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与春芽

一

阴郁的冬月，仿佛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让人提不起半点精神。偶尔浓云里泄出一线金光，都能引来众生欢喜。尽管太阳光顾人间比较晚，抽身离开也早，可这种蜻蜓点水似的流淌，仍旧被人们视为恩赐。我那年近耄耋的老祖父，正背坐在屋坪的木椅上晒冬。这样晴朗的日子在冬天是种奢侈，如同他坎坷的一生中罕见的平坦。只是寒风有些鲁莽，其中似乎夹有冰晶，隔着皮肉硌人骨头。

祖父手里端着两本书，一本儿童版的唐诗三百首选，一本友人所赠的诗词集。他像刺猬一样缩着腰背，试图让视线离纸面近点，眼珠子几乎要从塌陷的眼窝掉出来。他翻页的动作很慢，翻不开时就用指肚点点口水，像个刚进学堂的放牛娃。几近石质化的手掌上，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山。

那本唐诗选册来源比较特别，是他从姑姑家淘来的。当天上街卖完菜，留在姑姑的诊所吃饭，在小表妹成堆的伴读书籍里，他一眼相中了这本册子。逡巡的眼光暴露出他的心思，他最终在姑姑的颔首下得手。他对我说起这事时，一脸得意地嘿嘿傻笑。

祖父肚子里还是有点笔墨的。他早年念过两年私塾，读过四书五经，也会拨打算盘，是村子里为数不多能算会写的人，只因家力的无以承继，后来的学业才被迫中断。儿时起，他就对我耳提面命，说功名追求，谈祖宗轶事。年关时家人围坐的火塘，便是我的定点受训之地。熊熊燃烧的柴火，复现着那些业已消亡的影像。在他的唾沫里，亘古不还的事物也能得到重生。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总这么劝诫我。

村里但凡哪户人家婚丧嫁娶，大都离不开祖父的纸笔。他一再讲自己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替有求的乡邻写个对子，作一副联，本就是举手之劳。不图那两包茶烟，主家看得起人，费些心思也无妨。可随性的祖父，在小人之心的村民面前，反而成了懦夫。

我自幼习毛笔字，接触古典诗词，与祖父的言传身教脱不开干系。这么些年过去，家里的每一副春联都由我写。一张不大不小的八仙桌，一盒廉价的杂牌墨汁，配上一支手指粗的毛笔，是我笔走龙蛇的所有家当。祖父一向把春联看得很重，他反感那些洒金黑字的春联。每逢年关，他总提前去小卖店买好红纸墨汁。少时不会作对子，只会写春联。内容多由祖父写定，他一再和我解释用意。歪歪扭扭的字里，藏着他的脾性，露着他的风骨。他会替我剪裁好红纸，七言九言，该折几下，不厌其烦地反复交待。没有镇纸，没有足够长的桌子，写好的春联容易溢墨。祖父往往担当我的书童，站在身前微微含笑，替我扯直红纸。慑于他的威严，我常不敢下笔。越是敦促，我越张皇。横轻竖重，失去章法。祖父总在一边恨铁不成钢地嚷嚷。稍微走点神，他就有些气急。而我就呜哇一声哭出来，跑向祖母怀里诉苦，由祖母出面讨伐他的过错。

春联寄寓着一户人家的年终总结和来年心愿，朴实，妥帖，是全部的诚意。所谓的大展宏图，所谓的财源广进，统统虚无缥缈，在祖父看来，一副不能符合现实的春联毫无意义。可以说收成，可以写愿想。写春联和种地一样，一定得接地气。虽然他说不出个平仄拗救，但极为注重老一辈传下的规矩。他常常在本子上写来写去，教我作对联。他既爱谈些历史上的名对与笑话，也能随口吟哦句对。去到一户陌生人家，他最先扫一眼对联，写得粗浅与否或者入不入流，决定了这家的文化水平。他同人交谈时不露声色，心里却把对子默默记下了。回家便与我举例探讨，到底是狗屁不通的俗套，还是别有洞天的精妙，爷孙俩在一件共同的喜好上互通彼此看法。

