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那边

小说速递

老鳖打电话来，说了一大堆的客套话，最后才“划重点”：三娃在监狱表现很好，减刑了。老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我，三娃很想见见我。尽管老鳖说得口干舌燥，我还是态度很坚决地甩了两句“不去，绝对不去”给顶了回去——我一个老法官、老党员，谁也别忽悠我去监狱探望一个罪犯！撂下电话，望着窗外连绵起伏的大山，我又一次为自己的固执坐立不安。打开手机，找到三娃女儿小静的微信号，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红包。在写留言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给你娘争口气！

老鳖、三娃都是我的小学同学。

我8岁那年，我们一大帮年龄相仿的调皮捣蛋孩子被家长赶进了学校。于是，昔日宁静得落一片叶子都有响声的乡村小学便一下子喧闹了起来。学校墙外路过的家长们经常会听到孩子们大声地用方言诵读课文的声音，或许正是自家孩子的哭叫声——那是我们那唯一戴近视眼镜的老学究惯用的“奖励”。铃声过后，我们依旧会到处寻找捣蛋的机会。“之乎者也”的文字和加减乘除的算术丝毫没有减少我们对捣蛋的热衷，只是在实践的方式方法上更加高明隐蔽，更加让成天巴望我们成才的家长们头疼。我们最成功的报复是在一个阴雨天秘密而大胆地摘光了邻居家的一树青杏子，因为他们家的狗占据了太大的地盘而导致我们上下学不得不绕道走。更甚的是，狗的主人明知道狗对我们造成的心理阴影而有意不管它，用比较文学的词就是“纵容”。告诉你吧，我们当时凑钱买了一瓶二锅头，然后把馒头在酒里浸了两天，解决了狗的问题。

小学就这样在调皮捣蛋和哭哭闹闹中度过了，等到快毕业的时候，原来拥挤的二十几条凳子就剩下了三条。而我这个全班同学中年龄最小、个头最矮、坐在最前面的小子就占了三分之一。我的那些嘴角刚露出绒毛，说话声音越来越粗的哥们儿一个接一个地被他们的家长带回家，下地劳动改造去了。他们有的甚至还没有学会珠算的口诀三下五除二，更不用说知道除了1、2、3还有-1、-2、-3。我后来经常看见他们大清早赶着驴车往田里送粪。他们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有的板着脸故意一句话也不说，像是我惹了人家；有的会用长长的鞭子撩一下我被书和作业本压得歪斜的肩；也有的会老远地调侃：秀才，你的田里也该送粪了吧！我傻傻地笑，有时也会爬上他们的送粪车搭个便车，然后带着一身粪臭尿臊味走进只有三条凳子的教室。山路弯弯绕绕，像是永远走不出的迷宫。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感到难堪，因为我们村历史上就没有一个读书人，连个高中生也没有。我自己其实也在迷茫：这样整日学唐诗宋词到底有什么用？只是因为身体单薄不便劳动，只能在学校消磨时间了。

三个人的教室里冷冷清清，大家再也不必拎着凳子为争一席之地争吵了，当然同时少了很多的乐趣。我们仨像木头一样从早到晚一遍一遍地学习新识的字，也开始写大楷，然后在大楷字的空白处写满小楷。密密麻麻的，像是在一片青黄不接的田里扔上了二十只死蛤蟆，周围爬满了行尸走肉般的蚂蚁。我逐渐对这种单调而乏味的学习感到厌倦，在一次晚饭的时候我把我大胆的想法摆到了桌面上。父亲顺手一个耳光打了过来，把我刚喝了一半的豌豆面苦荠菜粥溅得满墙都是，我的脸上烫得像三伏天烤羊肉串，泪水不自禁地从脸上流了下来。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一边用围裙擦着我脸上身上还有墙上的粥，一边自个儿抹着泪。那几年年年闹旱灾，总是等不到第二年秋收，我们的面柜就被折腾干净了，奶奶每天大清早就上山去挖野苦苦菜，来补充粮食的不足。苦苦菜是一种略带苦味开黄花的植物，割开它的茎就会流出乳汁一样的汁液，家乡的父老们把它叫做“大园子菜”。据说苦苦菜还可以强身健体、活血通经，据说也正是这种平凡的植物在饥饿时代救活了不少人的性命。直到今天，我的嘴角依旧留着苦苦菜那又苦又涩的味道。但现在我真的想再吃一顿妈妈煮的奶奶刚挖来的苦苦菜豌豆面粥，最好是苦苦菜多一些。

