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怪兽
作者: 子禾子禾,甘肃庆阳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现居杭州。小说、诗歌散见于《十月》《诗刊》《人民文学》《山西文学》《西湖》《长江文艺》《雨花》《作品》等刊。
1
两天前的上午十点,我第三次去东直门南小街找那位老中医,一位气质羞怯的干瘦老先生。他一边用微颤的二指禅在键盘上小心翼翼敲药方,一边笑眯眯说:“确切地说,是胃在叫,不是肚子叫。”抬头看我一眼,又说,“别担心,继续吃药,叫一叫就不叫了。”母亲的电话就是那时打来的。我到诊室外接起来,问出了什么事,母亲说没事,可刚提起哥哥的名字就泣不成声。父亲在一旁埋怨母亲只知道哭,然后接过电话,说我哥闯祸给公安逮起来了,问我能不能抽空回趟家。
一回到天通苑租住处,我就给父亲去电话,问他具体情况。父亲只知是因为和别人打架,细节全说不清楚。“公安给了地址,说是,”我听到他打开一张纸,“兰州市,新城区,天河派出所。”停了一下,又把地址重复一遍,“说是关在那里。”我在想该怎么办。父亲说:“你在外面跑,认识人多,看能不能找找关系,活动活动。”我没说话。父亲继续说:“那地方,一进去,人就坏了。”说完等我回应。
没等到回应,父亲终于说:“你看吧,太忙回不来的话,就……”声音里已满是失望。我打断他:“我知道了。你和我妈别着急,我打听一下。可能这几天回去一趟。”听得出,父亲又呼吸畅快起来,“好,那好,好好。”我迟疑,是因为经过几秒钟考虑,我意识到这事我几乎没什么把握。
我怕是诈骗,给老同学张宁打电话,让他帮我跑一趟,先查一下。张宁没接,半个小时候才回电话。我说了情况,张宁说:“洗脚呢,没空,你听,”故意发出猥琐的声音,“我挂了啊。”真挂了电话。我又打过去,他好半天才接,我劈头盖脸说:“遇到事情就躲,还是不是儿子娃娃?”张宁大笑起来,我听到汽车正在打火。一个来小时后,张宁来电话,确认了信息:甘飞明,男,31岁,关押于兰州市新城区天河拘留所,涉嫌非法拘禁。
接下来的两天半里,我将老医生开的中药从一日两袋调到一日三袋,想尽可能喝完。今天下午去火车站前还热了一袋喝,可即便如此,还是浪费了三天的量。上火车后,我给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先回家,再去兰州。父亲连说好好好,“我这就给你烧炕。”母亲要说什么,被父亲喝止了。实际上,即使母亲不出声,我也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太了解母亲急躁的性情了,她怕我回家可能会延误时机,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张宁后来又打电话,让我早回去一天,多了解点具体情况,调解时好说话。他帮忙联络拘留所,提前安排了调解,1月17日,星期五。
车厢广播说了预备熄灯,那个足有两百斤的内蒙古老头,突击似地拿出两个鼓囊囊的白色塑料袋。“讲义气吧?”他掂掂两只袋子,对邻铺的人说,“知道我好这一口,给弄这么多,你看,还配了蒜。”一袋清真羊肉,一袋剥好的大蒜。他刚说出“蒜”字,我就感到不适。当他吸溜着嘴吃了几口羊肉和一瓣大蒜时,在那种夹杂着某种恶臭(这正是我自小不吃蒜的原因)的辛辣冲鼻的气味刺激下,我的胃开始泛酸了。我赶紧起身,往车厢衔接处走,想着去那儿透透风,兴许会好一些。
两个男人在那儿抽烟,一个穿破洞牛仔裤的青年,靠着卫生间的侧壁,一个黑瘦的秃顶中年,干脆蹲坐在过道上,屁股下面是一个破旧帆布包。到他们近前时,二人双双抬头看我。中年人眼神飘忽潦草,一掠而过。牛仔裤青年却极其警觉,眼神中透着一丝似是而非的威胁,他脖子上纹着一个藏青色文身,图案的大部分遮在蓝色衬衣领下面,看不清是什么。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压抑,乃至不安。
我面向车门上黑黝黝的玻璃站着,看着窗外,能看到载着我的列车在黑暗的华北平原上奔驰。玻璃上除了我自己的模糊黑影,就是身后那两人明灭的香烟火影。车厢熄灯,我返回时,那两人已经不见。在大蒜、脚汗和泡面的混杂气味中,我爬上卧铺,想趁鼾声还没响起赶紧入睡,可胃又一次汹涌着叫起来——仿佛身处荒野,被嚎叫的怪兽包围。
2
天气阴沉,大雾弥漫,背阴处的墙根下堆着一溜肮脏的积雪。
张宁打电话让我往东广场走,说他打了个红领带,又说:“我看周围还没有打红领带的,好找。”灰雾似雨似霜,弥漫着,至少十米之内才能看清人形。停车场里许多车都打着双闪,但隐约打红领带的,还真只有一个。一看到我,张宁就一边解领带一边抱怨:“为了你老甘,我也真是憋屈,”把领带递给旁边一个身材饱满的女孩子,“这东西绑在脖子上,上吊一样。”
我问他怎么想出打红领带接站的馊主意,张宁大笑起来:“那你不是很快就找到了?你看这雾霾严重的。你不知道吧,”他指指红领带,“这可是特朗普爆红款,专配成功人士。”我说行了行了,我开眼界了。张宁转头看身边的女孩一眼,说本来不想打,“小兰非要我打起来,要看看我成功人士的派头。”听张宁说到她,那女孩趁机微微颔首,向我打招呼,竟然说:“甘局长好!”