写好的春联无论美丑，都有狂风刮不走的意义。待对联的笔墨干了后，团圆饭之前要完成张贴。那时是米汤熬浆糊，抹在泥石砖上，这样简捷还不易被风揭去。上下联不能贴反，视线要端正水平。我牢记着传统忌讳。红彤彤的春联贴在墙上，就完成了辞旧迎新的使命。

记不清多大开始手握毛笔，只知道我年复一年，写下六畜兴旺，写下童言无忌，写下出行平安。由七言到九言，再到十一言。贴春联的大门越来越宽，而现实却在频频打我的脸，豢养六畜的围栏日渐凋敝，曾经的童年乱言一语成谶，走出去的人就此失踪。

祖母离世后，房子就空了。祖母的棺木被几个壮汉抬出来时，那栋青石泥砖筑造的老房子颤抖了下，祖父仿佛被抽去了一根坚实的横梁。那一刻，我不再确信他倾塌的日子过于迢遥。往后失去缰绳的日子里，没人催促他记得把牛早点牵回来，没人隔着对岸的山喊他回家吃饭，更没人在茶余饭后和他拌嘴。青瓦上的炊烟越冒越少，祖父开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以至于消瘦的熏烟，再也烤不出一块腊肉。他凭着一丝人身温热，日复一日和满屋子的清冷对抗，而我即便拥有血缘之亲，也解除不了其中的积怨。虽然那些木头会代替他燃烧，发出暂时的光和热，可夜晚到来，更深的生死契阔面前，再坚硬的物体都将变成灶膛里的灰烬。死一般的岑寂成了他脚下的大地，他翻覆过的黄土迟早一天会完成复仇。

厨房的火塘边，散落着木头，这些柴火搬回来时是干燥的，在屋角蜷缩久了渐渐湿润。我怀疑与祖父的眼泪有关。不止一次见我的老祖父恸哭，特别是小酌几杯酒后。讲他的苦难堆积成山，讲他的遗憾甚于百川。

我总想怀有某种能够乱世的法力，让祖父干瘦的身体枯得再慢一些，让他坐在椅子上的时间更长一些。可是我抓不住沙漠里干燥的流沙。祖父这两年开始耳背得明显，如果我不大声喊他，他的头定然扭转不过来，要么望着空气发呆，要么低头侍弄菜蔬。同他分享外面的见闻，把自己发表的一些诗词给他看，也多半是徒费口舌。我们两人对面而坐，他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接不住我的话茬。他说他的，我说我的。那些尘封的陈年旧事，不知供他炒过多少冷饭。不同步的交谈权当帮祖父活络筋骨了，我始终治不好他久结的病灶。呆滞，叹息，饮泣，是他全部的一日三餐。

二

推开那扇吱吱呀呀的门，头顶的尘灰落我一身。无数微尘颗粒凌空起舞，犹如囚牢释放的万千精灵。盛日的光板打在地上，满目的衰朽无处遁形。在乡下，一件物什突然坏掉，不代表完全失去作用。它们作为功劳簿陈列在宽敞的堂屋里，瘪烂的箩筐，半朽的凳椅，束之高阁的打谷机，以及七七八八的木器，被祖父一把U型锁关在收容所里。这栋砖泥土混建的房子已经上了年纪，褶皱的墙体一到下雨就流脓。面对时光索命，它摇摇欲坠。

墙壁龟裂的纹路更大了，这预示着老房子危机重重。一副棺木显然撑不起被虫蚁蛀空的房梁，以及屋顶梨花雨似的黧黑青瓦。我成了拾破烂的孩子，腾挪在脏乱的故居。以前的卧室变成养鸡场，鸡屎一摊摊滴落在地，污秽即将蔓延到口鼻边疆。缠结的蛛网不声不响地挂住我的皮肤，一再阻挠我的去路，似乎这样才能反衬出蜘蛛对领土的庄严宣示。玻璃木窗已经挡不住北风呼啸，凌乱的卧室像座破庙。父亲说，要攒点钱修缮下，把房子拆了，起个新平房，打通旁边的新宅。我不舍。老房子健在，过去的人和事就在。异乡的游子们，是见不得故乡大变的。我害怕那样的无所归依，害怕那样的落木萧萧。

