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赓续与当代转化

当代著名作家王跃文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长篇小说《国画》，作品一面世就成为当代文学此类小说的巅峰之作，也令王跃文成为畅销书与长销书作家，而后又创作了被视为“《国画》第二部”的《梅次故事》，以及《大清相国》等共计八部长篇小说。另外还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与散文作品。暌违许久，热切的读者迎来的并非与《国画》同类型的小说，也不是能够跟《国画》《梅次故事》构成完整闭环的堪称“《国画》第三部”这样的作品，而是带来完全不同审美感受的《家山》。202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699页、计53.9万字篇幅体量的长篇小说《家山》。

《家山》带给评论界与读者的是具有颠覆性的艺术震撼与审美冲击力。首先，《家山》并不是如很多读者期待已久、堪称“《国画》三部曲”第三部的新作，而是将笔触伸向了王跃文较少涉及的乡村题材文学创作领域，在一种纵横捭阖、史笔为文，有着激越情致与细腻幽微情怀的笔法里，书写走出家乡多年的游子，在文学创作领域已经颇有成就之后，由对家乡的深挚情感所激荡起的对于现实家乡与文学原乡的双重守望，以饱蘸情怀的笔墨书写着他对于故乡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在小说结尾简短的“尾声”里，作家借已回到家乡、甘愿余生在家乡度过的老妇人贞一之口，在给其返回台湾的女儿念梓的家信中，道出了“勿忘故土，勿忘家山”的心声——这是作家与小说人物共同的心声，也可看作整部小说的主题词。

其次，从《家山》文本及创作过程来看，王跃文对家乡用情之深、写作上用力之勤勉，令人感佩。《家山》不仅是其“以往创作总和基础上的一次再出发”“将自己蓄积已久的创作力来了一次总爆发”①；而且，作家在写作《家山》时，产生了“幻化为真”的感觉，觉得所写的不是小说虚构世界里的人物，而是“真实地活着”，天天同他在一起，他与小说中人物共悲喜、同忧乐，写完《家山》最后一个字，竟然“莫名地失落，大半天坐着不说话”②。正因作者王跃文与小说中人物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对家乡用情既真又深，才创作出《家山》。这部小说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支持名单，且成为极具代表性的新时代文学创新性成果，其艺术特征与文学经验尤值得思考与总结。

可以说，《家山》是作家王跃文在新时代为乡村中国所写的“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③。作品呈现了乡土文学传统、湘楚文学传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等诸多维度的赓续与发展问题，并为当代乡土文学书写提供了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④。在新时代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之下，传统文化如何以活态文明的方式实现代际传递，乡土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如何历经时代变迁依然获得赓续、传承与当代转化，需要作家以生动感人的故事来讲述，以小说为载体来呈现，通过历史记忆、自然记忆与文化审美记忆等的叠加交融加以体现，创作具有示范意义的小说文本。

一、乡村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审美记忆

王跃文在《家山》中以近乎写实主义的笔法艺术创造出湖南乡村“沙湾”这样一个地方。沙湾的“地理环境、村落形势、四季物候、社会结构、伦理体系、乡风民俗和历史文化气脉”⑤等，是按照作家出生地漫水（湖南溆浦，溆浦属于古楚地）来艺术复刻与呈现的。《家山》所着力书写与展现的时间段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小说集中讲述了1927年至1949年20多年间沙湾与沙湾人的故事，将沙湾人的日常生活与那段激荡人心的革命历史有机地交融于一体。小说虽聚焦于沙湾，但又因为那些走出沙湾或回归沙湾的从事抗日大业、革命事业的人，将沙湾一隅的民生与沙湾之外的风云际会、时代更替联系在一起。小小的沙湾，折射与反映出的是百年乡村中国生活的图景。历史记忆的复刻与呈现，本身就是乡村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得以赓续、传递的一个前提条件与重要载体。

《家山》初定名为“家谱”，可以看出作家创作的初心是想还原乡村中国家族传承的家谱中所记录的人与事。“家谱”承载与表现的是一种传承，作家从家谱中首先看到的是革命精神的传承。《家山》拥有扑面而来的亲切感、真实感与感动人心的力量，首先就源于其中的故事大多来缘于真人真事，而不是凭空虚构与杜撰。

王跃文曾讲述创作的缘起是看到《三槐堂王氏五修族谱》，被叔伯辈（王楚伟）和爷爷辈（王禹夫、王悠然）的革命事迹所感动。王楚伟是《家山》中革命者齐峰的原型。家谱记载伯父辈、爷爷辈早年组织湘西纵队（1949年4月），抗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并迎接解放军进城，于是作者“便产生了‘不能不写这部小说’的冲动”⑥。除了在创作谈、文学访谈中陈述创作动因，王跃文也在此前的散文集《喊山应》中提到，自己脑子里的乡村故事，除了亲眼所见的，大都是听来的，自小就听奶奶说王楚伟的故事。1927年5月溆浦发生“敬日事变”之后，当时的县委书记和革命同志全部被害，在长沙求学的王楚伟听从党的指挥和安排，回到家乡重建党的地下组织，他的第二任溆浦县地下县委书记的身份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知晓。