我奇怪她怎么叫我甘局长,看向张宁,这家伙马上油嘴滑舌说:“甘局长辛苦了。”又对女孩说,“小兰,你先把车启动了,一会儿看看甘局长坐哪部。”说完神秘地向我挤挤眼。女孩儿去旁边发动了一台黑色奥迪A5。张宁身后是一台红色宝马X7。我看看张宁,他说:“老甘,是这,反正雾大,路上也不好走,一会儿我们去洗脚、吃饭,休息一下,等雾散了,奥迪你开走,我就不陪你回老家了。”
为我备车的事,张宁事先一点儿没说,我知道他近几年卖房子发了财,没想到如此财大气粗。我明白他的真心诚意,但还是推辞了。“老甘,你怎么还是这样?”张宁顿一下,声音变得低沉,“我跟你说吧,你要是还拿我当兄弟,就不要叽叽歪歪了。”
“这样吧,”我知道张宁的脾气,再坚持就是却之不恭了,“你这豪车就算了,家里摊上这样的事,本来也不富裕,开个奥迪回去算什么意思?我租个车吧。”
张宁高兴起来,说还是我考虑周到,转身吩咐那女孩,让她找人把公司的别克开过来,又让她先回。我们上了宝马,混响音箱正从车内的四面八方飘出腾格尔那一惊一乍的歌声,“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音质很好,空气经过牙缝的摩擦声都听得真切。女孩开着奥迪出了车位,降下前窗向我们这边挥挥手,开走了。我问张宁,乐乐和康康是不是在上学。张宁看我一眼,一脸疑惑说:“今天星期四嘛,不上学干啥?”
“上下学谁接送?刚才那女孩?”
“老甘啊老甘,”张宁笑起来,“你放宽心,小兰也就是带着玩一玩,不会影响家庭。我估计,这些事曹海燕知道。无所谓,我挣那么多钱都归她管,她才懒得在乎这些事。男人嘛,不就这些毬事嘛。”
大雾有了要散开的意思,云层后面甚至透出一点若有若无的暖光。张宁几次提议请我去火车站对面洗脚休息,我都拒绝了。没多大一会儿,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开来一辆酒红色的别克,停在张宁的宝马旁。我和张宁告别,驾车离开。出城时,太阳完全出来了,只是像漂浮在灰色海水中的一个惨白的球,毛茸茸的。
雾霾太重,车不多,也开不快,但一路还算顺利。进入县道时,稀稀拉拉飘起了雪。雪不算大,路两边的冬麦田还一片黯淡的墨绿,地埂下隔三差五积着的雪堆更惹眼了。进入乡道时,雪大了起来,路旁的老树、房子、麦草垛,都盖上了一层灰暗的白色,另一边的沟壑则完全在一派苍茫中。雪片在风中回旋,飞蛾扑火般覆下来,吸在挡风玻璃上,黑色的雨刮器咕咕地刮着,刚刮掉一层,又一层已经积起。我心中不安,生怕一夜之后大雪封路。
很快,就看到父亲和母亲在院子前的村路上张望。到近前时,我控制车速,他们伸着脖子,往车里望。父亲还穿着那件黑色呢子大衣,母亲还穿着那件酒红色的羽绒服,哲哲则穿着一身亮丽的黄色羽绒服,身上落着雪。我轻轻摁了下喇叭。父亲明白了,赶紧伸开胳膊,将母亲和哲哲拢到一边,给我让路。麦草垛旁边几只灰突突的老母鸡惊得大叫起来。
“叔叔,你回来啦!”刚开车门,哲哲就跑过来打招呼。我这才想起没给孩子带个礼物,只好掸掸他头上的雪,说:“快回屋吧,雪这么大,都成白头翁了。”孩子高兴地抓着我的手,说:“三个白头翁,爷爷,奶奶和我。只有叔叔不是白头翁。”小手热乎乎的。
我和哲哲进了院子,父亲和母亲还在回头看那辆别克车。屋里烧了炕,又生着炉子,暖烘烘的。炉子上坐着一只不锈钢水壶,水已沸腾,唰唰从壶嘴中溢出来,一落到火炉上,噗一声,瞬间变成一股白烟。白烟消失后,留下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涩气息,在屋子里流散。铁皮烟囱管将烟排向屋外,但房间里还是弥散着一点极淡的煤烟味。
“叔叔,给你吃个苹果。”哲哲不知从哪里拿来一个透亮的富士苹果。
“谢谢哲哲,”我接过来,顺口说,“叔叔这次回来太匆忙,忘了给你带礼物。明天要去兰州,到时候给你买。告诉叔叔,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个黑色的靴子,”他想了想,又说,“要不还是小猪佩奇书包吧?”
