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往事 - 河狸期刊网

叶梓，本名王玉国，甘肃天水人。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鲁迅文学院第27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江苏省第五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天涯》《中国作家》等期刊，出版有《天水八拍》《山水客》《陇味儿》等诗集、散文集10余部。近年来致力于南宋诗人范成大的研究。现居苏州。

我是吃土豆长大的。

小时候的餐桌上，几乎顿顿离不开土豆。就连记忆深处那口装土豆的窖，想忘也忘不掉，一直横陈在往事中央。每年秋天，土豆从地里挖出来，挑回家，摆在院子里，晾上一两天，等上面的泥巴褪下来，就入窖了。这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跟耳房里存放的那一船粮食一样重要，所以，入窖时，大大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俨然一位严格苛刻的总质检师，在窖口亲自把关——请允许我稍稍饶舌一下，大大，是我家乡的方言，即对父亲的称谓，同样，在我的家乡，把母亲不叫妈妈，只叫妈。我和姐姐在外负责挑选、运送，大大再一一把关，妈妈和哥哥在窖里把它们一颗颗地堆放起来。整个过程，全家人都突出一个词：轻拿轻放。这是大大定下来的原则，没人敢反对，要是谁不小心碰着了土豆，平时还算和善慈祥的大大就大发脾气，张口训斥：眼睛瞎了么？

翻过年，春天来了，田野里万物生长，窖里的土豆也不甘落后，圆溜溜的身体上长出小小的芽，这就预示着将要迎来一项极其重要的家务活：扳土豆芽。父亲时不时会去一趟窖里，观察一番土豆芽的长势，然后根据天气的回暖做出精准的研判。差不多时间到了，他就带我们集体下窖，点一盏煤油灯，开始扳土豆芽。我家的窖，不大，也不小，刚好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挤在一起，把小山一样的土豆从这边搬到那边——这个过程也是我们一颗一颗地扳土豆芽的过程。

一颗，又一颗;

一颗，又一颗……

不知土豆是数以千计呢还是数以万计，反正，从来没有一个晚上全部完成过，从来都是扳一些，累了，就歇了，等第二个晚上，继续下窖，继续扳。偶尔，我们不想去了，大大就搬出愚公移山的故事鼓励我们。如此反复者三四、或者四五，一窖土豆被我们从这边挪到另一边，不变的是土豆还是在窖里，只是换了个不到一两米的地方。干完这项活，大大的脸上露出笑容，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悠闲地在屋檐下或者院子里拉一段二胡，或者唱一折秦腔，大有庆祝之意。可我始终就不明白，无非是土豆上生出来的芽儿被我们用几个晚上给干掉了，用得着这么开心么。直到现在，当我迈入中年的门槛，懂得生活的艰辛之后，才真正理解了大大对待一颗土豆的谨慎与认真。他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因为土豆跟小麦一样，是西北贫寒人家一年里重要的口粮。

土豆芽扳掉了，就能坚持吃到秋天。

秋天，窑里的土豆吃完了，新一茬的土豆又长熟了。

对我们姐弟三人来说，扳土豆芽确实是一项枯燥无味的活，所以，就拼命追求速度，争取早点结束。只有结束了，才能加入巷道里跳电、跳绳、打沙包的游戏大军。而大大跟我们不一样，他扳得小心，认真，还时不时会把一颗土豆放在手上，端详一番。他不是犯傻，而是重任在肩，他在挑选春播时的土豆种子。

那时节，在三阳川半山腰一带，最流行的土豆品种叫“八眼齐”。我现在都无法确定这样的写法到底对不对，反正当时都是这样叫的。八眼齐个头不大，但圆实，成活率高，煮熟吃，腹饱，口感也香。所以，每次大大都会挑几筐子出来，装在洗干净的尿素袋子里，小心翼翼地收拾好。等下种的前一夜，就开始用一把菜刀给一颗颗土豆“解剖”。他一手握刀，一手握土豆，依土豆发芽的位置，将它切成若干小块。放到竹筐里，再覆以一层炕灰，盖起来。

第二天，这些犹如“五牛分尸”般的土豆，担负着重要的使命，被挑到田间地头。爷爷是务农的好把式，声震方圆几个村子，他走在最前面，用锄头点坑，多大的行距、竖距，能目测出来，仿佛用尺子量出来似的，不远不近，总是刚刚好，特别匀称，我就跟在他的后面。他挖一个坑，我扔进去一块土豆。紧随我之后的姐姐和哥哥，一个负责给土豆坑施土肥，一个负责把坑埋好、推平。温暖的春风里，空旷的田野里，我们就像一个集体作战的小分队，在大地上播下土豆——现在回忆起来，多么诗意而浪漫的一幕啊，可我当年总是觉着无比枯燥乏味。差不多累了的时候，妈妈做的干粮（家乡对早餐的称谓）也送来了——她的神奇之处，就是能将时间把握得很准确。我们蹲成一圈，开始吃，每人一碗浆水汤，一块油饼。偶尔，妈妈会炒一盘辣椒窾窾——当然，这也是对劳动的我们的一次小小的犒劳。我们在吃，妈妈会趁着空闲把姐姐没有推平的土再推一堆，把没有打碎的土疙瘩再打一遍。

