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长眠在这片黑土地里的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这是诗人、画家、书法家林声为我敬爱的母亲于蔼兰墓铭碑撰写的碑文。这短短的一行字是母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多年来，母亲的辞世是深深埋藏在我心里难以愈合的痛。

每当怀念起母亲的音容笑貌，便思绪万千。

每当想起母亲病榻上被疾病折磨疼痛难忍和她咬着牙顽强与病魔斗争的场面，便痛不欲生！

每当母亲满头白发、驼背弯腰、步履蹒跚、操劳忙碌的身影映现在我眼前时，我便心如刀剜泪如泉涌。

如今母亲逝世整整20年了，对于我来说恍如昨日。

2001年6月15日21时45分，含辛茹苦、饱尝了人间酸甜苦辣的母亲因患了恶性肝胆肿瘤，在病魔的折磨下艰难痛苦地告别了人世，永远离开了她的亲人和深深爱恋她的儿女！至今令我痛惜的是，那个年代中国妇女平均寿命是76.4岁，而母亲去世时年仅70岁。

这些年我时常在想，假如当初我学医，假如真有神医能妙手回春，假如这个世界真有灵丹妙药，假如母亲再活十年八年，即使是再活三年五年……看着她拉扯大的儿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再看着家中第三代人一个个茁壮成长，让她老人家尽情地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假如……可惜这个世界没有假如！多年来，这些“假如”已成了我解不开的心结，每当痛思母亲，就愈加难抒对母亲的怀念。

母亲于蔼兰生于1931年。外祖母共生育了九个孩子，母亲排行最小。这是个贫穷的大家庭，外祖父以务农为生，养活一大家人。贫困交加的生活，使刚强的外祖母34年没踏上相隔仅仅十几里回娘家的路。这条路对她来说既艰难遥远又漫长。回想起来，母亲的所作所为和她那要强的性格应该是来自外祖母的遗传基因，或者是受其影响吧。

外祖母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坎坷和磨难。大舅年轻时出外闯荡，是死是活至今杳无音信。二舅年轻时在大连开酒店，攒了些钱，沾染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四十几岁患痨病（肺结核）英年早逝。三舅是一个勤劳能吃苦的手艺人，靠自己辛苦奋斗开办了一个小铁厂，一辈子和劳动有不解之缘，他的生活理念是干活儿、干活儿……只有干才能活着。四舅是一个既有手艺又能吃苦的人，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肯于钻研，从学徒工做起，既能看图下料又能设计图纸，学了一身好手艺，后来成为一位很有名气的大工匠。他的铆工水平足足影响了几代人。他是一个既要强又孝顺的儿子。听母亲说，在外打拼几年后，混出人样的四舅年底背着装满一布袋子的钱，三九严寒天日夜兼程徒步几百里路赶回家过年。天寒地冻，刺骨的北风吹得他眼睛流淌下的眼泪结成了两串小冰流。年三十赶到家，进屋后挂在睫毛上的冰霜和结在眼角的小冰流才慢慢融化。从此，四舅两眼见到风就泪流不止，落下了泪风眼的毛病。四舅的奋斗，终于解决了家庭温饱问题，也因此让这个被人瞧不起的穷大家庭在屯里屯亲面前有了面子。特别是要强的外祖母更觉得扬眉吐气，三十几年无颜回娘家的她风风光光踏上了回娘家的路。当然，娘家人对她也另眼相看了。外祖母时常感慨地讲，她人生中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叫“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我有四位姨母，大姨母、二姨母、三姨母都在当地十里八村找了人家出嫁，一生都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四姨母我没见过，听母亲讲，四姨母长得很漂亮，18岁那年却因病去世了。

