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袋，吃茶去

一

《五灯会元》卷四《赵州从谂禅师》载：

师问新到：“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喏。师曰：“吃茶去。”

赵州从谂禅师（778—897），是禅宗六祖惠能大师第四代传人，世称“赵州古佛”。他的教学方式独特，有许多著名的公案，“吃茶去”便是其中之一。

在现存最早的佛教灯录和禅宗史料总集《祖堂集》中，这一公案有稍微不同的表述。《祖堂集》系泉州招庆寺僧静、筠二禅师编撰，成书于“南唐保大十年壬子岁”，即公元952年，早于《五灯会元》三百年面世，比释道元所撰的《景德传灯录》还早五十余年。《祖堂集》卷十八《赵州和尚》有记：师问僧：“还曾到这里摩？”云：“曾到这里。”师云：“吃茶去。”师云：“还曾到这里摩？”对云：“不曾到这里。”师云：“吃茶去。”又问僧：“还曾到这里摩？”对云：“和尚问作什摩？”师云：“吃茶去。”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查资料获知的信息。于我而言，最初接触赵州禅师的故事，还是在2016年或2017年的某个瞬间。当时天气阴晴不定，樟树叶的影子透过玻璃窗，不时落在书店一人多高的书架上。像是拨开树叶的阴影突然的灵光一现，在书架的最底层找到了三联版的铃木大拙《悟性的提升》，便抽出来草草地读了起来。大概是接下来还有什么紧要的事要做，不像平常，没有席地而坐，只是站着。一页一页快速地翻，便看到了它，觉得有趣，不及细想，就草草地笔记了下来。铃木大拙（1870—1966）是日本著名禅宗研究者和思想家。看他的年表，1934年他访问过浙江杭州、宁波等地，走访了灵隐寺、天童寺、阿育王寺、雪窦寺等寺院，与时任雪窦寺方丈太虚等佛学大师，以及鲁迅等文化名人有过对话。《悟性的提升》据说是他在战时隐居所写的，关于禅的修行的阐释，其中就讲了“吃茶去”这个公案。

其实，《五灯会元》与《祖堂集》两个关于“吃茶去”的版本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吃茶去”作为禅家点化弟子的经典偈语，阐释的是悟道之道。两个和尚回答“曾到”“不曾到”和院主的“为甚么”，都困惑于现实的局限，是对我们做一件事所加的定语和状语，而不是行动本身。悟道之人什么情况下都可修行，是一种主动。这与你何时到过或没到过何地没有关系，不需要肯定或否定，不需问原因或结果，不必在意有限或无限。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其间的道理是否讲对讲全讲透，其实也可自在。

二

自从近些年接触了一些好茶之客，“吃茶去”这个公案便时不时听见一回。

茶是个好东西。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认为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而“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但考虑到“火有五，火有虚实”，对不同的人茶的功效就各有正负，“若少壮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盛，故与茶相宜。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爽，不昏不睡”，这是饮茶的好处。相反，茶若用在虚寒及血弱之人，则“饮之既久，精血潜虚；成痰饮，成痞胀，成痿痹，成黄瘦，成呕逆，成洞泻，成腹痛，成疝瘕”，造成种种内伤。《本草纲目》是中国古代中草药集大成者，李时珍在文本中既详细列举了前人的说法，又有自己的主见，读来有一股浓郁的药香。这倒不是说，它是用药浸泡过的，或者长期置放于中药堆里，而是心里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有些奇妙的。它是从现实的困境中走出来的，具有超越性的、自由的存在。是人与世界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

《茶经》里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神农氏就是炎帝，据说是牛首人身，但这一说法大概与图腾相关。只要上古时代真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他大概与我们的形貌相差不多，无非是美一点或丑一点而已。传说他遍尝百草，最终也因食断肠草而死。有毒的草木不少，比如曼陀罗、滴水观音、见血封喉、夹竹桃，等等，在金庸大侠的书里，我们都见过不止一次，断肠草自然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名字好听的草木都有很厉害的毒性，说不上谁比谁更毒。但也有微毒的，中医言是药九分毒。好在有毒药，也会有解药，大自然生生不息，自有得其平衡的道理，这也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局限。对神农氏来说，如果没有解毒的药，大概在他尝其他草木的时候就已死去，而他最终死于断肠草，也是一种宿命，一种局限。今天，我们可以在实验室分析这些草木，那是在前人积累的经验之上。在此之前，总得有人因此而死去。

