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菊花和酒

倦鸟的归途

船从京都建康出发，沿长江南下，到达安徽规林，突然就起了大风，江上波浪滔天，发出猛兽般的嘶吼，露出吓人的獠牙。船夫只好急急命人放下布帆，将船拢了岸。

一个清瘦的旅人，脸上写着倦意，跟随其他旅客一道下了船，来到江边不远处的驿站避风浪。人群喧嚣，人们抱怨天气，也感叹着生活。那位清瘦的旅人，掸了掸落在衣衫上的雨滴，兀自走到驿站里的风雨亭上。那是驿站高处，他面南而立，目光向远处延伸。浓黑的云层压了下来，平野辽阔，大江奔涌，江上疾速地掠过一队飞鸟。更远处横着一带隐约的山峦，那里再过去就是庐山了。这风雨大作的旅途的间隙，他突然不可遏制地思念起故里来，他知道这里离故乡不远，也就相距一百多里地。庐山下，浔阳江畔那一片狭长的平原，就是他日思夜想的故园。他为这趟行程的奔波感到疲惫，“究竟为什么要走这样一遭呢？我置身的官场，处理的公事，真的有价值吗？”他不止一次怀疑过出仕的价值，也怀疑过自我的价值。此刻，暮色四起，在临近故园的驿站中，他无比渴念家中的灯火，渴念晚餐时孩子们手中碗筷的声响。他知道，五月春深，山上绿荫翻出青碧，垄上麦子即将转为金黄。心里再次响起一个声音：“故园静好，不如辞官归去。人生有几多壮年？我还在犹疑什么？”

这是一千六百二十四年前，东晋隆安四年（400），陶渊明正在荆、江二州刺史桓玄手下任职。这年五月，他受桓玄派遣，到京城执行一项重要公务。一路舟车劳顿，加上官场中人心的驳杂，令陶渊明精疲力竭，心里再次轰轰烈烈地滋生起辞职的情绪来。

“做官还是不做官，真是一个问题。”直到不惑之年，这件事仍在困扰着陶渊明，让他进退两难，思虑重重。

打童年起，陶渊明就明白了一个男人的使命：读书，入仕，济世。这是一个男人最理想的道路，这也是男孩陶渊明懂事起就被告知的人生方向。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代，王朝更迭，时局动荡，盛行弱肉强食的法则，个人的出路似乎并不多，一个人要赢得世俗的认可与尊重，入朝为官大概是最佳选择，这是来自现实的召唤。当然在陶渊明童年时光里，还有另一股力量召唤着他，那是来自家族的榜样。开蒙那天起，陶渊明就听到了两个名字，一个是曾祖父陶侃，另一个是外祖父孟嘉。这两个名字，就像陶氏家族里的两个图腾，他们代表着家族荣耀的全部涵义。

陶侃是家族中的第一骄傲。他早年打鱼为生，随后谋到一个小吏的职位。在一切利益都仰仗血脉和家世分配的年代，按理说，他一辈子只能落得一个无名小卒的身份。但陶侃很拼，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成就自己。历史上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年冬天，浔阳城一连下了数天大雪，路上结了厚厚的冰，行路相当困难，鄱阳郡的孝廉范逵一行路经此地时，天色欲晚，怕路上出岔子，便到陶侃家投宿。年轻的陶侃家徒四壁，御寒的棉衣打满了补丁，实在想不出该用什么招待这些贵客。陶侃母亲湛氏有着不凡气度，告诉儿子：“尽管将客人迎到家中来，饭菜的事为娘自会想办法。”母亲做了一个决绝的举动，二话不说剪去了自己的长发，拿去换了一笔钱。就用这笔钱当招待费，在寒舍中置下一大桌酒菜，款待范逵和一众随行人员。

范逵很快听说了陶母卖发的事，心下甚为感动。一番推杯换盏后，陶侃谈了对时事的看法，也谈到自身的理想抱负，令范逵欣赏不已。

第二日，风雪停了，范逵一行返程，陶侃执意踏雪送客。一路上，范逵不断提醒这个小伙子：“已经走很远了，该回去了。”陶侃不响，继续送，又走出一段长路，范逵再次提醒：“小伙子，该回去了。”陶侃不响，还要继续送，一送送出去百里地。后来范逵多次在庐江太守张夔处夸赞陶侃的才华和陶母的贤德，这给陶侃带来了第一次快速升迁的机会，由县中小吏提拔为郡中督邮，兼任枞阳县令。

