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泰国导演，拍出了中式亲情的无奈

为什么外婆未必记得起最近发生的事，却偏偏记得那些数十年前久远的小事？

比如，外孙某个幼年同学的名字、某个夏日午后某个人说过的某一句话、家对面那条街上糯米饭店老板娘的姓氏……

随着岁数再增长一些，我恍惚地后知后觉：他们渐渐忘记近期的事，不是因为晚年不值得，而是因为孤独。

而牢记曾经的事，也未必因为那些是幸福，也许是它们承载着某些老人内心深处真正在乎的东西。只不过，随着儿孙的成长和自己的老去，被遗忘在岁月深处的琐事，除了老人自己之外，无人记得，亦无人在乎。

于是，在贯穿几代人的漫长时光里，她们会选择沉默—她们，和她们的母亲、女儿们。

近期上映的泰国电影《姥姥的外孙》，就将这种岁月带来的平静的残酷，描述得精准而克制。它呈现出了一种不少同题材国产片求而不得的、黏糊糊的中式家庭人情氛围。

电影聚焦于一个泰籍潮汕家庭。在泰国，潮汕人是华人移民里占比最大的群体。而在整个华人社会圈内，潮汕都是最注重宗族文化与传统乡土差序格局的地区。影片开场第一幕，就是一场并不隆重但仪式完整的祭祖。主角姥姥为自己许愿，希望死后能像隔壁老太太一样，住上一间“大别墅”。

死亡与告别，是每个东亚家庭绕不开的永恒主题。电影以此为起点，却选择了一把更锋利的刀刃去剖开这块切面—财产的继承与分配。

习得的亲情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亲情其实是需要习得的。亲情缠绕在错综复杂的家庭框架内，靠血缘滋生，是一种不得不与“日常”抗衡的、掺进漫长冗杂生活里的惯式，需要被挖掘和启发。

对不少普通家庭的个体而言，日常充斥着太多需要忍受和对付的东西。比如生活的琐碎与生存的操劳，甚至比如贫穷、疾病、低尊严。

在这方面，一代人又有一代人的特性。电影的男主人公阿安，典型的独生子女，凡事以个人为中心，成日沉迷游戏，对家人漠不关心。一家人去扫墓，阿安对祭祖事务敷衍与懒散；在得知姥姥患癌后，他仍盯着电脑里的游戏画面，无动于衷，此情此景下还想着找母亲要钱。

阿安的困境就是他自己：没有足够多的钱，也没有足够的本事，可以支持他真正独立，离开这个黏糊糊的家。

相较于母亲与舅舅们，阿安对这个家庭的参与，一开始也是由个人私利与欲望牵扯起来的。姥姥生病后，为了效仿表妹，获得濒死之人的好感，以期得到姥姥的财产。阿安一反以往的冷漠与敷衍，主动上门照顾姥姥。

老人要的东西不多，他们只不过想在自己清寂的晚年，多得到一些陪伴。

作为家中不起眼的孙辈，阿安所作所为的出发点，没有一样真正关于“孝”字。姥姥的“死期将至”，带给他的第一反应，是以自己出发的私利和算计。

不过，阿安呈现出来的那股“真”，使这号角色成就了某种镜像—他多少让独生一代观众想起某一部分的自己。

比如对上一代人的不解，及附着其上的冷漠的担忧。阿安不理解，姥姥为什么一定要排长队买那一家的炸鱼？为什么坚持要早上卖粥而不能晚上？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去银行而不肯用自动提款机？诸如此类“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代际冲突，却反而成了阿安走进姥姥世界的关键，也成为这段临时搭建的“祖孙情”落地的方式。

无数创作者试图去捕捉和渲染的“孝”字，在这里变成了一种更有过程性的显影，附着于一些更实质、可感的情愫。比如怜悯。刚到姥姥家时，阿安直观感受到了姥姥生活环境的朴实和孤独。家里的东西都是陈旧的，姥姥独自居住，为数不多的朋友，比如路口那家杂货铺的老太婆，也患上了宣告死期的癌症。

多日的陪伴与照顾，姥姥渐渐接纳了这个外孙。说“接纳”，本质上是一种依赖。姥姥最初的爱是一种记住，她记得外孙小时候考过的第一名，记得三个子女儿时的小事。但当这些记住并不被子孙们在乎，她就将自己的爱默默收藏起来了。可这并不意味着，她不需要亲人的爱。即便知道外孙的本意是争遗产，姥姥也愿意信任和依赖他。这对隔代的亲戚，在相处中对彼此渐渐“养成”了。

阿安在走近和了解姥姥的过程中，也渐渐产生了真正的怜爱与关怀。片末，他追问姥姥为何将房子留给最不争气的舅舅，微愠的语气里，更多的是心疼和打抱不平。

老人要的东西不多，不是孝心，不是金钱，甚至也不是爱。他们只不过想在自己清寂的晚年，多得到一些陪伴。正如片中表妹阿梅在回答阿安时所说的：“老人们想要但儿孙给不起的，是时间。”

姥姥知道，一个家族的财产，无论以什么方式，都极少会真正留给女儿。

“女儿继承癌症”

“姥姥”与“外孙”之间的疏离感，部分来源于不存在任何生命共同体。他们不是母子，更不是母女，甚至“外孙”在传统家庭里也多少带点生分。也正因如此，存在于二者之间的纽带，那些横亘在血缘、宗族里的儿女们，同时成为两个人进入彼此的桥梁。尤其是姥姥的女儿，男主人公阿安的妈妈阿秀。