老房子里有祖父的一样宝贝，那台没上漆的实木寿材。当我某天不经意抬眼与之对视时，我浑身不自觉打了个寒战。尽管两副棺木先走了一副，尽管那寿材没刷上黑漆，我仍被一种莫名的惊恐牵动了心。我判断不了这副棺木该属仇人还是友军，这个在祖父嘴里死后能遮风挡雨的宝贝。后来的一天我再开门，只见到几根颀长的杉木，想必祖父用木头挡住了寿材。毕竟这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不想见光的秘密。

时光如水，才十年而已。记得那会的睡床和桌椅摆放得井然有序，有可供取用的坛坛罐罐，有各种实用的精致物件。每到正月初二，几个姑姑回娘家带来一家一当，过夜的床铺就显得捉襟见肘。这时我和表哥就自告奋勇，睡去储放粮食的阁楼。大人们围着一盆炭火打牌，火光熄尽方才上床歇息。厨屋里跳动的火苗早就将温馨传遍全家。那是个凄冷无比的冬天，但也是格外温暖的冬天。

祖母尚在世时，执意拿出毕生积蓄，改造另一半房屋，彼时正是村子里楼房林立的前夕。她和祖父靠肩挑背扛，硬生生移走半座房子，在原来猪栏茅厕的地界打下一面地基。而动荡也是在那些年骤然密集了起来。祖父母要应付猪牛鸡狗的吃喝拉撒，还要应付房子的移形换位造成的利益冲突。祖母早年落下的肝脏病根成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催促她所剩不多的时日。

土地是农人的命根，也是边界纠纷的起因。祖母原本怀以慷慨之心，不想激化小人之腹。想以两块好地换下小块前坪，谁知对方不允，还想追加一倍砝码，贪婪的嘴脸暴露无遗。一气之下，祖母用言辞的利剑斩断旁人的触须。既然避退换不来自由，那就得执甲持刀抗争起来。此后，不明就里的层层误会，莫名其妙的泼妇骂街，在这小村庄波涛涌起。人家趁着子息众多，砍我们山上的树示威。说到底，是欺辱我家没有足够的男性势力。谁都能指着我们鼻子骂，而我们只有镇守阵营的份。“斗米恩，升米仇”的唏嘘，成了祖父母一生的真实写照，委曲求全被人理解为自知理亏。

怪就怪那条运煤铁路的横空出世，它将整个村子开膛破肚，也打开了村人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征地征收使得村庄的利益分配错综复杂。我不大的年纪，见纷争如见狼烟四起。村人们丢下锄头和铁锹，抛下明天的收成，满门心思琢磨怎么样从千载难逢的机会里揩油。虽然说，运载路石的大车的确压碎了水泥路面，山体爆破的声波的确震碎了房屋玻璃。铁路要想打村里穿肠而过，先得肥了村庄的五脏六腑。没有过路钱，没有人肯买账。房子不会自行倒塌，土地不会自己荒芜。

我隔着冰冷的铁路，望着对面的菜园和荒山，有种说不出的悲凉。这是我无法抵抗的时代流沙，不止是一条火车的单行跑道。修建铁路后的村子如鲠在喉，每个去往菜地的人都要绕道涵洞，每个死去的人也都要在此低头。一时的利益熏心换就了常年的臣服。我即便以少年之眼洞见一切，却也无可奈何。