不过我和哥哥再也不敢提辍学的事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哥哥已经上初中了。我们家在整个村子里太显眼了，连我们的田地也很有特点：从门前的小山上往下看，最苍白无助的那间房子便是我们家。再往后看往前看，庄稼严重营养不良的那块地肯定是我们家的。因为没人送粪，地里的庄稼长得也像是后娘不疼的娃。我甚至担心来一群可恶的鸟儿不小心就一屁股压断我家的麦秆。

每年我5元和我哥12元的学杂费总是我们最头疼的事。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母亲甚至在豌豆面苦苦菜粥里不再放盐加醋，尽管这样还是凑不齐我们兄弟俩17元的学杂费。我的意志又一次动摇了，我甚至羡慕那些及早辍学的同学，他们成天叼着旱烟卷，穿着流行的喇叭裤在巷子里大摇大摆，哼着很时尚的歌无所事事。但是因为父亲的那次“暴力”威慑，我和哥哥还是强忍着把泪流到被窝里。

那年的冬天像是特别的漫长，我躺在炕头一遍一遍地演算着加减乘除。累了，就把我的草稿本翻过来念上面记的人名：刘五十，李狗儿……这些巴掌大的纸片是哥哥给村卫生队帮工后赤脚医生送给他的报酬，上面记的人名都是欠了药费的人，而其中的多数已经去世已久。记得有一次读到一个名字的时候妈妈怔了很久，手里捏着的针刺破了她的手指头，昏暗的油灯也忽闪忽闪。后来我才知道，我念了姥爷的大名——原谅我这个不孝顺的孩子吧。

后来父亲去了西藏，在我还小，不知道西藏是个什么概念的时候，只知道那里很遥远。父亲来了一封信，我和哥站在院子里大声地读了两三遍。父亲说他在西藏很好，工作也轻松。一家人或席地而坐或倚墙而立听着，爷爷一个劲地抽着旱烟，满院子弥漫着呛人的味道。

那一年的春节，父亲没有回家来过，我一下子觉得自己长大了。我开始朦朦胧胧地产生了一种负罪感，还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和哥总是抢着帮母亲干农活，挑水扫地已不在话下，我们也试着套上驴车往田里送粪了。第二年，父亲也没有回家过年。

第三年的庄稼出奇的好，正是应了我们的希冀——风调雨顺。沉甸甸的麦穗即将灌浆的时候，我以优异的成绩从那半面没墙的村小学毕业了。我斜挎着帆布书包走出校门的时候，老学究从他那被称作办公室的窑洞里走了出来，把一个硬皮笔记本交给我。翻开第一页，我看见上面整整齐齐的一行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怔怔地看着老学究近视眼镜后面的眼睛。瓶底一样的镜片太厚，我捉摸不透他的表情，但我第一次看见他笑了。“以后就看你的了！”他说。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双手捧着笔记本向家的方向走去。

初夏的中午，太阳直直地照着大地。微风吹过，麦浪一层一层向外伸展。刚从田里回来的父老们脸上满是土，却掩盖不住他们丰收的喜悦。他们谈论着一等地和二等地的明显区别，计算着今日该轮到谁家的孩子打扫庙堂。

我回到家的时候，正是三爷敲响庙里大钟的时候。“今年风调雨顺，应该到庙里去磕头了。”爷爷说。我撅了撅嘴，什么也没说。

爸爸回来的正是时候，哥哥收到了县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把存的腊肉都煮上！”爷爷在院子里大声吩咐。

等我上了初中，原来小学同班的伙伴就剩我一个人读书了。那帮小学同学和我的差别越来越大。他们皮肤黝黑，体格健壮，说话粗声粗气，吃饭狼吞虎咽。而我是最不成功的一个：面黄肌瘦，形容憔悴，走路耷拉着脑袋，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更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他们大多已经结婚。偶尔在冬日的暖阳下遇到三五个，他们在一起讨论得最多的已不再是谁家的粮多，谁家的杏树结杏子多，谁的字写得好看，他们大大咧咧地争论谁的媳妇漂亮，有时还把一些见不得人的房事趣闻拿出来恬不知耻地讲。我总是被他们羞得满脸臊红，他们会更加开心，幸灾乐祸地笑我傻——那时候，我连女朋友都没有。