据说神农氏找到的这个解毒的药材就是茶。

这个传说大概很多人在小时候就听过。但长期以来我有一个困惑：他是怎样喝茶的。用的是生叶，还是熟叶？是煎，是煮还是泡？如果下指令给SORA，它会给我们一段怎样的视觉享受？有机会一定得试试。有一段时间，我想象着这样的一个场景：身材高大的神农氏躬身走进低矮的草檐，用硕大的粗陶碗舀起一大碗冒着热气的浓茶汤咕咚咕咚喝下，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流下。因为当时我和我的乡人就是这样喝茶的，尤其在双夏时节。我们家里，常在出工前用一大锅的水烧浓茶水。茶叶是用母亲谷雨前从深山谷里采摘来的野茶炒制的粗茶，叶子有些大，水还是冷的时候就放进去，煮浓了就有一股苦味。但趁热大口喝下去，就很解渴，很舒爽。那时候，你想，烈日当空，稻子金黄，世界一片暖色调。放下手中的镰刀，捧起一碗略苦的浓茶，仰头咕咚咕咚喝下，便是“茶借火气而升散”，一身汗水淋漓，即使热风吹过，也觉得一股清凉。

因为自我的认知，去揣度、勾勒他人的生活图景，尤其是对一个上古时代的王，是极其危险的举动。但这样的举动却又是非常刺激。正如王安石言“险而远，则至者少”，有时候这种探索却有孤勇者的自由。

按照《茶经》的说法，茶叶制作要经历“睛，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也就是经过蒸茶、解块、捣茶、装模、拍压、出模、列茶晾干、穿孔、烘焙、成穿、封茶这些工序，然后形成茶饼。这应该是唐时较为成熟的一套工艺流程。研究者称之为蒸青制茶。采用此法，制茶需高温蒸汽杀青，这与现今较为普遍的炒青、烘青、晒青等诸法采用入锅炒制杀青不同。据说蒸青制茶，茶叶里的蛋白质、叶绿素、氨基酸和芳香物质等损失少，颜色比其他绿茶更绿，有“三绿”之说，即色泽翠绿，汤色嫩绿，叶底青绿。但因为未经锅炒，香气不如炒青绿茶，还微带青气，一般人或喝不惯。

但喝不惯是有了选择之后的结果。唐宋之前，因为只有一种制法，蒸青制茶也大行其道，但其演进仍有一段非常漫长的时期。茶之于神农氏，首先是药，当初他很有可能像煎药一样，把刚采摘或经晾晒的鲜茶叶放在水里熬煎，然后大口将浓郁的汤汁喝下，起到减毒的作用。而茶由药到饮会有一个过程。只不过茶这种常绿植物太过常见，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茶又不需要“觉解”，即一个对茶毫无所知的人在喝茶之后也能在身体上获得一定的益处，因此，便会有许多人有机会接触、品尝，也有许多人有机会加以尝试创新。虽然人们的行为常受习惯所主导，但作为一种感性的发现，可以相信茶由药到饮这一转变的过程并不十分漫长。

按照《茶经》的说法，将烤好的茶饼碾成末，放在水里煮，在唐时受到重视。这种煮茶的方法倒与现时饮食红茶相近。不过当时也有寻常百姓直接将茶末放入开水中饮用，这又与现时的泡茶相仿。只不过当时是茶末冲泡，现时是全叶冲泡。“全叶冲泡法”成为中国茶饮方式的主流，那是明朝之后的事。那倒不单是因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法令推行散茶，更重要的是，到明朝时，炒青制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至于宋时出现的点茶、斗茶，把茶汤注成文字和图案，那真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到极致。极致的事总是让人怀疑。如果这样的事只是少数人做，那他就可能是个人民艺术家。若在民间广泛流传，并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大概有些不妙，因为诚如月盈月亏，盛极而衰，几乎是同一时刻的进行时。这一方面可以说，宋王朝足够富足，经得起人们这样折腾；另一方面也似乎已经注定，宋王朝大概也就只有这样的命运了。

三

那么，为何是茶与禅相遇，并最终“茶禅一味”，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或者说，世间万物，为何禅修之人独钟情于茶，使“吃茶去”成为禅修的指称？