祖母是在铁路开建前离开的。她提着好几十斤的桶，在给猪喂食的路上呕出鲜血；她在灶台前好端端地做饭，突然蜷在椅子上捂着肝痛。她一直瞒着所有人咬牙硬撑，也许是洞悉了医院吃人而不治人的真相，也许是坚信万能的主不会抛弃自己。尽管她比以前奢侈了一点，在疼痛日益加剧的情形下，每天早上为自己慷慨地冲一碗蛋花，但她的身体仍像发霉的橘子一样，腐败的宿命无法逆转。她在病症频繁的昭示下开始为自己留余地，千年屋是这辈子最后的安身之所。这屋子必须由自己亲自督工建造，她信不过村子里任何一个瓦匠。劳作之余，她含腰蹑脚，四处寻找筑造千年屋的建材。只为省些小钱，她看中了人家拆迁后的废砖。与屋主一番商量后，她麻利地抄起瓦刀，开始削去板砖上胶结多年的水泥。在她余生屈指可数的日子里，她总是独自前往那片荒野。子女们各自繁忙，谁也无暇顾及或者去面对一个命不久矣的母亲的身后事。祖母忧心我体弱，什么事都不许我做，而我为自己的人小力微感到惭愧，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旁观一切。我需要集中精力做的事，只有长大。

祖父没了祖母的支撑，有些虎落平阳的感觉，像条冬眠的蛇。他每天早早地下地，日落之前赶回家，不与任何人打交道，多余的话语极易引起旁人的进攻。毕竟在这村子里，他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爹妈，没有成群的儿子。

起初，他为不让自己闲下来，托镇上的姑姑买些种子，并且继续养猪养鸡。可事实上，祖父煮不出足够的猪食，被他养的猪越来越瘦，猪也饿得被逼无奈，几次跳墙危险出逃过。去茅厕尿尿时，我的确见到猪把前蹄搭在猪栏上，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丰衣足食也是猪安贫乐道的根本，猪食吃得多，膘长得就多，反抗的概率就小。如果说把猪栏比作牢狱，那么围墙都是猪自己砌的，人类只是随便打了个桩基。

祖父并不承认自己在家事上的一无是处。即便养了几回猪，不是暴毙就是出逃。他也从不把罪愆揽到自己身上，后来不得不听从建议，打消养猪的念头。他的起意是好的，逢年过节自己约来屠夫杀猪，总比买别家的肉方便。但他忽略了自己的衰朽与懒惰，就像宫廷里抽鸦片的老爷。我的祖父虽然手脚健全，可日常连衣服都不会洗，泡在水桶里结冰是常态。屋檐下装田螺的桶长蛆了，他也一概视而不见。在衣和食这两件大事上，他的确表现得像个残疾人。一个人的时候，能不生火就不生火，锅里的猪油常年长霉，吃过的碗筷锅里一扔，猴年马月想起来才去过水洗。若非几个子女隔三差五送饭照料，费不了半年的时间，他就会把自己交代在床上。

祖父一旦出了门上到山中，就改不了疯疯癫癫的状态。总是一头扎进林子里，不到天色擦黑决不回来。有一回临近傍晚还不见人，我便急着出门提灯去迎。却在田垄上遇见了他，他面向整个村庄的四起炊烟，声色凄厉地咒骂起来，喊声席卷了整座村庄。该死的杀千刀的东西嗷！没有良心的畜生嗷！连养的鸡也不放过。突如其来的叫喊声引来众人探头，我从没见过祖父这阵仗，还以为上一趟山鬼上身了。他喊累了骂骂咧咧回到厨房坐下，情绪安稳些后，才向我吐露了缘由。家里有只鸡丢了三四天没回来，指定是被人打去吃了。他煞有介事地轻声说，之前我看见差不多模样的鸡跑到谁谁谁家去了，后来大门关上再也没出来过。我知道家养的土鸡失踪是常事，漫山遍野跑难免出些意外，甚至可能是鸡自己跑去了别家。祖父更多地是出于别人欺辱的宿怨，对此事主观性地添油加醋借题发挥，才有了这出荒唐的事件。他又不敢指名道姓上门声讨，只能借着黑灯瞎火一吐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