他们叼在嘴角的已不再是熏人的旱烟了，那时我们都把那种带过滤嘴的高级香烟叫做“白杆儿”，为的是把它与旱烟那粗糙的黑杆儿区分开来。他们的头发也梳得别出心裁，像女人一样从头顶的中间分开，有的一直铺到肩膀上，有的像针一样与头顶垂直，跟刺猬一样，但他们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的脸却比以前更加颜色鲜明。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经过了初中三年的规范化教育，又出乎意料地升入了高中学习。或许真的不应该这样。我的邻居的眼光是那么的奇怪，那么的不屑，好像就在这种眼神中传达着他们的见解：反正都是搬砖头的料，不如早些！我经常听他们说起大学生在工地上搬砖头。唉，力气还不如一个农民呢。他们的言外之意我明白，但父亲说你就给我乖乖念书，至少你可以看懂磷肥袋上“MADE IN CHINA”是什么意思。父亲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第一次觉得我比那些整天在巷道里叼着“白杆儿”，一只手打着响指一只手插在裤兜里的同伴聪明了一点点。

开春的时候，我的伙伴们一个个背着破旧的铺盖卷出发了。沉重的行李压得他们的身子像是一张弓，整个人就只有眼睛还看得出曾经的生动。他们没有了打响指时的神采飞扬，却分明听见他们喘着粗气。他们背着白面、锅和碗，也背着他们的媳妇整个冬天里做的鞋和漂亮鞋垫。我的这帮调皮捣蛋的哥们儿，就这样离开了家，去遥远的新疆打工了。

那些年在我们村忽然就刮起了上新疆打工的热潮，就因为三娃在新疆熬了不到一年，回来就盖起了一院青砖瓦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之后就有人学他们的样子成群结伙上新疆，但他们最终没有熬出一院青砖瓦房，甚至一间像样的土坯房也没有。春天他们带着希望离开家，冬天他们带着失望回到家。他们刚回来的时候会在家蛰伏三两天，像霜打的茄子。但是几天之后他们又叼着“白杆儿”到处逛了。依旧神采飞扬，依旧看见我就一遍一遍地夸他们的媳妇如何贤惠、如何体贴、如何漂亮。完了神秘兮兮地说一句，那贱货越来越发骚，昨夜把我折腾得整夜不能休息啊。

我那一阵子正忙着补习数学。那些怪模怪样的符号真叫人捉摸不透，什么老哥啦（log），赛因啦（sin），李密特啦（lim）……我的高中同学大都是县城或者县城附近的孩子，他们不像我一样，上了高中才知道原来数还可以分出很多概念，或者说元素。就像他们吃饭的时候吃不出是冬小麦面还是春小麦面。每次考试，我的数学成绩都差他们一大截，甚至是他们成绩的零头。

他们有时候也笑话我，笑我不合时令的衣着，笑我晦涩难懂的方言，笑我是除了学习什么也不懂的呆木头。唉，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除了数学的基础太差之外，还有那可恶的英语——我初中的英语老师，高中没毕业就教我们了。我直到上了高中才勉强记住了那些字母的发音。看我那些花枝招展的同班同学像吃饭喝水一样流利地讲英语，我才感到自己的确很对不起英语，我暗暗地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英语100，数学100！

音体美就更不用说了。天哪，上高中前我真的从没有听说过音乐、体育、美术这样的字眼。我所面对的音乐远比婚丧嫁娶时的唢呐声复杂。同样，体育之于秋天乡亲们在田地里追赶野兔，美术之于油漆匠笔下浓妆淡抹的家具……

每一个从世代稼穑的农家走出来的孩子，在努力融入都市的过程中，我相信都经历了皮开肉绽的痛楚。和我一样。

哥哥考入政法大学的消息迅速地在我们学校传开了——那个又高又黑、长跑总拿第一、长相和我一样的木头考上了大学！

我含着泪跑到了邮电局。

“政法大学！”

据说这封电报是第三天的晚上到家的。父亲手里攥着电报，晚上一口气跑到十多里外的建筑工地，哥哥当时在打工。

我还是每天紧张而认真地弥补着“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之间的分数差距，那些陌生的数学符号是我的上帝，我的虔诚也逐渐施舍给我“√”，我甚至巴不得天天考试，那样我才感到一个“农村户口”的自信与自尊。

穿上制服的哥哥尽管没有让邻居们改变对我们整个家庭一贯的不屑一顾，却多少改变了我们家庭对邻居的看法。爸爸每天都赶着牛车到矿上去拉煤，然后回来卖给别人，从中赚少得可怜的差额。据说那矿上出产的煤在整个西北地区都很有名，但是我们这样的家庭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可以奢侈地烧上三五天。时间太短，感觉不到煤的优点。

爸爸向来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唯一的享受就是在太阳底下搬张凳子坐着看《西游记》。有时候爸爸也讲给我们听。那是我们家唯一的藏书。多少年来我都想写一篇文章送给我亲爱的爸爸，却不知道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