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怪兽

子禾，甘肃庆阳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现居杭州。小说、诗歌散见于《十月》《诗刊》《人民文学》《山西文学》《西湖》《长江文艺》《雨花》《作品》等刊。

1

两天前的上午十点，我第三次去东直门南小街找那位老中医，一位气质羞怯的干瘦老先生。他一边用微颤的二指禅在键盘上小心翼翼敲药方，一边笑眯眯说：“确切地说，是胃在叫，不是肚子叫。”抬头看我一眼，又说，“别担心，继续吃药，叫一叫就不叫了。”母亲的电话就是那时打来的。我到诊室外接起来，问出了什么事，母亲说没事，可刚提起哥哥的名字就泣不成声。父亲在一旁埋怨母亲只知道哭，然后接过电话，说我哥闯祸给公安逮起来了，问我能不能抽空回趟家。

一回到天通苑租住处，我就给父亲去电话，问他具体情况。父亲只知是因为和别人打架，细节全说不清楚。“公安给了地址，说是，”我听到他打开一张纸，“兰州市，新城区，天河派出所。”停了一下，又把地址重复一遍，“说是关在那里。”我在想该怎么办。父亲说：“你在外面跑，认识人多，看能不能找找关系，活动活动。”我没说话。父亲继续说：“那地方，一进去，人就坏了。”说完等我回应。

没等到回应，父亲终于说：“你看吧，太忙回不来的话，就……”声音里已满是失望。我打断他：“我知道了。你和我妈别着急，我打听一下。可能这几天回去一趟。”听得出，父亲又呼吸畅快起来，“好，那好，好好。”我迟疑，是因为经过几秒钟考虑，我意识到这事我几乎没什么把握。

我怕是诈骗，给老同学张宁打电话，让他帮我跑一趟，先查一下。张宁没接，半个小时候才回电话。我说了情况，张宁说：“洗脚呢，没空，你听，”故意发出猥琐的声音，“我挂了啊。”真挂了电话。我又打过去，他好半天才接，我劈头盖脸说：“遇到事情就躲，还是不是儿子娃娃？”张宁大笑起来，我听到汽车正在打火。一个来小时后，张宁来电话，确认了信息：甘飞明，男，31岁，关押于兰州市新城区天河拘留所，涉嫌非法拘禁。

接下来的两天半里，我将老医生开的中药从一日两袋调到一日三袋，想尽可能喝完。今天下午去火车站前还热了一袋喝，可即便如此，还是浪费了三天的量。上火车后，我给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先回家，再去兰州。父亲连说好好好，“我这就给你烧炕。”母亲要说什么，被父亲喝止了。实际上，即使母亲不出声，我也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太了解母亲急躁的性情了，她怕我回家可能会延误时机，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张宁后来又打电话，让我早回去一天，多了解点具体情况，调解时好说话。他帮忙联络拘留所，提前安排了调解，1月17日，星期五。

车厢广播说了预备熄灯，那个足有两百斤的内蒙古老头，突击似地拿出两个鼓囊囊的白色塑料袋。“讲义气吧？”他掂掂两只袋子，对邻铺的人说，“知道我好这一口，给弄这么多，你看，还配了蒜。”一袋清真羊肉，一袋剥好的大蒜。他刚说出“蒜”字，我就感到不适。当他吸溜着嘴吃了几口羊肉和一瓣大蒜时，在那种夹杂着某种恶臭（这正是我自小不吃蒜的原因）的辛辣冲鼻的气味刺激下，我的胃开始泛酸了。我赶紧起身，往车厢衔接处走，想着去那儿透透风，兴许会好一些。

两个男人在那儿抽烟，一个穿破洞牛仔裤的青年，靠着卫生间的侧壁，一个黑瘦的秃顶中年，干脆蹲坐在过道上，屁股下面是一个破旧帆布包。到他们近前时，二人双双抬头看我。中年人眼神飘忽潦草，一掠而过。牛仔裤青年却极其警觉，眼神中透着一丝似是而非的威胁，他脖子上纹着一个藏青色文身，图案的大部分遮在蓝色衬衣领下面，看不清是什么。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压抑，乃至不安。

我面向车门上黑黝黝的玻璃站着，看着窗外，能看到载着我的列车在黑暗的华北平原上奔驰。玻璃上除了我自己的模糊黑影，就是身后那两人明灭的香烟火影。车厢熄灯，我返回时，那两人已经不见。在大蒜、脚汗和泡面的混杂气味中，我爬上卧铺，想趁鼾声还没响起赶紧入睡，可胃又一次汹涌着叫起来——仿佛身处荒野，被嚎叫的怪兽包围。

