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拜尔斯：一个“逃兵”决定享受比赛

自由体操的场子有多大，美国体操运动员西蒙·拜尔斯就能飞多远。

当这位在跳马、平衡木以及自由操项目上均有命名动作的天才型选手，身着施华洛世奇水晶战袍，气定神闲地准备开始比赛时，观众的欢呼声几乎要掩盖她选用的配乐。

拜尔斯自信的状态，她充满力量感的身体，以及那些只有她才能做到的翻转动作，让你不得不感慨她的天赋异禀。但这次，兴许是玩得太嗨，她没控制好自己落地的力度，最终两次双脚出界，以0.033之差，只拿到了银牌，就此宣告了自己巴黎之旅的落幕。

对于这一结果，不少体操爱好者都深感惋惜，但当看到拜尔斯站在颁奖台上开心地庆祝巴西选手丽贝卡·安德拉德夺冠时，大家也很快跟着释然了。“健康快乐”，是爱她的人对她的唯一祝愿。

拜尔斯曾表示，东京奥运会后，最困难的部分是重新建立对自己的信任。三年前的那场意外，一度让拜尔斯以为自己无法再次“踏上体操垫”。当时，她在团体赛的跳马项目中出现扭转失调问题，当机立断决定退出女子团体决赛。

这位被寄予厚望的选手，还未走出比赛场馆，骂声就已经汹涌而至，美国人骂她“懦夫”“逃兵”，是“国家的耻辱”，“如果她最后被担架抬出场馆，至少能证明她努力过了”。

人们喜欢看到奇迹产生，人们也喜欢看到强者失败。在竞技体育这一领域，事情往往会更加残酷。如何找回自己，如何再次学会享受这一运动，是拜尔斯的心魔。

如何找回自己，如何再次学会享受这一运动，是拜尔斯的心魔。

拜尔斯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体操天才的故事。这位如今身高仅142cm的小个子女孩，生于俄亥俄州一个酗酒和吸毒之家，她在饥贫中艰难成长。进入美国体操队后，又因遭遇性侵而长期笼罩在创伤的阴影中。

经历东京的低谷之后，“回到赛场、再次参赛，对我来说就是最棒的”。最终，27岁的拜尔斯，以三金一银的成绩，完成巴黎的救赎之旅。

做自己

再次归来，压力依旧。

在几日前个人全能赛的跳马项目上，拜尔斯选择做不在她原本计划之内的“尤尔琴科双体屈体”，以弥补在高低杠项目出现的较大失误。在这场比赛上，她面对一个比分咬得很紧的对手—来自巴西的丽贝卡·安德拉德。

尽管冲击力过大，拜尔斯不得不在着陆时后退一大步，但这一动作的难度分如此之高，还是为拜尔斯争取到了更大的夺冠机会。

在赛后的记者问答上，拜尔斯笑着“埋怨”安德拉德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导致自己再也不想和她同台竞技了，而她的队友苏妮莎·李也在一边打趣说，从没见到拜尔斯这么紧张过。

运动员的压力，自然是普遍的，只是现在的拜尔斯，似乎可以坦然地谈论这一点—接受心理咨询，保证身心健康，是拜尔斯围绕这届奥运会说得最多的事。

在拿下团体赛和全能赛的冠军后，她仍在赛后记者会上提及，她每周四都会参加心理治疗。“即使有时差问题，在今天早上7点，我也见了我的治疗师。”带上标志性笑容的拜尔斯，坦诚地分享这一私人信息。

在拜尔斯看来，逐渐学会谈论这件事，才能慢慢消解这一心魔对自己的伤害。在过去，心理治疗可能代表着脆弱和缺陷，但在现在，她认为，这是给予她力量的存在。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届奥运会她有了家人的陪伴，这是在东京奥运会上没法拥有的体验。

拜尔斯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成长，父母长期沉沦于酗酒和吸毒，他们时常挨饿，三岁时，她和兄弟姐妹进入一个寄养家庭。寄养期间，只有祖父母来探望他们。三年后，她被祖父母正式收养，并在偶然情况下找到了自己对体操的热爱。

所以，她的祖父母一直是她力量的源泉。而在2023年与橄榄球运动员乔纳森·欧文斯结婚后，拜尔斯又拥有了新的家人。家人在场，对拜尔斯而言很重要，这让她感觉“更加真实”。

“我不想50年后回看自己这段路，只能想到‘她很优秀，但她看起来很悲惨痛苦’。”再次享受在赛场上做自己的感觉，对拜尔斯来说，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一直以来，拜尔斯都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人。她喜欢在赛场上向大家展现自己精美的法式美甲，会使用三种定妆喷雾，以确保自己不会在比赛中脱妆；当她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大杀四方时，她可以直接反击记者：“我不是下一个博尔特或者菲尔普斯，我就是第一个拜尔斯”；如果她在赛场上感到不高兴了，即便有着浓密的睫毛的遮掩，观众依旧能“欣赏”到她大大的白眼。

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因为她足够强，她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在东京奥运会之后，落井下石的人，在网上发无数帖子专门攻击她的发型。

在巴黎奥运会上，拜尔斯决定只关注自己，只将时间留给爱自己的人。在个人全能赛上，拜尔斯犹豫再三，还是带上了标志性的山羊项链，这象征着“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G.O.A.T.，Greatest of All Time）。

