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碳排放，“房间里的大象”

哈以冲突、俄乌冲突等地区热点冲突仍在持续之际，一份关于“战争碳排放”的研究，近来引起关注。

来自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者指出，哈以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产生的碳排放量超过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年排放量。炸弹、导弹等引发的爆炸、军事行动的油品消耗、战争导致的火灾乃至战后重建，都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

如何减少人类活动引发的碳排放，进而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2℃以内，是各国共同的追求。但长久以来，因战争和军事活动导致的碳排放，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的《巴黎协定》，向来被认为是人类携手解决气候问题的里程碑式事件。但在这两份文件中，将军事碳排放均被排除在外，理由是有关军队能源使用的数据，可能会损害国家安全。

早在2011年，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就曾撰文指出，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没把“战争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考虑在内—这是防止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一大盲区。而在地球环境日益恶化、局部战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战争碳排放已经不容忽视。

近年来，不断有科学家和环保组织呼吁联合国，督促各国军队公布其所有排放数据，并终止一项长期以来的豁免政策。如今相似观点再度引发热议，也给反战提供了一个更新的理由。

“军队要为全球5.5%碳排放负责”

学者首先关注到的战争碳排放来自俄乌冲突。在去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上，乌克兰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部援引专家观点称，在俄乌冲突爆发的一年半时间里，预估排放了1.5亿吨二氧化碳，高于比利时等高度发达国家的年排放量。

法新社报道称，乌克兰方面引用的报告名为《俄乌冲突造成的气候损害》，由荷兰专家伦纳德·德克勒克领导的研究小组撰写。该小组认为，当战争打响，军事活动导致的碳排放会呈现指数级增长。

根据统计，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因素，如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的化石燃料消耗，以及战斗频繁引发的火灾，分别占到了这1.5亿吨二氧化碳总排放的25%和15%。而最大的部分约占33%的排放，则来自战争中的非战斗活动，即重建因战争而成为废墟的城镇和城市的气候成本—毕竟按照联合国相关数据，建筑行业是二氧化碳排放大户，至少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7%。

德克勒克表示，在研究前，没想到战争带来的碳排放量会如此之大，“不仅是战争本身造成了排放，而且被毁基础设施的未来重建也会造成影响”。同时，他也呼吁要更重视军事相关的碳排放，“2050年的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应该包含军队，但如果不知道军事排放量是多少，就很难开始制定减少的政策”。

英国非营利组织“冲突与环境观察站”研究及政策主任道格·威尔认为，俄乌冲突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有研究者尝试全面记录战争对碳排放影响的事件，而学界的相关研究，也延伸到了哈以冲突中。

今年1月，来自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兰开斯特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者，发表了一篇名为《以色列—加沙冲突温室气体排放的多时间快照》的研究。该文章估算了哈以冲突引发的排碳量，在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就产生了28.1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其气候成本相当于燃烧15万吨煤炭，这一排放数值就已经超过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年排放量，而如果把冲突双方共同建造的战争基础设施包括在内，总排放将超过33个国家和地区。

与俄乌冲突类似，战争的破坏需要重建，而这也将产生大量碳排放。该研究认为，重建加沙10万幢受损建筑将产生3000万吨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将高于135个国家和地区，与新西兰相当。研究者也据此认为，迫切需要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包括战争时期在内的军事排放进行强制性报告。

威尔也对该观点表示认同。他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即便是按最低的情况估算，军队也要为全球5.5%的碳排放负责—如果将全球军队视为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的碳排放将位列全球第四，比整个非洲大陆的总排放都要多。

在他看来，随着气候崩溃的发生和加速，全球都必须能够了解并尽量减少所有社会活动的排放，“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

哈以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产生的碳排放量超过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年排放量。

《卫报》认为，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相关研究往往仅能估算冲突双方的主要活动，诸如向以色列运送军用物资的美国货机的碳排放等，都未被计算在内，实际的碳排放量可能比研究数据显示的更高。

联合国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戴维·博伊德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武装冲突使人类更接近气候灾难的悬崖，是消耗我们日益减少的碳预算的愚蠢方式。