概因茶叶能承载起道。“茶”，从这个字的拆解来看，即“人在草木间”，也可以说是草木间的人。茶学，其实是人的生态学。前文引述了冯友兰先生之说，即茶叶不需要“觉解”。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茶叶仿佛具备了某种“德”性。当这种“德”性与人的心灵相映射，人便进入了悟道之道。

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是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其时，茶叶消费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西汉王褒于公元前59年所作的《僮约》，里面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之说，可见茶已入市，茶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茶已有了加工贮存之法。

我们已无法考证第一棵茶树进入寺院是在何时何地。一种说法是佛教传入中国时，茶开始在寺院中被种植。因为寺院多在山林中，适合种茶。因为茶叶的提神效应，僧人在打坐冥想时饮用，止渴生津，养生健体，提神醒脑，从而保持思维活跃。及到南北朝时，佛教兴盛，寺庙众多，无寺不种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茫茫烟雨中，有多少茶叶被雨水唤醒，变得更加饱满。

但滴着雨水的鲜茶叶，是不被采撷的。《茶经》言制茶，需要注意的细节很多。比如采茶，须“凌露采焉”“期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试想江南春天，能有几个无云的晴天，这条件是十分苛刻的了。乡里有一位茶人，春茶采摘期间，每天都写制茶日记，从实际的结果看，确实验证了这个说法。其他如当天采的茶要当天加工，“使一日造成，巩茶过宿，则害色味”……如此这般，倒不是人故意为之，而是你要得到好茶，就必须如此。换拟人的话来说，是遵循了茶叶的心思，也就是应和了它的“德”性。而这种心思的揣摸和把握，恰似一场心心之间无声的交流，人的心已自然而然地沉浸在茶里面了。

清晨，当僧人用上好的水煮茶，其打坐修行也就开始了。茶香氤氲中，他们开始思考自然，思考人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联，思考何为佛，佛为何。华佗《食论》认为：“苦茶，久食益意思。”此处的“意”为心中所发，即心灵牵引感知之处；“思”为思考。饮茶，能增强心灵的感知能力，并保持清醒头脑，不断提升思维能力。一杯茶让他们脱离日复一日保持着简单动作的沉重的肉身，脱离一种局限，并深刻认识这种局限，即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独特存在方式带给人的困惑。换言之，人的感知和思考能力给人带来的时间和空间与现实间的困惑，从而构建起一个围绕着“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去往何处”等三大哲学命题的困境。在这样的困境中，人需要发现或重建与世界的联系，完成自我的救赎。

什么是永恒，什么是让人活下去的理由？万般寂灭，生命的终极是什么？创造神、崇拜神，在神的指引下通向世界终极的永恒存在，并成为其中一分子，从而获得终极的关怀和慰藉，这是救赎的一种方式，意在使有限的意识突破肉体的局限进而突破意识本身而展现出永恒和无限的空间。这个空间与现实有这般千头万绪的联系，像是人间的部分和延续，又是如此的不同和虚无。而人们在这个空间里能做些什么，获得什么，是否依然需要保持抗争的姿态，而让自己不再脆弱不再恐惧，或许已不再重要。这依然是思考的局限，正如我们对于宇宙的猜想。或许大自然给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需要人们去“意思”，去突破。

当一个僧人煮好一壶茶，他的修行也就开始了。愚钝者或许不再睡去，聪颖者思潮如泉。既然那个终极的空间像是人间的部分或延续，那为何不从当下开始，从此时此地开始，去领悟这种神圣。即作为个体的自我如何去发现那些千头万绪的联系，在与世界达成合一的和谐过程中，造就自己的伟大，犹如一滴水滴入大海，不是消失了，而是获得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实际上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次跨越，也是自先秦诸子百家以来中土思想的又一次较为显著的解放。虽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论断，说出来难免贻笑大方，但我乐意这样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从一开始就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儒释道合流，也为中国人创立了独特的自我救赎方式，那就是禅。禅继承了道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考，它诠释人不依靠至高无上的力量来宣示和保证生命的意义，而是顺着自然的运行轨迹，汲取天地自然的精华确立自身，在天地万物中成长，造就自身获得伟大，从而造就“德”性，或者说神性、佛性。所谓见佛如见心，自我主体意识的突出，是对自我、自我与自然关系的肯定，这或许就是对“人在草木间”最好的解读和诠释。而儒家的实践精神和入世理念，让禅修者扬弃了轮回，更着眼于关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