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下的水泥厂

要说格尔木的第一家水泥厂，当属坐落在群山环抱雪水河岸的农场水泥厂，当时它的全称是：国营农建十二师水泥厂。筹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投产于60年代初期，为格尔木的建设与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谱写过辉煌的篇章。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一支由复转军人组成的队伍，从当时的农建十二师总部格尔木出发，高举着“农建十二师水泥厂”的旗帜，满怀热血与激情，一路沿着格尔木河向昆仑山深处探寻，终于在离格尔木市六十多公里处，经过勘察，确定了建厂地址，把厂旗插在了雪水河畔，揭开了格尔木水泥这项建筑材料生产从无到有的扉页。

水泥厂地处群山环抱之中，属昆仑山腹地;往南几十公里，就是风光独特的七彩秀沟，那是一条从昆仑山深处蜿蜒而行的雪山冰融河流——雪水河，一路披荆斩棘冲破无数羁绊险阻冲击而成的壮观雄奇的大峡谷。秀沟的两岸是一座又一座的石山，这些石山的石料看似普通，却恰恰是生产水泥重要的材料。石山连着石山奇特而壮观，石料储量异常丰富，开采和运输都不难，依托着青藏公路的便捷，水泥厂从此便在格尔木的版图上画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黑点。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岁月流转，当你翻开今天的格尔木地图，依然可以看到那个不起眼的小点——水泥厂。在许多人眼里它也许微不足道，甚至不会多看一眼，而对一个在水泥厂度过童年与少年时光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个挥之不去刻入骨髓的名字，它是我的历史，也是格尔木农场的历史，更是一部分老兵和知青的历史。

1963年，我的父亲从海南岛驻军某部，退伍转业来到了当时的格尔木农建十二师报到，与他同来的还有许多战友。他们从祖国的大南方，不远万里跨越几个省市来到了格尔木。那时候的格尔木遥远而苍凉，自然环境很不好。父亲说他以为青海应该也是一个像海南岛一样有着椰树、菠萝，临海的地方。没想到一到格尔木，不但没有大海，目之所及竟是苍黄浑然的茫茫戈壁，心中立生凄凉之感。好在所在的农建十二师，是一个和部队差不多的单位，一样的要求身穿军装，只不过不戴领章和帽徽;一样的班、排、连、团建制，一切的管理以军人的制度为标准。既是军人那就理所应当听从指挥，建设祖国的边疆是多么光荣的任务。父亲和他的战友收拾好心情，不久后他们被分配到不同的连队，有的分配到了农业团，比如农三团、农一团等;父亲则被分到了离师部最远的水泥厂，那儿离格尔木六十多公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山窝子。和父亲分到一起的还有别的部队转业的军人。他们像每次执行任务一样，打好背包排队上了深绿色的解放牌汽车，一路上流转的再不是南方的秀山丽水，林海稻田，而是粗犷的戈壁，雄奇伟岸的昆仑山。一山连着一山，绵亘蜿蜒，重峰叠嶂，昆仑山用独特的苍凉与大气之美迎来了青春热血的建设者。父亲他们到了水泥厂，新建的工厂，高高的烟囱直插云宵，仿佛戳到了天宫一般;高低错落的厂房，气势非凡;发电房、篮球场、大礼堂、宿舍、食堂、卫生院布局合理规整，群山深处的新工厂机器声隆隆烟雾缭绕一派忙碌而生机勃勃的景象。我无数次想过：在这人迹罕至的昆仑山腹地，千万年人烟稀少之处，这方天地的这一座工厂，这一群人和前方的那一条路，该是打破万年沉寂的一处动人的人间烟火吧，这烟火，这生气，该是一道属于那个时代的赞歌，更应该是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奇迹。