吃毕，继续种土豆。

一个上午，差不多能种一亩左右。

妈妈做饭，餐桌上出现最多的一道菜，就是酸辣土豆丝。

这几乎是西北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一道菜，家常，普通，也有点贫寒的象征。所以，我不愿过多地去复述它的做法。母亲日复一日地炒，炒得不厌其烦，又炒得烟火味浓，但又怎能炒出新意呢。其实，就算是一个手艺非凡的大厨，在日复一日里要把酸辣土豆丝炒出花样，也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偶尔，我看到小伙伴漆保家（他的父亲是公社干部）家里吃着炒茄子、油焖豆角的时候，就会闹点小情绪，嚷开了：

我要吃茄子。

大大一声不吭。隔了好久，会缓缓说一句：茄子有啥好吃的。

他对茄子一脸的不屑，我还能记得。

妈妈也开始附和：狗狗娃，洋芋吃上，人攒劲。

洋芋，是家乡对土豆的叫法。狗狗娃，是家乡对小孩子的昵称，几乎都这么叫。攒劲，是家乡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力量大。

日子平凡地流淌着，我们家顿顿不离土豆，以至于我十八岁之前，以为天下的蔬菜，无非就是土豆、豆角、辣椒和茄子——当然，每年端午节来了，我能吃到蒜薹。这时，三阳川一带的蒜薹熟了，葫芦河畔的大姨总会托人捎来几把。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从北方来到南方，辗转杭州苏州，也算吃过五湖四海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对酸辣土豆丝却一直一往情深，无论走在哪里，都想吃。不过，似乎只有诗人徐海龙知道我的这个饮食习惯或者嗜好吧，只要他买单的饭局，都会主动加一盘。可是，如此土气家常的菜，在鱼虾一统天下的南方餐桌上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但我还是会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风卷残云般在几分钟内干掉它。

——谢谢海龙，他是一位善良又低调的诗人。

记忆深处的春天，妈妈偶尔会做一顿洋芋擦擦。

更准确地说，它该算家乡的一种小吃。先是把土豆擦成粗丝，再将面粉均匀地撒在上面，反复揉搓，等两者紧密地搅和在一起，再烧开水，上锅蒸熟。白面精贵，妈妈做得最多的就是玉米面。但吃着吃着，我们姐弟三人，就觉着不那么好吃了。

妈妈还有一道菜，叫洋芋烩豆腐，我是百吃不厌的。

土豆切片，豆腐切片，干辣椒丝与葱同炒，再加少许猪油，然后，加水，烩出来，就着馒头、花卷，或者大饼，就是一顿丰盛的晚餐了。物资匮乏的年代，豆腐是打牙祭的食物，不过，只要妈妈从后院的鸡窝里掏出几枚鸡蛋的日子，第二天早晨，准能听到从石佛镇杨庄、裴庄一带过来的豆腐贩子的叫卖声，妈妈都会雷打不动地出门，称上一斤，或者两斤。

顺便补充一句，洋芋烩豆腐，倘若吃剩了，热一下，再吃，味道更香，简直和红烧肉热着吃一样美味。

老婆子，

炒洋芋。

炒的洋芋生着呢，

气得老婆子哭着呢。

——这首诙谐风趣的谣曲，在杨家岘的街道和晚风中不知唱起过多少次。每一次，当顽皮的孩童们脱口而出的时候，后面总有一个手执擀面杖、长扫帚甚至铁锹的老人，在气急败坏地追赶着。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家乡的孩子们专门用来惹老人们生气的一支谣曲。