作家自言所知道的村里有名望的老辈人计有三人，父辈的是王楚伟，两位爷爷辈的是王禹夫与王悠然。⑦王禹夫与王悠然分别是《家山》中陈劭夫、朱克文的人物原型。现实中，王楚伟的堂叔王悠然原是县自卫队队长，被王楚伟的革命鼓动吸引，拉着队伍听从王楚伟的号令。在《家山》里，朱克文是那个口无遮拦、冒充舒家坪人的公公老儿的朱达望之子。朱达望胡言招致舒家坪来打沙湾，也引发了恶性事件：四跛子陈修权在与亲外甥德志的相互打杀中几次相让外甥，外甥却以镖枪步步紧逼，四跛子只好一刀结果了外甥的性命。舒家坪来打沙湾时，虽然依老规款，陈家与舒家坪人打架，不关朱家的事，但祸终究是因朱达望而起，朱达望却选择了躲起来。朱达望仗着陈家的家法管不了朱姓，气得扬高要将其从农会除名。朱达望妻子水英急了，直央求莫除名：“沙湾青壮男女都在农会，我家不在农会，见不得人。”⑧言下之意，朱家在沙湾，如果靠不了祠堂，那也得靠农会。这说明沙湾人有要么归属祠堂、要么归属农会的思想，这是乡村中国绵延发展所形成的乡规乡约的现实样态，乡规乡约对乡村社会形态、乡村社会结构以及乡风民俗、乡村人们心理与行为范式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借此乡村中国传统文化也得以通过活态文明的方式实现代际传递。

在沙湾人眼里，说话做事很不靠谱的朱达望却有一个好儿子朱克文。朱克文是陈扬卿的学生，在外任教，陈扬卿的一封书信便将朱克文及其新妇娘唤回沙湾。朱克文先是任县三青团干事长⑨，不久《呼声报》报道了沙湾人组织抗属代工队的事迹，其中对于朱克文极是赞赏，村里人碰到其父朱达望“都说克文是个有出息的义道人”⑩。1947年三青团解散，朱克文做了县警察局局长，正是这个职位，才让齐峰（这个人物的原型是王楚伟）在被捕后押解途中得以被安排有意放走，对外则宣称“匪首周介民”已被击毙。正是克文的有情有义救了革命同志齐峰。朱克文办了李老八杀害齐树的案子，把十一个人都捉了，这有勇有谋、守理（礼）遵规的行为一夜之间传遍了沙湾，沙湾人以“克文脱种了”来赞誉朱克文不像他那光知道嘴巴惹祸却无担当的老爹朱达望，暗寓儿子比老子出息。连记恨朱达望嘴巴惹祸害得丈夫四跛子杀了亲外甥的桃香，都边纺纱边说：“克文是个吃橘子分瓣瓣的人。”！这是对沙湾年轻一代朱克文的肯定与赞誉。在沙湾人看来，吃橘子分瓣瓣，是做事讲规矩守道义；吃橘子不分瓣瓣，则是做事不讲规矩不守道义。受齐峰革命精神感召，朱克文带着警察队伍在祠堂与齐峰会集，克文、齐峰率众星夜举义@，迎接陈劭夫率领的解放军队伍进城。作家王跃文将家谱当中寥寥几笔的偏于秉笔直书的历史之笔的“记”，在文化审美记忆、血缘亲情记忆等方面作了新的拓展与艺术创造性发挥，或可以说，是对于历史之“记”、历史之实，作了文化审美记忆之“忆”层面的呈现与表达。

在被称为“《家山》创作谈”的那部散文集《喊山应》里，王跃文在回忆自己的文学原乡的篇章中提到，王禹夫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回乡投身教育，村里的小学是王禹夫首捐并倡建的，王禹夫亲自撰写碑文，“以抗日图强阐明教育之宗旨”#，部分碑文内容被王跃文原样搬进《家山》当中，又根据小说情节需要做了部分增删改动。《家山》中将办学和立碑的事改作发生于1929年正月吉日，“沙湾陈氏国民初级小学校”校牌是照劭夫所写碑序手书原样刻的，碑文内容也部分使用了原始史料$。这块立于1936年、后被当作水渠砌石的碑，在20世纪90年代被取出重新立于村小学。这块碑是负载着乡村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物象，象征着乡村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虽经历时代风雨，但在其赓续与传承中承载着家国历史和教育精神。以王禹夫为原型的小说人物是陈劭夫，作为国民党军官的陈劭夫实为我党地下党员，最后率部回乡解放沙湾。