“哲哲,爷爷不是给你买了新书包,怎么还要?”父亲和母亲一前一后进门来,母亲将我的背包提过去放在炕头上。
“爷爷,不是我自己要的,”哲哲说,“叔叔说他太匆忙,让我说要什么,礼物。”他看了看我,又说,“真的是叔叔让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要的。”
“叔叔明天去兰州,回来时给你买。”我拿过一只小凳坐在火炉边。
“明天去?”母亲问。
“明天去。”我说,“定了时间,明天下午调解。”
“那家人来吗?”
“来,就是和他们调解。”我说,“如果他们不坚持追究法律责任,就没啥事。”
“那好,那好。”父亲说,“我们给人家服个软。”
“肯定的。”我顿了一下,还是说,“估计要赔些钱。”
“赔钱?”母亲说,“得赔多少?”
“这要商量。”
“两三万差不多吧?”母亲问。
“我估计,”父亲说,“没有个五六万,下不来。”他叹了一口气,又说,“现在这社会,两三万够干个啥。”
“希望能谈成。”我说。
“就尽着五六万、六七万谈吧,”父亲深沉地说,像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了这个重要决定,“就当飞明花一年的收入,买个教训。”
我本不想再说什么,但犹豫一下还是说:“希望可以吧。只怕人家油盐不进。如果闭着嘴巴不吐核儿,一定要整人,那就谁都没办法了。”我怕父母太乐观。
“那可怎么办?”母亲声音中满是急躁。父亲抬头看母亲一眼,示意她听我慢慢说。但母亲紧跟着又问了一句,“要是那样,可怎么办?”
“要是那样,”我说,“就不好办了。现在正是扫黑除恶的严打阶段。”
母亲用手背抹了一把眼睛,眼泪还是流下来。父亲端着他装了足有半杯茶叶的玻璃杯,微微歪着头说:“就别哭了,”陡然提高声音,“哭哭哭,成天就知道哭,哭有啥用?你知道松明回来这一趟,担着多重的担子?怎么不会为人想呢?哭哭哭,你这几滴眼泪都是负担。”
“爸,没事,”我赶紧劝说,“我只是这么一说。我们要做以防万一的准备,”又转向母亲,“妈你也别着急,结果会怎样,现在谁都说不准。”
母亲擦掉眼泪,父亲说:“松明一早下火车,你赶快给做点饭去。”母亲出去了,哲哲本来神情凝重地听着,母亲一走,他也跟了出去。父亲起身倒了一杯茶,递给我,又指指我手里的苹果,“后院那苹果树上的,你尝尝。”说完出去了,过了一小会儿,拿着两个馒头进来,打开火炉下的烤箱,小心翼翼放进去。
“味道怎么样?”父亲问。
“挺好的。”
“箱子里还有,就是留给你和哲哲吃的。”
“我嫂子今年回来了吗?”
“唉,”父亲叹一口气,“七八天前回来,拿走了衣服,萌萌也带走了,说去娘家。”
“在娘家待一阵子也挺好。”
“你不知道,”父亲抬起右手,扶在额头上,“我怕是不成了,你哥这婚事。”
“就因为出了这个事?”
“应该还有别的事情。”父亲说,“今年春季就闹过一次,闹得很凶。”
“啥原因?”
“败家子,喝醉了酒,骂人家,可能还推搡了两下。”
“这次的事,我嫂子知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