2

天气阴沉，大雾弥漫，背阴处的墙根下堆着一溜肮脏的积雪。

张宁打电话让我往东广场走，说他打了个红领带，又说：“我看周围还没有打红领带的，好找。”灰雾似雨似霜，弥漫着，至少十米之内才能看清人形。停车场里许多车都打着双闪，但隐约打红领带的，还真只有一个。一看到我，张宁就一边解领带一边抱怨：“为了你老甘，我也真是憋屈，”把领带递给旁边一个身材饱满的女孩子，“这东西绑在脖子上，上吊一样。”

我问他怎么想出打红领带接站的馊主意，张宁大笑起来：“那你不是很快就找到了？你看这雾霾严重的。你不知道吧，”他指指红领带，“这可是特朗普爆红款，专配成功人士。”我说行了行了，我开眼界了。张宁转头看身边的女孩一眼，说本来不想打，“小兰非要我打起来，要看看我成功人士的派头。”听张宁说到她，那女孩趁机微微颔首，向我打招呼，竟然说：“甘局长好！”

我奇怪她怎么叫我甘局长，看向张宁，这家伙马上油嘴滑舌说：“甘局长辛苦了。”又对女孩说，“小兰，你先把车启动了，一会儿看看甘局长坐哪部。”说完神秘地向我挤挤眼。女孩儿去旁边发动了一台黑色奥迪A5。张宁身后是一台红色宝马X7。我看看张宁，他说：“老甘，是这，反正雾大，路上也不好走，一会儿我们去洗脚、吃饭，休息一下，等雾散了，奥迪你开走，我就不陪你回老家了。”

为我备车的事，张宁事先一点儿没说，我知道他近几年卖房子发了财，没想到如此财大气粗。我明白他的真心诚意，但还是推辞了。“老甘，你怎么还是这样？”张宁顿一下，声音变得低沉，“我跟你说吧，你要是还拿我当兄弟，就不要叽叽歪歪了。”

“这样吧，”我知道张宁的脾气，再坚持就是却之不恭了，“你这豪车就算了，家里摊上这样的事，本来也不富裕，开个奥迪回去算什么意思？我租个车吧。”

张宁高兴起来，说还是我考虑周到，转身吩咐那女孩，让她找人把公司的别克开过来，又让她先回。我们上了宝马，混响音箱正从车内的四面八方飘出腾格尔那一惊一乍的歌声，“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音质很好，空气经过牙缝的摩擦声都听得真切。女孩开着奥迪出了车位，降下前窗向我们这边挥挥手，开走了。我问张宁，乐乐和康康是不是在上学。张宁看我一眼，一脸疑惑说：“今天星期四嘛，不上学干啥？”

“上下学谁接送？刚才那女孩？”

“老甘啊老甘，”张宁笑起来，“你放宽心，小兰也就是带着玩一玩，不会影响家庭。我估计，这些事曹海燕知道。无所谓，我挣那么多钱都归她管，她才懒得在乎这些事。男人嘛，不就这些毬事嘛。”

大雾有了要散开的意思，云层后面甚至透出一点若有若无的暖光。张宁几次提议请我去火车站对面洗脚休息，我都拒绝了。没多大一会儿，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开来一辆酒红色的别克，停在张宁的宝马旁。我和张宁告别，驾车离开。出城时，太阳完全出来了，只是像漂浮在灰色海水中的一个惨白的球，毛茸茸的。

雾霾太重，车不多，也开不快，但一路还算顺利。进入县道时，稀稀拉拉飘起了雪。雪不算大，路两边的冬麦田还一片黯淡的墨绿，地埂下隔三差五积着的雪堆更惹眼了。进入乡道时，雪大了起来，路旁的老树、房子、麦草垛，都盖上了一层灰暗的白色，另一边的沟壑则完全在一派苍茫中。雪片在风中回旋，飞蛾扑火般覆下来，吸在挡风玻璃上，黑色的雨刮器咕咕地刮着，刚刮掉一层，又一层已经积起。我心中不安，生怕一夜之后大雪封路。

很快，就看到父亲和母亲在院子前的村路上张望。到近前时，我控制车速，他们伸着脖子，往车里望。父亲还穿着那件黑色呢子大衣，母亲还穿着那件酒红色的羽绒服，哲哲则穿着一身亮丽的黄色羽绒服，身上落着雪。我轻轻摁了下喇叭。父亲明白了，赶紧伸开胳膊，将母亲和哲哲拢到一边，给我让路。麦草垛旁边几只灰突突的老母鸡惊得大叫起来。