“讨厌它的人越讨厌它，我就越喜欢它。”她笑着说。

卡罗利牧场的梦魇

2018年1月，拜尔斯在推特上公开承认自己是体操队队医纳萨尔性侵案的受害者之一，并明确表达了对返回得州卡罗利牧场训练的恐惧。

虽然在她发声之前，很多受害者已经公开谴责纳萨尔对自己的侵犯，但这没能得到美国体操协会的回应，直到拜尔斯选择加入这场战斗，该协会再也无法装聋作哑。

在拜尔斯公开发声后的第三天，美国体操协会宣布终止与臭名昭著的卡罗利牧场的合作，并关闭了这一训练设施。

这是这个领域发生巨大革新的关键一步。

要知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体操文化是一种凌虐式的存在。这一问题的源头就是位于得州的卡罗利牧场。

这座训练场，由美国体操协会在1981年雇佣罗马尼亚夫妻教练贝拉·卡罗利和玛尔塔·卡罗利建立，他们残酷的训练方式，让人心惊胆寒。

一方面，即便是受伤骨折，年幼的女孩，仍会被逼着继续训练。另一方面，为了尽可能地推迟青春期，她们往往只能得到极少的食物。在这一过程中，身体羞辱与情感虐待，是家常便饭，这里的教练甚至会带头嘲笑那些开始月经周期的女孩。

曾在2010年获得美国自由体操冠军的拉尔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这里的虐待行为过于严重，她甚至故意弄伤自己的头部，以避免去牧场训练。

女孩们顾忌卡罗利夫妇的地位，也害怕葬送了自己参加奥运会的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人站出来控诉这种文化。这对暴君夫妇携手创造了一个有毒的环境，女孩们不敢挑战权威，而像纳萨尔这样的捕食者，则可以乘虚而入。

大约有265名女性，在法庭上作证称，她们是纳萨尔的受害者。然而，运动员们长期被规训，甚至不觉得这是犯罪。前体操运动员珍妮特·安托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时，纳萨尔是唯一一个好人，即便他让我脱下衣服接受检查，我也觉得这没什么。”

但发生这一切，美国体操协会难辞其咎。因为卡罗利夫妇一举改变了美国女子体操队在国际赛事上的弱势地位，这样的行为长期得到美国体操协会的默许。就像前体操运动员杰西卡·霍华德控诉的那样，美国体操协会高层，使这种虐待文化成为可能，而性虐待只是这种文化的副产品罢了。

也曾在这个牧场训练多年的拜尔斯，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也正因如此，她针对纳萨尔罪行的控诉，没有就此停止。

在2021年9月美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即便拜尔斯数度哽咽，但她仍铿锵有力地点名美国体操协会和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表示是体操界的系统性失职，使她和其他运动员暴露在危险中，才使纳萨尔得以长时间进行犯罪行为。

即便是对于拜尔斯来说，直接与美国体操协会和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开战，也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体操界长期以来以严苛的纪律性“闻名”，而体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高度依赖教练、协会和委员会的支持。

因为她的退赛发言，关注运动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变成了那一年舆论的焦点。

这是一种冒险，但事实证明，美国体操协会需要拜尔斯，不仅是她卓越的能力，还有她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作为最具商业价值的体操运动员之一，拜尔斯每年仅通过代言，就能赚取数百万美元。与此同时，她还登上过《Vogue》和《Glamour》的封面。

敢于站出来，还跟拜尔斯的个性和责任感有关。她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个人生活，包括吃披萨和谈恋爱；她可以在大赛前搬去与自己的家人同住。也许有人会将其视为一种开绿灯，但在体操的高压环境之下，拜尔斯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受限于传统的文化规范。

也是在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之后，让拜尔斯慢慢认识到了自己的话语权有多大。与这种能量一起变强的，是拜尔斯早就超越体操本身的责任感。正是这种力量，让拜尔斯有胆量打破美国体操领域特有的服从文化。

至暗时刻

早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19岁的拜尔斯就大放异彩。这一年，她包揽了团体、个人全能、跳马、自由操四枚金牌。人们总是讲，我不太好奇拜尔斯这次能不能拿奖，我更好奇这会是她第几个奖牌。

但强大如拜尔斯，也需要给自己松一口气。东京奥运周期里，美国体操队性侵事件的曝光，疫情期间极度封闭的训练环境，姑姑的突然离世，没有观众的赛场，每个人期待的目光，压垮了这位天才选手。

拜尔斯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便她已经练习了上百次尤尔琴科双体屈体，但每当又要尝试这一动作时，她感到的只有恐惧。

这种恐惧，随着东京奥运临近变得越发压抑。拜尔斯说：“害怕受伤的恐惧如此之大，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心理问题。”

在东京奥运会团体赛的跳马项目上，原本计划进行尤尔琴科转体900度的拜尔斯，只完成了540度的转体，就以不稳定的姿态落地。

扭转失调，使她在空中失去了方向感。对于体操运动员来说，这是致命性的问题，因为在空中，他们依靠的是对身体绝佳的控制力和感知力，只有当她们身心一致时，他们才能在瞬息间完成理想的动作，同时保证自己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