母亲嫁给父亲时家境已好转。父亲母亲时常骄傲地和我们说起，母亲出嫁那天，仅嫁妆就拉了四胶皮车（农村的大马车）。加上迎亲喜庆的唢呐声，招来沿途人围观和赞叹不绝。

20世纪50年代初，母亲随父亲从老家大连瓦房店迁移到沈阳定居。父亲在一家公私合营的厂子做工，母亲宅在家里做家务。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断断续续地上了几次班，后来是在一个街道所属的小五金工厂办理的退休手续。

我于1956年出生在沈阳。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昼夜不停地做手工活儿（给半成品的衣服缝锁扣眼儿），家里的炕上整天摆放一堆一堆的衣服， 锁一批纽扣眼儿送回服装厂，再从工厂又取回一批服装。针线基本不离手，没完没了地缝呀缝……到我上小学了，母亲除了每天给我们做三顿饭，她还是整天头不抬眼不合地缝，这个印记至今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过度劳累使母亲没到40岁眼睛就花了。那个年代父亲的工资低，除了供养叔叔、姑妈上大学，还要定期给三十几岁就守寡的奶奶寄生活费，再加上拉扯我们兄妹四个孩子成长，可想而知，有多不容易。父亲在家里排行老大，所以他身上的担子也重，整个大家庭的生活来源都是靠父母辛勤的劳动，微薄的收入要养活老少九口人。家庭人口多，收入少，连当时社会月人均最低生活费水平8元钱都达不到。母亲要强，总想通过拼命劳动让孩子们别缺吃少穿，也想通过自己辛苦的付出改变家庭的生活状况。除了锁纽扣眼儿，母亲又给自己增加了一项“缝八分”的手工活儿。“缝八分”，顾名思义就是将积攒下来一些碎布条按要求的尺寸拼缝制成正方形一整块布，八分钱卖给上门收购的人，然后再由中间人卖给需求的工厂，工厂用来做擦机器抹布。母亲夜以继日地辛勤劳动，解决了家里的燃眉之急。但微薄的收入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家里窘困的生活状况，解一饥还是解不了百饱。

20世纪60年代初赶上了三年的自然灾害，困难可想而知了。

从记事起，我心里最期盼的一件事是每年母亲带领我们兄妹几人回老家探亲。我的老家在大连瓦房店市胜利乡杨子街村（胜利乡已改名为仙浴湾镇）。我们愿意回老家，除了喜欢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更主要的原因是能吃得饱一些，那个年代对我来说，感触最深的就是“民以食为天”。

记忆中，每次回老家探亲，第一站是胜利乡刘家村奶奶家。住上几日，然后再步行十几公里去往同属胜利乡管辖的羊官堡村的外祖母家。母亲领着我们四个孩子，背着大包提着小裹，一路上走走停停。我们走的是山村土路，我们探亲的季节恰好赶上路两旁的土地里长出来的玉米、高粱有一人多高，土路边长满各式各样的野花野草。我们最怕的一件事是蛇在路上出现，我们都怕蛇。妈妈告诉我们别怕，让我们在她身后边跟着她走。她说，她抽烟，身上有烟的味道，蛇最怕烟油子味，有她在蛇怕她。跟着妈妈走不仅不胆怯，而且觉得蛇怕妈妈。我们是妈妈的孩子，蛇怕妈妈一定也会怕我们，有妈妈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我们去外祖母家的途中路过胜利村三姨母家，歇息个把小时，再继续走几里路，中午赶到了秦店村二姨母家，吃上了一顿饱饭。午饭后母亲和姨母叙家常，表哥带我们到山上和水库边开心地嬉闹。午后三点钟左右，母亲又带着我们这个小队伍继续出发。走着走着，天渐黑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期待的小山冈，那是快到外祖母家的标志。当我们登上小山冈望见夕阳西下，晚霞辉映蔚蓝的海水，荡漾着波涛，一切美景尽收眼底，那个情景真是美极了！