“叔叔，你回来啦！”刚开车门，哲哲就跑过来打招呼。我这才想起没给孩子带个礼物，只好掸掸他头上的雪，说：“快回屋吧，雪这么大，都成白头翁了。”孩子高兴地抓着我的手，说：“三个白头翁，爷爷，奶奶和我。只有叔叔不是白头翁。”小手热乎乎的。

我和哲哲进了院子，父亲和母亲还在回头看那辆别克车。屋里烧了炕，又生着炉子，暖烘烘的。炉子上坐着一只不锈钢水壶，水已沸腾，唰唰从壶嘴中溢出来，一落到火炉上，噗一声，瞬间变成一股白烟。白烟消失后，留下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涩气息，在屋子里流散。铁皮烟囱管将烟排向屋外，但房间里还是弥散着一点极淡的煤烟味。

“叔叔，给你吃个苹果。”哲哲不知从哪里拿来一个透亮的富士苹果。

“谢谢哲哲，”我接过来，顺口说，“叔叔这次回来太匆忙，忘了给你带礼物。明天要去兰州，到时候给你买。告诉叔叔，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个黑色的靴子，”他想了想，又说，“要不还是小猪佩奇书包吧？”

“哲哲，爷爷不是给你买了新书包，怎么还要？”父亲和母亲一前一后进门来，母亲将我的背包提过去放在炕头上。

“爷爷，不是我自己要的，”哲哲说，“叔叔说他太匆忙，让我说要什么，礼物。”他看了看我，又说，“真的是叔叔让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要的。”

“叔叔明天去兰州，回来时给你买。”我拿过一只小凳坐在火炉边。

“明天去？”母亲问。

“明天去。”我说，“定了时间，明天下午调解。”

“那家人来吗？”

“来，就是和他们调解。”我说，“如果他们不坚持追究法律责任，就没啥事。”

“那好，那好。”父亲说，“我们给人家服个软。”

“肯定的。”我顿了一下，还是说，“估计要赔些钱。”

“赔钱？”母亲说，“得赔多少？”

“这要商量。”

“两三万差不多吧？”母亲问。

“我估计，”父亲说，“没有个五六万，下不来。”他叹了一口气，又说，“现在这社会，两三万够干个啥。”

“希望能谈成。”我说。

“就尽着五六万、六七万谈吧，”父亲深沉地说，像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了这个重要决定，“就当飞明花一年的收入，买个教训。”

我本不想再说什么，但犹豫一下还是说：“希望可以吧。只怕人家油盐不进。如果闭着嘴巴不吐核儿，一定要整人，那就谁都没办法了。”我怕父母太乐观。

“那可怎么办？”母亲声音中满是急躁。父亲抬头看母亲一眼，示意她听我慢慢说。但母亲紧跟着又问了一句，“要是那样，可怎么办？”

“要是那样，”我说，“就不好办了。现在正是扫黑除恶的严打阶段。”

母亲用手背抹了一把眼睛，眼泪还是流下来。父亲端着他装了足有半杯茶叶的玻璃杯，微微歪着头说：“就别哭了，”陡然提高声音，“哭哭哭，成天就知道哭，哭有啥用？你知道松明回来这一趟，担着多重的担子？怎么不会为人想呢？哭哭哭，你这几滴眼泪都是负担。”

“爸，没事，”我赶紧劝说，“我只是这么一说。我们要做以防万一的准备，”又转向母亲，“妈你也别着急，结果会怎样，现在谁都说不准。”

母亲擦掉眼泪，父亲说：“松明一早下火车，你赶快给做点饭去。”母亲出去了，哲哲本来神情凝重地听着，母亲一走，他也跟了出去。父亲起身倒了一杯茶，递给我，又指指我手里的苹果，“后院那苹果树上的，你尝尝。”说完出去了，过了一小会儿，拿着两个馒头进来，打开火炉下的烤箱，小心翼翼放进去。

“味道怎么样？”父亲问。

“挺好的。”

“箱子里还有，就是留给你和哲哲吃的。”

“我嫂子今年回来了吗？”

“唉，”父亲叹一口气，“七八天前回来，拿走了衣服，萌萌也带走了，说去娘家。”

“在娘家待一阵子也挺好。”

“你不知道，”父亲抬起右手，扶在额头上，“我怕是不成了，你哥这婚事。”

“就因为出了这个事？”

“应该还有别的事情。”父亲说，“今年春季就闹过一次，闹得很凶。”

“啥原因？”

“败家子，喝醉了酒，骂人家，可能还推搡了两下。”

“这次的事，我嫂子知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