在我的家乡杨家岘，把土豆制成粉条，几乎是冬天里的一场狂欢。

粉条的制作，工序多，一家一户很难完成，得邻里联手，或者一个家族联合才行。现在回忆起来，正是因为需要这样的合作，整个过程才洋溢着像杀年猪一样的热闹，也让偏远的村庄充满了欢声笑语。然而，我现在想复述的是，一根粉条的诞生，或者说从土豆到粉条的这段旅程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它的过程大抵是这样的：先把洋芋洗得干干净净，分批倒入木桶，用方头铁锹全部剁成黄豆大的小块。接下来，就是用石磨拐，也叫磨。很快，全部磨成粉末——这道工序至少得两个人操作。接下来就是打芡，在一只陶制的大盆里放少许明矾和洋芋淀粉混合物，把烧开的水倒入后迅速搅拌，速度当然是越快越好，等芡渐渐透明，就往里加入粉面，三个人用右手楱——请注意，在我的家乡，此处读“cou”。楱，在汉语里是个多音字，释义表达动作时读“zou”。但在家乡的方言里，恰好读“cou”。一边楱，一边沿盆顺时针旋转，并逐渐加粉面，直到能够与手臂自然分离。接下来进入下粉环节，这是个费力活，得由一个力气大的人用左手紧抓勺把，右手把缸里的粉糊抓入粉勺，放满为止，再用右手轻轻均匀地捶打左手腕，粉条就落入开水锅里。木质马勺很有时代感，勺底有孔，可长方形，可圆形，形状的不同决定了粉条的形状——长方形孔的是扁形粉条，圆孔的自然就是圆粉条。当然，这时候也得有人在边上烧火，以保持水温的恒定不变。下粉人的对面，有两个心灵手巧的麻利人手持长筷，在锅里不停地搅动，待粉条熟了，再用一只巨大的铁丝漏勺捞到冷水池里，浸泡定型。此时的粉条乱成一团，但没有关系，会有一个人专门对它略加整理，然后盘上竹杆，放入另一只冰水盆里继续冷却。最后，捞出来，放入一只大缸，控水——水分彻底没了，就挂在院子里晾晒。

人的记忆往往是残缺的，但我对粉条的记忆如此清晰，是因为它的美味是我童年美食欲望里的一部分。刚做出来的粉条，新鲜，爽滑，又劲道，乡亲们常常会先凉拌一盘，撒一撮盐，浇一勺油泼辣子，再滴几滴醋，就是一盘菜了。

他们一边吃，一边品头论足——所有的经验与技艺，就是这时间积累并固定成秘诀的。

粉条好了，绑成捆，码起来，煞是壮观。吃不完的，送亲戚，也会扛到中滩集市上兜售。而它的吃法，最常见的是白菜粉条汤。白菜也是自家地里种的。粉条炒肉好吃，只是肉太金贵，只有逢年过节才会有。不过现在，家家户户富起来了，粉条炒肉也是家常便饭。要是村子里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垫底的一道汤菜，就是白菜粉条——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时间的白菜粉条汤，永远比家里的味道更香、更浓郁。我已经好多年没吃到大锅里煮出来的白菜粉汤，但每次回乡，乡亲们总会送点粉条。后来有一次，我在苏州超市里买了一袋土豆粉条，煮在锅里，一会儿就化了，连水都是糊的，粉条用筷子夹也夹不起来。感觉这样的粉条来路不正，就电话请教碎爸爸（二叔），他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起来：

“赶紧扔了，那肯定是机器粉。”

他反复强调这种土豆粉肯定添加过大量食用胶，让我在电话的这一头不寒而栗。

大大养过十几年的蜜蜂。

后院的一排屋檐下，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十几只蜂箱。大大的蜜蜂一年产两次蜜，一次是春夏之交的油菜花蜜，一次是秋天的荞花蜜。油菜花处处有，但我纳闷的是，无非是一种经济作物的它现在居然成了都市小资们竞相拍照的重要题材，以至于我在作家鲁敏的一篇文章里读到“我在前面十三年的乡村生活里，真的已经把油菜花看得饱饱的啦”的叙事时，不禁大笑起来，原来还有跟我同样感受的人啊。而荞作为一种北方植物，不一定人人皆知。但在我的家乡，秋天一般会赶种一茬荞麦：麦子收割后赶紧下种，收完荞麦，再种小麦也来得及。荞麦也开花，它的花骨朵小，但特别好看。

荞花蜜摇到木桶的时间，正好土豆也成熟了。

新鲜的土豆，也就是从地里刚挖出来的土豆，大大会煮上一锅，然后，剥去皮，在碗里捣成土豆泥，再浇点荞花蜜。这时的荞花蜜，用妈妈的话说，是要“飞一下”的，也就是先熟少许油，再把荞花蜜倒进去，炝一下。这个简单的过程，母亲会说是“飞一下”。理由是，蜂蜜生吃，胃凉的人会不舒服。后来，我听医学界的朋友说，这种方式会让蜂蜜的营养大减，但这种吃法是大大最爱的吃法，他会觉着是一餐简单又丰美的晚餐。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土豆熟了，玉米也熟了，荞花蜜也摇了两大缸。蜂蜜除过家用的，余下的卖掉，也是一大笔收入，至少能供我们姐弟三人继续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