外祖母家住在渤海湾的海边，那会儿落后的农村还没通上电。听说我们回来了，外祖母手持像萤火虫一样的煤油灯站在门前，借着微弱的灯光，逐个儿摸着看着我们每个孩子的头，看是否比上回见面时长高了、长大了。接着再清点回老家探亲的人数，然后所有人聚集在堂桌（老家人称餐桌为堂桌）旁，吃着大锅贴的玉米面饼子，大葱蘸着自制的蜢虾酱。虽然是一顿简单的粗茶淡饭，但这一餐是我们盼望许久的一件心事，同时又是一顿渴望太久的美餐。煤油灯的煤油是很珍贵的，多年养成节省习惯的外祖母，在我们刚刚吃完饭不一会儿就熄灭了煤油灯，摸黑和母亲叙起家常。走了一天路的我们也很疲惫，很快进入梦乡。

外祖母家居住的小屯子叫盐场，因为生活在海边，村民除了种地还以卖盐为生。记得那时候，一斤大粒盐只卖八分钱。因为海边大部分地是盐碱地，所以当地百姓只能在山坡上的沟沟坎坎（为了防止水土流失），用碎石垒出梯田状大小不等的一块块土地，种的玉米高粱和红薯是当地老百姓一年的口粮。秋收后，各家各户的当家人背着麻袋去生产队，领回来属于自己家一年的口粮，当时半渔半农的村民就是这样生活。

在老家住上一个假期，要开学了，母亲又带着我们兄妹几人返城。一路颠簸，先是坐上几个小时长途汽车晃荡到县城，在县城的候车大厅排队等候几个小时，有的时候排在蛇形一样的长队里一整天，才能买到回沈阳的火车票。那个年代的火车也像我们这个出行的小队伍一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逢站必停。即便是买着了火车票，也只能坐最慢的车（虽然快车很少，但坐慢车更主要的原因是省钱），十几个小时才能返回沈阳。回一次老家确实很折腾。即使是折腾得疲惫不堪，我们还是都有一种苦中有乐的享受。

如今，只要有机会回老家，我每次都会踏上母亲领我们走过的记忆中的那条蜿蜒崎岖的路，走呀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条路还是那么熟悉，还是那么亲切！每当踏上那条曾走过无数次的小路，我不仅追寻着母亲留下的足迹，而且还在寻回那份浓浓的乡愁。我恋的不仅是这片土地留下一串串深深脚印，还有童年留下的美好记忆，更恋的是那份深深地母子情。

母亲是个极要面子、要强的人，本来家里生活很窘迫，农村的亲属又长年累月来家里串门不断，有的住上三天两天个把星期，有的是来城里打工，一住就是三年两年。吃住在我们家里，挣的工钱寄回农村他们自己家养活家人。从我记事时起，母亲家里的农村亲属就来往不断，走一个来两个，那可真是应接不暇。困难年代粮食本来就不够吃，一个成年人月定量30斤，豆油的定量是3两，我们兄妹几人本来都在成长期，粮食不够吃，加上少油水，吃完饭一会儿就饿。因为来往的亲属络绎不绝，家里每个月的粮食总是接不上溜儿。到了吃饭的时候，要面子的母亲让我们在一边等候，先是让农村来串门的亲属吃饱、吃好，然后我们再吃剩下的饭菜。如果剩的饭菜不够吃，母亲便给我们做玉米面糊糊。她坐在一旁看着我们吃饭，心里有多难受，只有她自己知道。但她眼神流露出的歉疚感告诉我们，她何尝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吃上一顿饱饭呢？那个年代我们忍饥挨饿是家常便饭。

俗话说：“穷叽咕，穷叽咕。”我小的时候，听到母亲与父亲吵架是常事。吵架的内容没大事，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父亲的理由是：本来家里粮食就不够吃，母亲农村的亲属源源不断地来家里吃住，而自己家里人饥一顿饱一顿。父亲觉得他一个人做工养活一群人，而有的农村亲属在家里白吃白住，还挑肥拣瘦觉得应当应分。