美军或是史上最大碳排放者

事实上，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就有学者开始关注美军的军事碳足迹问题了。

如“冲突与环境观察站”对二战后的一些局部战争进行研究后发现，军事行动对气候的影响无处不在：在越战等相关战争中，越南失去了至少14%的森林面积，当具有固碳功能的树木被大量砍伐，直接和间接增加的碳排放量都相当巨大。

而在2019年，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就曾发布报告，指责美国军事行动对全球环境的污染。该报告显示，在1975年到2018年间，美军的碳排放量达12.67亿吨，美国在国防方面的年均碳排放量，更是显著高于另一大碳排放大户美国钢铁行业。

俄乌冲突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有研究者尝试全面记录战争对碳排放影响的事件。

自“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不断加大境外的军事力量部署。与之相应的是，2001年至2018年，美军在境外军事行动中共排放4.4亿吨二氧化碳。

在该研究的基础上，牛津大学政治学家妮塔·克劳福德此后也出版了《五角大楼、气候变化和战争—追踪美军排放的起落》一书，认为美国军方是历史上最大的碳排放者之一，但在气候变化研究中仍然往往被忽视。

克劳福德表示，美国军方用掉了联邦政府中化石燃料和能源的约80%，军方2021财年的碳排放量约为5100万吨，与瑞典全国的排放量相当，如果算上军事工业产生的排放，那军方相关的排放将占全美总排放的2%，而这已经是和过去相比有所收敛的结果了。

美国政治杂志《琼斯母亲》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在全球500多个基地维护着56万多座建筑物，使得其像一个巨型跨国公司，而这个庞然巨物的一举一动，都要依靠化石燃料驱动交通工具实现，可谓是美军深刻影响着气候变化。

讽刺的是，美国军方并非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问题，但并没有改变的决心。克劳福德在接受《琼斯母亲》采访时表示，一方面，五角大楼早在1950年代开始，就意识到自身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资金，他们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很可能领先于美国大多数政府部门；但另一方面，美国军方也在不遗余力推动军事碳排放的“豁免”，是《京都议定书》与《巴黎协定》都未将军事碳排放纳入限制范围的主要推手。

2022年开始，美国国防部开始推动脱碳，采取了诸如更换混合动力发动机等方式，以期能建设一支更环保的战斗部队。但不少环保人士和学者却对《时代》表示，军方的脱碳力度并不足够，更应该做的是缩减武装力量规模。

《时代》也在报道中指出，拜登政府并未严格限制军方的排放—其承诺在2050年将联邦政府的碳足迹减少到零，但豁免了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任何内容。

“房间里的大象”亟待处理

长久以来，军事和战争引发的碳排放就像是“房间里的大象”，欧美执政者对此无不知情，却没有人愿意主动解决这一问题。

但随着越来越多研究结果的出炉，事情也有了转机。一篇今年初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表示，去年底的COP28被认为是全球气候治理风向标，在该会议上，军事排放相关议题首次出现在联合国的排放差距报告中，而欧盟也在其COP28决议中，呼吁将军事排放纳入国家净零排放目标。

该文作者无不感慨地表示，军事排放一直都是最被忽视的讨论对象，所幸现在世界终于开始谈论这个议题了。

但与此同时，各国仍有瞻前顾后之嫌。欧洲议会议员彼得·利塞坦陈，对碳排放相关立法是否要将军事纳入其中，仍有所犹豫。

又如北约虽然起草了首个衡量该联盟民用及军用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并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但只是设定了模糊的减排目标，并不强制将该方法应用于其成员国，而且明确排除了北约领导的行动和任务、训练和演习的排放量。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北约国家都在军事减排上模棱两可，如挪威空军就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宣布，要在今年年底前首次让F-35战斗机搭载生物燃料。

挪威媒体认为，这一举措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将证明生物燃料可以用于F-35，并有助于减少武装部队的碳排放。

正如《大西洋》文章所呼吁的那样，所有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事情，进展都应该越来越好。而作为普通民众，在祈愿世界和平之时，也期盼着尽早能开启对“战争碳排放”的限制和追溯，让反战和环保两大议题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责任编辑吴阳煜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