借此起步，陶侃一路打拼，成为荆州刺史刘弘手下长史，由此登上一个更大的政治舞台。刘弘是两晋之交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曾是晋武帝司马炎同窗。陶侃很快以过人的军事才能，得到刘弘这位贵人的赏识。随后投靠琅琊王司马睿，协助其平息杜弢的流民起义。咸和二年（327），苏峻、祖约之乱爆发，陶侃于次年被推为盟主，与江州刺史温峤等组建西方义军，讨平叛乱。战后，因功加侍中、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咸和五年（330），陶侃领兵擒获擅杀江州刺史刘胤的后将军郭默，兼领江州刺史。咸和七年（332），陶侃派兵平定巴东，收复襄阳。史书评价陶侃“雄毅有权，明悟善决断”，他戎马倥偬四十一年，为东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是东晋统治集团中的大人物。

另一个给陶渊明带来重大影响的人物是外祖父孟嘉。若说陶侃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存在也不为过，毕竟他更像一个传说。孟嘉就不是了，陶渊明八岁丧父，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外祖父家中度过，得到过外祖父的言传身教。

孟嘉是具有名士风度的。他出身于吴地士族，早年就“名冠州里，声传京师”，曾任江州别驾、征西参军等职，在任上受到了庾亮、褚裒、桓温等朝廷重臣器重，还得到晋穆帝的亲自接见。晚年，长期在征西大将军桓温幕府任职，担任过从事中郎、长史。陶渊明饱含深情地为外祖父写过一篇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说有一回恰逢重阳，征西大将军桓温带着一众官吏重游龙山，大家身着戎服，围坐入席。席间，一阵秋风吹落了孟嘉的帽子，这一幕恰好被桓温瞥见，他示意左右不要声张，看看孟嘉举止如何。孟嘉丝毫未察觉帽子的掉落，过了好一会儿，起身如厕，离了座，仍未察觉。等他回来时，桓温命人将拾来的帽子交还给孟嘉，不过他座位上已多了一篇讽刺文章，写的就是风吹落帽子，帽子主人毫无察觉的事，文章出自名士孙盛之手，以充分的文学才情发挥了极尽嘲讽之能事。

面对哄笑，孟嘉一脸平静，只是向桓温请求：“请大将军赐属下纸笔。”孟嘉不假思索当场挥笔，不到一盏茶的工夫，写下一篇反驳文章。陶渊明形容那篇文章：“文辞超卓，四座叹之。”这个故事，后来演变为成语“龙山落帽”。

如果说曾祖父陶侃的功业令陶渊明敬仰，外祖父孟嘉的风度则令陶渊明喜爱。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更向往成为外祖父孟嘉这样的人物。陶侃和孟嘉的存在，给陶渊明的人生带来了一种方向，这种方向从表面看是生命向上的动力，不过从更深层面分析，榜样有时也会变成一种精神枷锁，榜样的功业可资学习，他们的人生未必就适合复刻。

年少时，陶渊明一心想着要像前辈那样建立人生功业，走向仕途的日子却姗姗来迟。对“入仕为官”这件事，他的心绪确乎是矛盾的。既渴望有一番作为，又时常会有强烈的自我怀疑，“我适合走这条路吗？”青年初期，确实有那么几次机会几乎让他在当地衙门谋到了差事。不过，最后都未成行，这里头自然有机缘的阴差阳错，也有一部分陶渊明自身的原因，说白了他“怵”那个未知的看似人人向往的世界，一想到要入仕，就变得迟疑无措。

他在乡间闲散地生活，读读书，偶尔到田间转转，陶家的家业尽管早已式微，远远没有曾祖父当年那种“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生活。但家中还有数十亩田地，也有几个家丁负责种地。进入二十岁后，按照世俗流程，陶渊明很快结婚生子，走上了人生更现实的那一程。生活并不总是平静的，有一件事仍然困扰他，“能如此平淡无奇地在乡间，在田园环绕的村庄里度过一生吗？”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在寂静的夜里浮现出来。他当然不甘心如此，生活似乎也不甘心如此。由于父亲早逝，陶渊明成了当家的男人，他得“更有出息”，这世上男人的“更有出息”永远绕不开“功业”二字。

一直等到二十九岁，陶渊明第一次走向了仕途。为了这次出仕，他酝酿了很长一段岁月，即将成行的前夜却失眠了，想象自己将步入一个坚硬的体制，他深感困扰。他似乎习惯了一种慵懒的慢节奏生活，习惯不了和颐指气使处心积虑的官员们打交道。

现在，要出发了。即将而立之年的陶渊明，一次次品咂了现实的冰冷和苦涩，一次次承受了世俗的压力，这一回，总算谋到了一个江州祭酒的职位。祭酒是干嘛的呢？跟酒本身真没多大干系，其实是江州一地协助主要领导分管文教方面的官员。