母亲认为，农村人比我们还不容易，来我们家吃住也是迫不得已。母亲对她自己家的亲属不讲原则，只要是沾亲带故谁来都满热情。母亲不仅对自己的亲属满招待，父亲这边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属来家里做客也是有吃有喝地招待。父亲也很怪，吵归吵闹归闹，即便是母亲娘家来的亲属他不喜欢，甚至很讨厌，也是慷慨解囊，甚至把自己珍藏的好酒拿出来招待客人。虽然父母都是热心肠的人，但我们长大后也时常想，父母俩人都是好人，热情好客，为人肝胆相照，到今天都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总是吵架呢？父母比较起来，心里能盛着事的还是母亲。

母亲除了善待她自己的亲属，对父亲的兄弟姐妹也充满了无私的爱。

母亲与两位姑妈相处得情同亲姐妹。大姑夫是军人，大姑妈随军定居哈尔滨。如果母亲跟大姑妈有个三年两年见不到面，她准得找个理由，约大姑妈来沈阳住上几日。她们每次见面总是有唠不完的嗑儿，凑在一起一聊就是一个通宵。老姑妈在沈阳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一直住在我们家。工作后，单位离我们家也不远，三天两头就来家里看望母亲，她们见了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每次老姑妈临走时，母亲总是依依不舍地将她送到大门外，再多说一会儿话，姐妹般的亲情让左邻右舍羡慕得不得了！

母亲重病期间，大姑妈专程从哈尔滨赶来，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直到母亲去世。老姑妈也是每天都到医院来探望母亲。我觉得在当今现实生活中寻到这份浓浓的姑嫂情并不容易。

母亲热情和善良不仅表现为对亲属，对邻里甚至对路人也是热心肠。记得1964年夏季的一天，我们兄妹四人在院子里，围坐在桌子旁，等来了每月仅能吃上一顿的手擀面，那是我们盼望许久、垂涎三尺的大餐。手擀面再配上鸡蛋炸酱那可是绝配。炸酱的配比是二斤大酱里放一个鸡蛋，炸好的酱里有星星点点蛋黄和蛋清，渗出来的鲜美味很诱人的。面条煮好了，炸好的酱端上桌了，我们几个孩子拿起筷子正准备吃面条，这时一位山东老太太领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孩。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咋回事，两人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老人面对着母亲，嘴里不停念叨着：“大姐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是从山东过来，两天没吃东西了，饿得实在不行了，您行行好吧！”母亲先是将她搀扶起来，看看我们，又看看那一老一少，她二话没说，做出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决定。她让我们放下筷子先别吃面条，回屋里等候召唤，随手拿起我家两个大号碗盛了两碗面条，送给了讨饭的母女，一人一碗。两天没吃饭的讨饭人将一锅面条吃了个精光。她们临走的时候，含着眼泪鞠躬点头道谢，母亲随手从兜里掏出仅有的几毛钱又塞给了讨饭人，两位讨饭人吃饱走了。我们从屋里出来后看到锅底朝天，面条吃光了，我们的目光都呆滞了……眼睁睁看着将要吃到嘴里的面条被过路的陌生讨饭人吃得只能看见锅底，我既愤怒又无奈，想宣泄不满已经没有气力。母亲看得出来我写在脸上的怨气，她也猜到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将我叫到身边，摸着我的头对我说：“兄妹四人你是长子，有话我只能和你说，你要起到榜样和带头作用。善待别人是为人之本。儿子你要记住，有饭送给饥人，有话送给知人。这娘儿俩吃完这顿饭，下顿饭在哪儿吃、什么时候吃还不知道呢！她们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吃完这顿好歹下顿还有吃的，今天吃不上面条，下个月还可以吃上面条（因为大米、白面细粮配备微乎其微，每月家里只能吃上一回面条）。帮了比我们还贫困的人，行善积德，自己苦点但心里舒坦。”那顿面条没吃上，我们照常吃着窝头喝着玉米面糊糊，这件事至今铭刻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