在整个关于死亡与财产的明争暗斗里，阿秀似乎并没有什么鲜明的意志与表态。她总是一副疲惫和无奈的样子，疲于在超市工作、替儿子担忧，叹气挂嘴边，但很少表达自己。

她是东亚传统家庭里最常见的那种被牺牲的女儿。牺牲和“孝道”一样，往往是隐形的、无声的。早年丧夫后，阿秀独自抚养儿子长大，看似与两个兄弟一起承担母亲的养老，但事实上总是付出最多的那一个。

她似乎没有怨言或情绪，只有被忽略的隐痛。看见儿子成日沉迷电脑游戏，对家务事漠不关心，阿秀只是叹气，平静地告诉儿子母亲的病情。相比起对儿子有所希望，她毋宁说更多是在找一个亲近的人倾诉。而放眼整个家，也只有无所事事的阿安被动地有时间和耐心去倾听母亲。

但家里的男性，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阿秀，包括亲生儿子。姥姥患癌后，阿安问母亲，是不是和两个舅舅一样，想从姥姥那里争得财产。母亲只是平静地望着儿子说：“我这个做女儿的，想陪在她身边。”

为了带母亲去做化疗、锻炼身体，阿秀主动调了夜班，牺牲白天睡觉的时间陪伴母亲。老太婆得知后气急败坏，指责女儿当年放弃读书回来帮忙卖粥。

会真正牺牲自己的前途为母亲着想的是女儿，受兄弟压榨的也是女儿。阿秀看似平和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可这一切并非那么理所当然。

电影接近尾声，姥姥自己的家庭情况才如同生命终点的呓语那般被缓缓揭露：姥姥年轻时，被父母做主嫁与他人，家中财产则悉数给了儿子。晚年时，姥姥前去找到家财万贯的亲哥，然而，在亲妹妹需要钱治病和买坟时，哥哥却分文不拔，甚至扬言断绝关系，理由是：妹妹已嫁作他人妇，不再是“本家人”。

姥姥知道，一个家族的财产，无论以什么方式，都极少会真正留给女儿。她心里当然有怨，甚至有恨。她不仅恨自己悲惨的命运，也恨女儿的不争，恨女儿和她一样，对命运降落在自己头上的压迫照单全收。

可弥留之际，姥姥还是把房产留给了最不争气的小儿子。理由是，他最需要帮助，没了这笔钱，他也许独自生活不下去。

这是纯粹属于一个母亲的操心，不是偏心，更不是阿安认为的糊涂。人生走到尽头，她作为女儿的疼痛历史深嵌进生命深处，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恻隐和牵挂，仍然在生命逝去后散发余热。

《姥姥的外孙》没有歇斯底里的女性身份叙事，却流动着沾血连筋的命运传递感。母女俩的对话不多，除了后来阿秀轻描淡写的那一句点题“女儿继承癌症，儿子继承遗产”之外，女儿也会不满兄弟们逃脱照护老人的责任，即便爱着母亲，女儿也会累。这不是付出和共情所能抵消的。

看见她们

选择姥姥与外孙这对关系，其实是相当巧妙的。祖孙之间，不是父母与子女那种直接的生物血缘和社会责任关系，彼此之间看待对方，都能至少在某些层面更抽离和客观。

电影里，“姥姥”的形象并不是付出与牺牲主导的。在成为姥姥之外，她始终具备属于自己的个性特征。

饰演姥姥的演员乌萨·萨梅坎姆不是职业演员，在“成为姥姥”这方面，她简直天赋异禀。她会在路过患癌的女性友人家时向对方低语“我也中招啦”；会在外孙陪同下去取钱，却直言不信任而拒绝让外孙随同进入银行。她的天真与可爱抵御着衰老、疾病和孤独的入侵，也避免了将这号人物塑造成一个令人同情的对象。

活了快一辈子，姥姥其实什么都知道。她知道女儿放弃学业回家是一项终身错误，这使得女儿被迫成为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她知道大儿子其实在乎自己的妻女多过自己这个母亲，在寺庙祈福时，甚至直接忘了老娘；她也知道小儿子偷拿自己的钱，谎话连篇。

她甚至知道，阿安在来照顾自己的第一天，就把自己这套房放在了网络上售卖。可当买家找上门来，姥姥也只是平静地将对方赶走，然后回到屋子里，对外孙撒谎，并拿出了给他新买的衬衫，鼓励他好好找份工作。

这种流动于平静水面下的揪心与振动，是《姥姥的外孙》最有力的地方。

在这部电影里，无时无刻不存在着一股羁绊。羁绊既是围绕每个人自身生活展开的，也紧扣着每个成员与姥姥之间的关系。埋怨、斗争、不满、委屈、隐忍，当这些不太愉快的情愫汇到死亡的关口，它们都会以类似的形式表现出来：悲痛和牵挂。

姥姥对不争气小儿子的牵挂，其实恰恰源自她对所有孩子均等的爱。她希望他们都能生活得平静幸福，而不是感情里的“按劳分配”。

活了快一辈子，姥姥其实什么都知道。

姥姥对外孙的牵挂，放置在那张存了20年的银行卡里。片末，阿安将姥姥默默留给自己的一百万泰铢，为姥姥买了高档墓地。这也是悲痛和牵挂铸成的爱。

大舅阿强，看似自私虚伪，为母亲偏袒不学无术的小儿子而不满。母亲濒死时，他送妻女前去探望，独自生闷气坐在车里，却被妻子点破已好几天没睡。对于母亲，他并非真的只有索取和苛责。

这些，是一个充满着复杂羁绊的家庭里，真正牢固的情感所在。它让我们背地里为中式传统家庭深感无奈，却又不自主为它托力。

“爱有很多种形式，但无法具体用多少衡量。”导演帕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拍摄此片的一个重要初衷，是希望探究爱在一个东亚家庭里的表现形式。那些“联结和羁绊”，最终总能以一种克制而无声的方式，在细琐日常里弥散开来。

特约编辑吴擎 姜雯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