上班的衙门，离家并不十分远，大概数百里地。所在府衙，顶头上司是王凝之，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书圣王羲之的次子，他夫人就是被赞誉为“咏絮之才”的谢道韫。古语说虎父无犬子，王凝之却着实不咋地，史书载“王凝之为人暗钝，遭夫人谢道韫鄙薄”。像谢道韫这样心思玲珑的女子，和王凝之一道生活确乎痛苦，她一回娘家就跟长辈吐槽，叔父谢安时常劝慰她，说凝之好歹出身名门，为人也不恶。谢道韫就长叹一声：“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这话是说，天底下竟有这样的男人。“天壤王郎”后来成了一个著名的吐槽丈夫的成语，也真正应了那句“女怕嫁错郎”的俗话。往后，王凝之的死就更足以惊掉许多人的下巴了。他在会稽太守任上，遭逢了一场孙恩叛乱。乱军攻到会稽城下，王凝之不但不组织军队抵抗，而是摆出八卦阵，拜神起乩，请求天神派遣各路神仙鬼怪，守住八方要塞。在王凝之笃定于自己的计谋时，乱军大破城门，在仓皇逃窜的路上，王凝之被砍死于乱刀之下，当然这是后话。

用了这么多旁侧的故事八卦陶渊明上司，是想说在王凝之属下，陶渊明的境遇大概也不会很舒适，撇开境遇不说，在王凝之手下做事，陶渊明的心绪也估计好不到哪里去。王凝之或许欣赏陶渊明的才学，但和陶渊明实属两个世界的人。到了江州府衙，陶渊明就像清溪中不慎跳到岸上的鱼，浑身上下不自在起来。

第一天傍晚，他就离开了衙门的官舍，一直向城外走，走到一片田野边才停下来。他在田边坐下，仰起头，看天空中的鸟儿，看它们或三三两两，或排成一个长长的队列，向着远处的山林飞去。他没有想到，才上班第一天，自己却仿佛用尽了积攒几年的力气。可他分明没在干体力活呀，哪能消耗掉这么多力气呢？这世间最磨人的岂是什么体力活，还不是无穷无尽的精神的缠斗？

那个傍晚，陶渊明在田野边坐到落日西沉，才慢慢踱回来。他努力压制着潜意识里的那个抗拒的声音，他告诫自己，这是一份新工作，一切才开始呢。不过，或许连陶渊明自己也没有想到，数十天之后，他就辞去了这个得来并不容易的职位，辞职时，他甚至能感觉到身体里升腾起一股恶作剧般的快感。

他回乡下的故乡去了。

辞去祭酒不久，州官又招陶渊明担任主簿。州官大概觉得陶渊明或许嫌祭酒职位不够高，那就索性再来一个高点的职位。当然，有了前一次辞职的经历，这回陶渊明没有急着接受这个职位。他回到家度过了三十岁生日，也迎接了人生里的第一场噩运，他的第一任妻子在这一年离世了，他早早体会到了生命的短暂无常。有时他想，一辈子待在柴桑，一辈子在田园里，闲闲的，无所事事的，是不是也会很舒服？

这样的念头由来已久，只是从未说破过，即使在寂静的夜里，他也绝口不提。生活会轻易放过一个人吗？会让一个一直读着圣贤书，少年时代就怀抱着出仕理想的人“逍遥法外”吗？陶渊明在乡间读书，写诗，一晃四年。大约到了隆安二年（398），东晋的局势又起了诸多变化，这一年，桓温之子桓玄上任江州刺史。往后，桓玄权势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夺取帝位，并将晋安帝司马德宗囚禁到浔阳。陶渊明的外祖父曾担任桓温手下的长史，大概因了这层机缘，陶渊明重新出来做事。离开官场，有一百个理由，不过重新进入官场，或许有一百零一个理由。重新出山，大抵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毕竟陶渊明需要养家糊口，乡居的生活，或者说靠着祖宗留下来的这些田地，似乎并不足以让生活顺畅地过下去，更遑论富足了。在有限的生活选项里，就物质和利益的攫取来说，出仕当然是首要选择。

这段时期，陶渊明在桓玄幕府中担任特使，比之先前的江州祭酒，他需要时常出差，有时也要跑到京都去，做一些交涉和联络工作。路途遥远，行旅颠沛，不过比之原先那样困在官衙，在目光浑浊肥头大耳的小吏间穿梭似乎要好一些。这大概是陶渊明一生中担任公职最长的时期。但越到后面，随着桓玄野心逐渐膨胀，陶渊明越不心安，他嗅到了某种可怕的气息，一场雷雨似乎很快就要倾盆而下。归隐的心思又拱动起来。在一趟又一趟的旅途中，陶渊明最爱做的事就是坐在船头看鸟，那些他知道名字的鸟儿，那些无名的鸟儿都在视线里飞过。他喜欢它们展开翅膀在瓦蓝的天幕下滑行，也喜欢它们在空中疾速地转向，或者直直地朝着水面俯冲而下，他喜欢它们身上的轻。事实上，陶渊明喜欢所有的轻，喜欢悬浮在空中的闲云，喜欢飞飏在秋风里的芦苇，喜欢从木窗的缝隙里闪进来的清晨的光线。生活太沉重了，尤其置身官场，感觉自己成了一个浸透了泥水的稻草人，滞重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