王跃文曾经说道：“《家山》唤醒了我全部的故乡记忆，包括乡村历史记忆、血缘亲情记忆、人文自然记忆和文化审美记忆。”%他不仅讲述了家乡祖辈父辈投身革命的优良传统与生动感人的历史故事，更将一份血缘亲情记忆融入小说，他对于家乡的水、万溪江（实为溆水河）、洑水湾等爱得深切，不断将之引入《家山》的日常叙事。甚至劭夫的原配妻子容秀都给翠玉讲，贞一说她屋井里的水都会流到万溪江，而万溪江的水都会流到东海^。修碧被抓壮丁回来时，一身破衣烂衫、奇臭无比，也得到龙王溪去洗个干净。齐峰逃脱也是因其跳入水中，押解他的两个国民党警察往水里开枪，但因为克文使了钱，也亏得他从小深谙水性，才得以从水中逃生。作家将他对于家乡人文自然的记忆、血缘亲情的记忆，如母亲、祖母、祖父、外祖父等人的亲身经历或逸事，作为复原与复活血缘亲情记忆的重要内容，悉数收入小说。

王跃文在《我的文学原乡》中讲到，93岁的娘最爱讲一句：“我十三岁到你王家门上！”“我”说：“娘，都八十年了，王家是您自己的，儿女都是您生养的！”&——这一情节被作家用在《家山》里福太婆与女儿贞一的几处对话当中。作家的母亲是童养媳，13岁进门时，是从匆匆停下打陀螺、时年8岁的小丈夫胯下爬进了王家门的，此举寓意童养媳一辈子以丈夫为大，受丈夫辖制。“老人家教的规矩，说是从此女人就对男人服帖了。”*这段逸事被作家用在了《家山》中桃香的儿子齐明与儿媳来芳这对人物身上。《我的文学原乡》里，王跃文回忆当年为了争水，漫水人同邻村某姓年年打架，有一年还打出了人命案，官司打到县衙门，全族人竟然公推“我的奶奶”上县里说理去。“我”奶奶被轿子抬着去了县里，与邻村某姓头人对簿公堂，“谈锋如剑，句句在理，驳得覃姓人张不开口，睁不开眼”，不仅赢得了官司，还为奶奶赢得了“乡约老爷”的雅号。这段熔铸着家族血缘亲情记忆的故事，被作家王跃文用作《家山》中的情节：桃香为了救杀了外甥的丈夫四跛子，在没有男性族人肯去应舒家坪状告官司的情况下，坐着垫着大虫皮的轿椅去县衙，面对审案的县知事不卑不亢，既知礼又善辩，开腔便是四六句，间或掺杂散句，正所谓“座上金黄虎皮，嘴里口灿莲花”，令县知事心生敬佩，判舒家坪寻衅滋事，沙湾人陈修权（四跛子）无罪。但是，桃香与丈夫并不是不念血缘亲情之人，他们的心理、观念、思维方式、情感形态，都受到乡村伦理与是非标准的潜在规约。事后，夫妻俩选择将刚刚满月的儿子送给四跛子姐姐喜英顶立门户，对于失去唯一的儿子且不能再生育的姐姐喜英一家，这是合理合情合道德并且符合乡俗乡约乡间伦理的做法。果然，姐姐喜英一家非常乐意接纳这个尚在襁褓中的亲侄儿来做自家的儿子，两家的仇怨也逐渐消弭。

作家还将《喊山应》里《我的文学原乡》一篇中对自己的爷爷与外公、外公的双胞胎弟弟当年跑武冈做小生意时发生的趣事的深情回忆（，挪至《家山》里四跛子与四跛子的姐夫（祖贤）和他的双胞胎弟弟（祖明）身上，并且加以艺术化改编，在民间仁义的层面上作了延展书写。《家山》中还有很多负载着血缘亲情记忆的真实的过往、真实的人与事，经由作家艺术化加工，散发着温馨与充满暖意的光芒。将家人、家乡人的音容笑貌与发生的故事记入小说，写作目的并不单单是为家族作传，但因作家所做的充分的写作功课准备，加上成熟的艺术创造力与文学经验，小说《家山》得以超越普通的家族叙事、故乡叙事及至一般的乡土小说，成为兼具“社会生活史”“乡村民俗史”“乡村繁衍史”“时代变迁史”）复杂审美意蕴与繁富维度的一部小说。《家山》将对历史记忆的复刻与呈现，同血缘亲情记忆、文化审美记忆的深情表达，兼容并包并有机融合。其中血缘亲情记忆、人文自然记忆等，又或可归为文化审美记忆之一种。概而言之，《家山》将对乡村中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审美记忆融为一体，书写了乡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活态文明的方式实现代际传递。与许多作家以启蒙理性高高在上的姿态审视乡村或以挽歌心态哀叹乡村及乡土文化的衰落、以备觉乡村衰颓的审美视域来处理乡村题材创作与乡村中国文化传统相比，《家山》显得与众不同，且尤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