父辈们在水泥厂生活工作，上班都是三班倒，早、中、夜班很有规律。父亲在厂里的化验室工作，负责水泥成品的分析检验、质量监控等工作。至今我的脑海里还清楚地记得他上班的那排房子的模样。也不知是受到了什么建筑理念的影响，那排房子是用青砖砌成的，从外面看，它如同陕北的窑洞一样，房顶是圆拱形状的，远远望去拱拱相连如同花瓣，又似是海上起伏的波浪，它有宽又大的木窗户，窗户上的玻璃明亮洁净，很多时候，我是可以站在外面清楚地看到父亲和他的同事在里面工作忙碌之情景的。走进里面，有许多个房间，房间装有木门，着白油漆，里面分许多科室，每个科室都摆着许多仪器。上班时，父亲和他的同事穿着白大褂。对！就是与医生所穿的白大褂一样。他们认真负责不停地忙碌着，每天都重复着神秘而有趣的操作，永不疲倦。我也曾跟着父亲去值班，因为厂里那时还没有建幼儿园和学校，母亲上班时（她在车间上班）就由父亲带着我，他带着我进化验室前，总是让我站直，像当兵的一样，给我讲纪律，约法三章，不允许动这，不允许碰那，不允许乱跑，更不允许随地尿尿等，一大堆之后要我做出保证，待我认真保证完后才带我进去。对父亲的工作，我是一千个一万个感兴趣，看他去车间把水泥成品的粉末取来，放一点到烧瓶里，再放一点黄色的绿色的或红的什么试剂于试管中，变魔术一样不停地倒腾，神秘感立刻将我幼小的心包裹了。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眨也不眨地瞧，生怕漏掉了精彩。又看老爸把水泥粉末放入清水，用小巧的灰铲在一口小锅里拌来拌去，最后塑抹成金字塔形状或是一个实心的8字形状;有的又被弄成正方体，先是放到一个烘干箱，烘烤一段时间后拿出来标上数字，再放入清水池中养鱼一般地养几天，然后取出放到一个机器里，活生生地把那些各种形状的水泥体拉断。这一切简直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惊喜与兴奋。我曾问老爸为什么要拉断它们呢？是故意搞破坏吗？父亲总是笑，摇头却并不给我答案。久了也就不问了。那时的我太小，只知道那是父亲在工作，不知道这工作的意义，因此觉得父亲上班就是玩泥巴，多么快乐而好玩的工作啊！而我的小伙伴姚春红爸爸的工作就不好玩了，一开始他爸爸在车间上班，单从上班时穿的衣服就与我爸穿的不一样，他爸上班穿的是蓝大褂，还要戴着像小猪嘴一样的防尘口罩，墨绿色的中间突出，两边各有一个白色的塑料小圆圈凸出来。戴在脸上像小猪一样，我们都不喜欢，不明白为何非要戴这么个东西呢？他爸在进车间以前还要戴一种更奇怪的帽子，顶部的形状是正常的帽子形状，后面则有一圈帘子，像电影里日本鬼子戴的那种，不过它是蓝色的，戴上之后就不像他的爸爸了，倒像是一个怪物，既可笑又好玩。他爸爸下班之后全身都是水泥的尘灰，脏脏的，整个人毫不夸张地说，就是一个从水泥堆里爬出来的土人。当时觉得特别可笑，后来长大了才明白那是为了防粉尘的特别装束，他爸下班时取下防尘口罩也是很吓人的，有帽子与防尘口罩遮挡的地方，那肉还是本来的颜色，可是没有遮挡的地方则积满了水泥灰，灰尘无孔不入钻满了每一个露出的地方，又与汗水交织在一起，有的地方甚至会结成一块一块的泥，让人看了很心疼。父亲们在不同的岗位工作，他们尽职尽责，从不吝惜自己的汗水。那时，我们不知道他们为格尔木做了些什么，他们是平凡还是伟大都无从知晓。只知道他们是我们心中最了不起的爸爸，他们就是这大山深处最忙碌的一群人，平时穿着褪色了的军装，像军人又不像军人，上班穿着工作服像工人又不像工人。

记得厂里最大的领导有两个，一个是教导员，一个是厂长。教导员的名字叫许正，是个复转军人，平时穿一套旧军装，从帽子到脚上的解放胶鞋都是干净整洁板板正正的，举手投足都具有十足的军人味，不卑不亢，既威严又和蔼，做事干练，处理事情非常公正，不徇私情，很得众人的尊敬。厂长姓李，大家都喊他李厂长，我们小孩就叫他李伯伯，他的名字我似乎从未听说过，因此也就不记得了。他和蔼可亲，是一位慈爱的长者，做事却雷厉风行坚持原则。他俩仿佛是全厂人的父母一般，管着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小时候真心觉得他俩就是那无所不能的神，天底下无论什么事到他俩手里都能解决，他俩就是水泥厂的灵魂。

记得生活区南边是大礼堂。礼堂很大，可以容得下全厂的人。那也应该是全厂最豪华的建筑了，高大宽敞而又漂亮，里面有个很大的舞台，装着好几层幕布，幕布都是用深红与大红的金丝绒做的，层层叠叠显得庄重而华丽。厂里经常在这里开大会或举行一些活动，平时就在这里放电影，因此它又兼做了电影院。只要开大会或举行活动，台上总会端坐着两位父母官，教导员和厂长，当然也有各车间的负责人。大会的程序总是先由教导员讲话，然后厂长讲话，其他负责人讲话。每次讲话完毕，下面总是齐声鼓掌，掌声整齐而热烈，我们小孩子就站在礼堂外围观，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睁得又大又圆。通常是里面鼓掌，我们也立马跟着鼓掌，里面喊口号，我们立马也跟着喊口号，里外一致，全场同心，气氛和谐而热烈。就在这个大礼堂里，水泥厂敲锣打鼓地迎来了两批从山东、河南来的知青。知青们也穿着绿色的军装，胸戴大红花，他们的代表在台上发言表决心喊口号，声音嘹亮而豪迈，那场景真让人热血沸腾，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知青来了，水泥厂的队伍又得到了进一步壮大。大礼堂在水泥厂人心中是个很重要的地方，一切的集体活动几乎离不开它。除了开大会，最多的活动就是放电影。厂里有个放映队，说是放映队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师父，姓陈，我们都叫他陈伯伯;带了一个徒弟，姓孙。我们都叫那年轻的徒弟叫小孙哥哥。师徒二人是全厂最受欢迎的人，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徒弟孙长胜了，他在我们眼里就像个大屁孩儿，而我们就是小屁孩儿。我们喜欢跟在他的屁股后面问他：明天放什么电影？有什么片子，好不好看……那时代没有电视，厂里人们的娱乐主要项目就是看电影、打扑克，电影是老少喜爱，小孩子尤其着迷，恨不得天天看电影。因为爱看电影，自然也就把放电影的人当做偶像去崇拜，时不时还去巴结巴结。在那个大礼堂里，我观看了那个时代里的许多部电影。厂里放电影从来不要钱也不要票，只需要早早去占座位。演正片前，都是先放新闻纪录片，再放正片。深居昆仑山深处的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大礼堂，而没有与世隔绝;不但没有与世隔绝，还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教育与陶冶。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精神文明传播的驿站。因为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我们看电影就看得特别认真，特别着迷，同一部片子往往会间隔着演许多遍，许多电影台词我们几乎能倒背如流，甚至会在自习课上或放学路上模仿、演绎。我们班就经常在自习课上自演《渡江侦查记》，无论是台词还是动作、表情都能做到百分百复原。因为太投入，还被突然推门而入的老师逮个正着，后全班被拉出去罚站并兼做了反面教材的展品。当年的大礼堂，实在是承载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欢乐与记忆。

