恢复与发展，无论是文化教育还是经济建设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进步。在这股浪潮中，很多中国社会的原有规则与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比如对劳动力的需求让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使城市与农村在相互交融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优越、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让当下儿童的身心出现过速成长等，都与从前的中国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问题也便随之而来。对儿童来说，这种社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除了机遇，还有苦难。这时的苦难除了身体上的伤痛，更多的则是心理上的困厄，比如各种原因导致的单亲儿童的艰难童年、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造成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孤寂、城乡及城市阶层间日益巨大的收入差距所造成的弱势儿童群体的自卑与自闭，以及早熟所带来的早恋、自恋、自虐、自杀等儿童心理问题等，都逐渐浮出了水面。可以说，儿童心理上所承受的苦难要比来自外界的苦难更易摧残他们的心智，让人防不胜防。在儿童小说创作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家们也开始顺应时代“由传统的重视外部世界的描写而逐渐向重视内部世界描写的表现手法内向化转化，即由情节见长的儿童小说向注重精神的、心理的儿童小说转化”。⑤且他们在这方面的尝试更是不遗余力的，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之死》、秦文君的《十六岁少女》、程玮的《少女的红发卡》、牧玲的《男儿十五》、梅子涵的《长大的烦恼》、肖显志的《不孤独的天空》、杨红樱的《女生日记》、刘东的《轰然作响的记忆》、于立极的《美丽心灵》、薛涛的《砂粒与星尘》，张国龙的“铁桥李花系列”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在这些描写当代儿童心理困厄的作家中，程玮和于立极是最为旗帜鲜明的。程玮的《少女的红发卡》被命名为少女心理小说；而于立极更是在1998年开创少年心理咨询小说，以一位心理医生的身份与责任对当代儿童的心理困厄做出疗治，比如他的《自杀电话》。这篇小说在发表当年就获得了《儿童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其新鲜的创作样态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显然，于立极已经不再满足于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般在潜移默化中去疗治儿童的心理困厄，那样的效果可能并不明显也有些滞后。所以，他在文本中设置了心理医生的角色，直接面对儿童的各种心理病患，找到病源并解决问题。这样或许有些简单粗暴，但效果却立竿见影。美学家鲁阿恩海姆曾说过：“用艺术来进行治疗，远不应将它作为艺术的一个继子来对待，而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典范，它有助于使艺术又回到更富有成效的态度上。”⑥的确如此，于立极正是在用文学艺术的手段来切实有效地治疗儿童的各种心理问题。2014年，于立极在《自杀电话》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长篇小说《美丽心灵》出版，无数的奖项和市场的认可都足以证明这种叙事策略是可行的。除于立极外，另一位大连作家刘东也是利用文学来展示与疗治儿童心理困厄的行家里手，特别是他的《轰然作响的记忆》更是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反响，并获得了中国作协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采访体小说集《轰然作响的记忆》共包含12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中描写了很多具有心理困厄的儿童形象。刘东说过：“有时候，人的某些经历就像是一条荆棘常生的路，即使只是用记忆的双脚重新走一遍，也会留下一路血印。”⑦的确如此，这些小说向读者展示了很多青少年主人公在他们中学时代所经历的一些被有意深埋内心、无法言说的痛苦记忆，作家向读者呈现的并不是青春成长的无忧和欢乐，而是呐喊或沉默、叹息或哭泣。作家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为尚未或正在经历青春成长的青少年们提供一种参照物和心理模型，让他们以此为鉴，观照本心，健康成长。这恰恰是刘东用于疗治儿童心理困厄的有效手段。阿恩海姆指出：“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实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艺术本身的要求，而是源于病人的需要，源于陷于困境之中的人的需要。……于是以一种踌躇犹豫和半信半疑的态度，尝试用艺术来治疗疾病的人出场了。”⑧当代儿童在极速发展的社会面前出现了各种心理困厄，需求有了，于是，于立极、刘东等作家便出场了。他们所获得的各种奖项和读者对他们作品的接受都证明了他们的作品确实起到了治疗的功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儿童破碎的心灵并优化了儿童的内在文化环境，这无疑是苦难叙事在当代的一大收获。

另外，苦难与新生的基本因果关系在当代儿童小说中并没有发生改变，苦难过后就得有新生。相比现代儿童小说，当代文本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苦难的基本形态要更为丰富了。现代儿童小说中苦难的主要来源，即乱世、战争及作家自身的苦难经历等，归根结底还是中国现代社会动荡的政治局面与新旧思想文化的剧烈冲突所导致的，其表现形态相对单一，如生活拮据窘迫、沦为童工童兵流浪儿、死亡等。但到了当代，苦难呈现的基本形态则变化了。苦难过去了，新生也就不会远了。当代儿童小说中的新生也有两种主要模式，即文本中的主人公在苦难过后迎来新生或对文本中的其他人物产生新生影响；文本中人物的苦难与新生对读者产生新生影响。特别是由于当代国人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读者与人物、作家与读者之间极易产生心理共鸣。

三、苦难叙事的美学意义

从现代到当代，苦难叙事一直游弋于儿童小说文本中。特别是当苦难过后迎来新生之时，苦难也具有了大美，因为苦难可以让读者体味人生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且苦难并不就意味着毁灭，那种苦尽甘来的希望与体悟才是苦难美的核心所在。正如《论语·阳货篇》中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中国儿童小说的苦难叙事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使文本达到“兴、观、群、怨”功用的使命。在苦难叙事中，其美学意义也必定是非常丰富的。

首先，苦难叙事能够影响读者的心志，具有震撼人心的美学力量。在中国儿童小说向读者展示的众多苦难中，有的如溪水涓流般慢慢煎熬着读者的情感，有的则如滔滔江水般直接冲击着读者的神经。但不论是哪一种苦难，都先天地被人排斥和厌恶。没有人喜欢苦难，也没有人愿意亲身尝试苦难的滋味，但苦难却如幽灵一样围绕在中国儿童小说中的那些主人公身边，常常拥有震撼心灵的力量，让读者观之恐惧、思之怜悯、论之无奈。为什么呢？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每个人对自己尚未认识之事都有好奇心理。而对自己不愿经历之事都有排斥心理。有时越好奇则越排斥，越排斥则越好奇。苦难就是这样让人既好奇又排斥的事物，因此当读者按捺不住好奇心而揭开苦难的面纱时，就会产生如此大的心理波动。另外，苦难本身就力量非凡。比如死亡，现代儿童小说中的儿童死亡属于信仰之死，更多表现的是儿童为国家、民族、集体、革命与道义而死，死得重于泰山；而当代儿童小说中的儿童死亡更多表现的是儿童的个人化死亡，这种真实往往会更加震撼人心。死亡有时也是一种美的显现，而死亡作为苦难的终极表现形式，也使苦难具有了深沉的美学意义。苦难实际上也有信仰与个人之分，其与死亡在不同时代儿童小说文本中的呈现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当代这样一个和平年代里，苦难便显得弥足珍贵了。其实，当一条鲜活的生命在你面前陨落或受到伤害时，无论其承受的是哪一种类型的苦难，都没有人会无动于衷的，这就是苦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