在大礼堂正门的前方（应该是南面）是一个大大的水池。那是用来盛装冷却水的场所，它看上去很大，周长有一百多米，挖入地下四五米，地面高一米半的样子，整个水池用水泥抹面，显得特别平整光滑也很结实。虽然它只是用来装盛冷却水的池子，但在人们的眼里那是水泥厂的一处风景盛地，尤其在我们这群孩子的眼里，那可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玩之处，池里水的温度很适宜，水清澈见底。后来也不知是谁在池里放了鱼，从此大水池里就有了鱼儿游弋的身影。水池里清波漾漾倒映着蓝天白云，那水里的风景有时是一幅静止不动的油画，有时又是一场活动飘逸的风景片。我们围着大水池爬上爬下，沿着宽厚的水泥边沿疯跑，在池边追逐打闹，做着各种快乐的游戏，或者捞鱼或者躲猫猫或者在水里随便地走动，去捉那水里的云水里的天……大水池边，我们欢乐嬉戏流连忘返，这水池在沉寂荒凉的大山之中，有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她用柔情抚慰了水泥厂人的心，是她给了我们童年的快乐，让我们虽身处荒凉之地，而心却从未荒凉。

水泥厂如同一只落在深山窝里的麻雀，许多细节是完整的。最北边靠近大山脚下，有一排房子是土坯盖的，外用水泥抹面，然后用水泥厂自建的石灰厂烧制的石灰粉刷得雪白。房子很规正，有三角的屋顶，大而气派的木窗。那是我们的学校，我和小伙伴在这里完成了整个小学阶段的教育。我们的老师就是从山东来支边的知青，他们大多数来自山东青岛和济南，很有才学，不少人上过大学。厂里随便挑挑，就能挑出优秀的老师给我们上课，师资从来不是问题。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山沟里，我们上小学三年级时就开设了正规的英语课，而我们的英语老师则是一个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温柔而美丽的女知青，她的英语发音纯正而流利，过“六一”时她自编自导英语小节目来教我们排练。我们很喜欢她，可我爸却跟我妈说：可惜了，她是资本家出生，是个大小姐。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资本家不好，大小姐在电影里大多是反面人物。可是因为喜欢她，自然也就喜欢上了她所教的英语课，并不会因此对她心生嫌弃，反而觉得她气质不凡，有风范。她姓周，单名一个萍，后来在知青返城时回了青岛。那时候我们的语、数、体、美、音老师都是各具才华的人，他们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吹拉弹唱、书法绘画无所不能。在那个年代那样闭塞落后的山沟里，我们能接受与大城市一样的规范化教育，不能不说是件极其幸运的事。

厂里还有个小卖部，它就在厂部的旁边。尽管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厂里的小卖部却有不少商品，小百货、吃的用的也基本能够满足人们的要求。水泥厂离格尔木有六十多公里，出一趟山很不容易，有了这个小卖部就解决了大问题。那时候小卖部里最吸引我的是巧克力和果丹皮，两毛一块的巧克力特别好吃，入口即化，绝不掺假，分量也是足足的，大小如同我的手掌，掂在手里是厚厚的一块。我爸起初不认识巧克力，不单我爸，还有许多人的爸爸都不认识。他们总以为我们馋疯了，拿块黑巴巴的塑料鞋底子啃着玩。后来让他们尝了尝才放心。小卖部里最让大人喜欢的应该是豆瓣酱，它用一个大大的竹篓子做包装，又香又辣又好看，没有菜的日子妈妈们就让我们用这豆瓣酱夹在馒头里吃，既下饭又解馋，也算是童年一道美味了。小卖部还卖小画书，巴掌大的一本，图文并茂，我们用手翻着看，那是很过瘾的事，三国、水浒、西游记……都是在这个小卖部用不到两毛钱买来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