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李建树老师

2022年1月1日早上，在朋友圈突然看到李建树老师离世的讣告，很意外。因为前一日刚有人跟我提到他老人家，说他现在不写了，养身体。我心里还想着许久没有去看李老师了，该找个时间过去探望一下，谁知竟这样走了。可见人生很多事，想到了就要去做，不然有可能是永远的遗憾。

坐在去乡下的公交车上，我在努力回忆，回忆是在哪一年第一次见到李老师的，可惜怎么也想不起来，大脑一片空白。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准确地说，是在1993年之前，1991年或1992年。因为那两年我在宁波城里打工，之后为了追寻文学梦，离开宁波去了成都。在我200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无色冷唇》中，有王毅老师写的代序《吟唱和呐喊》，文中提到，“我认识天涯已有十多个年头。十多年前，她还是个小女孩，天真烂漫，充满了对文学的憧憬……”王毅老师和李建树老师同在《文学港》杂志社，我应该是同时认识两位老师的。

李老师给我的印象就是温和，非常儒雅，我不清楚他在现实生活中会不会发火，发火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想象不出来。每次见到他，总看见他脸上笑眯眯的，待人亲和。对像我这类来自农村，自卑又无知，完全凭着一腔热爱写作的文学青年，给予很多鼓励。要知道，那个时候，无论是作家还是编辑记者，身上都自带光环，走到哪，都能引来一大片崇拜的目光。若能碰到一个没有架子的杂志主编，并能得到他的指点，那是一件极幸运的事。

我去了成都后，有习作就会投给《文学港》，有发表，也有退稿。记得有篇稿子上的退稿意见就是李老师写的，字迹很漂亮，让只会写蟹爬一样字的我羡慕不已。

记得1996年，我工作的编辑部在新疆伊犁举办一个全国散文诗笔会，我假公济私，给《文学港》的老师们发了邀请函，最后李老师和王老师来了。重逢在异乡，大家都很开心。我们一起参观交流，吃羊肉串，在大草原骑马，领略伊犁风光，玩得不亦乐乎。骑马的时候，两位老师只敢骑上去拍两张照，不敢动。我胆大，喜欢骑在马上迎着风跑的感觉，让两位老师很惊讶。

我想起自己有过的一次严重的醉酒事件，就在李老师的某一年生日宴上。那时我已从成都回宁波，在参加聚会前，我并不知道那天是李老师生日，也忘了当时是谁叫我去的。到了饭店，看到坐在那都是些文朋诗友，有认识，也有个别不熟悉的。喝的是红酒。平时我的酒量不算太差，那天可能是空腹，大家又高兴，一下子放开了，喝得太猛，我就直接在酒桌上醉倒了。醉倒的还不止我一个，听说有好几位都躺到桌子底下去了。

出洋相的还在后面。饭局结束，有一位先生负责开车，送我和荣荣老师等人回家。我基本上已处于神志不清状态，迷迷糊糊中，感觉荣荣老师在不停拍打我，问我住在哪一幢？车子已在我居住的小区里转悠很久，大冬天，都快冻死了。我偶尔清醒，总算报了正确的单元号。同行的两位男士费了不少劲，把我送上七楼。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昨夜我家的铁门竟然没有关，而我是直接倒在被子上睡了一夜。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轻易喝酒，教训太深刻了。

公交到站了，下车。进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我就去了阁楼。脑海里有提示，那封附有李老师意见的退稿信应该在我的一堆资料里，另外还有我和两位老师在笔会期间拍的合影。

曾经堆满了书刊报纸杂物的阁楼已被母亲清理得非常整洁，母亲上楼来，告诉我，她前不久卖掉了600多斤的旧杂志，把所有东西规整了一遍，没用的都处理了。我的心不由一沉，打开柜子开始找了起来。一本又一本相册，从头看到尾，没有记忆中的合影照片。至于退稿信，翻遍了几个柜子，都没有找到。

傻傻地坐在小凳子上，不禁恍惚起来，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过那封退稿信和合影，一切只是我的幻觉？不然为什么我找到了那一年在伊犁的照片，独独就少了合影？无论是三人合影，还是集体合影，都消失无踪。那封退稿信，我分明记得文后意见是用红笔写的。明明和我的部分手稿放在一起，搬了几次家都没有丢，可现在却找不到了，好像从不曾有一样。

是我的记忆出了偏差吗？可无论是李老师还是王老师，他们都已经离开了，我再也不能打电话去求证。这时，我忽然想起以前写过一篇跟《文学港》有关的稿子，赶紧去搜。感谢博客，让我找到了这篇写于2009年的小文，原来那些场景不是我虚构出来，而是真的发生过。

“闲着无事，整理旧影集，翻到1996年7月在新疆拍的一组照片，其中有我和《文学港》杂志社李建树、王毅两位老师的合影。看着照片上两位老师亲切的面容和年轻的自己，思绪不由自主地被拉回到那已逝去的岁月。

记忆，有时候很奇怪，比如，它会模糊很多背景，但却又让你记住某一个生动的细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这个乡下的黄毛丫头像发高烧似的，整天做着文学梦，而且胆特大，小说、散文、诗歌一起上。虽然，那时已偶尔在市级的报纸和外地的杂志上发表小作，可我从不敢向《文学港》投稿，特没自信，更不敢从乡下跑到城里去登门拜访，在我心里，那无疑是最神圣的文学殿堂。

后来，我离开乡下，到城里打工。可即使在同一个城市，我还是没有勇气拿着稿子跑到编辑部去，直到有一天，有一位诗友带着我去了那个我向往许久，却从未踏进过一步的神秘地方。事隔多年，我已经无法复原当时的情景，只记得编辑部的每一位老师都和蔼可亲。有一位老师接过我诚惶诚恐奉上的诗稿，等我离开时，又还给了我，他在我的第一页稿纸上用红笔很认真地写下了评语。语气婉转，意见中肯，似乎怕伤着我对文学的热情，鼓励我继续努力。这一情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许多年都不曾忘记。

从那以后，我和《文学港》的老师们慢慢有了接触。每次看到他们握着笔，专心致志在稿纸堆里寻找佳作，无端地生出许多的羡慕和敬佩。

1993年春天，当我决定离开家乡，远赴成都去打工，除了想圆自己的文学梦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担任编辑的诱惑。我的眼前闪过《文学港》的老师们伏案工作的身影，他们手中的那支笔，太神奇了，掌握着每一篇稿子的命运——也是一个人未来的命运。有的作者，也许就因为发表了一篇稿子，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当我有一天，自己也成了一名编辑，才真正明白一个优秀的编辑，并不是谁都可以当的。他能从沙土里发现黄金，从马群里发现千里驹，他是伯乐，有一颗仁慈的心，给予那些幼苗更多的肯定、鼓励和宽容。

那几年，我虽然人在成都，可心系家乡，和《文学港》的老师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打个电话，或写封信。有了新作，倘若自己还稍有点满意的，就会很积极地装进信封，贴好邮票，塞进信箱，盼着几个月后，能在杂志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出了书，自然更不会忘了寄过来，请各位老师雅正了。过年回家，总要找机会到杂志社去坐一会，和老师们聊聊天，很开心。

1996年夏天，我工作的编辑部组织全国的作家诗人去新疆开笔会，我给《文学港》的几位老师发了邀请函，期盼着与他们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聆听他们对文学的真知灼见。

那真是一场难忘的盛宴。在昭苏草原，我策马狂奔，把李老师和王老师的心提得高高的，表扬我胆子真大。蓝天白云，牛羊成群，河流在前方轻盈而过，我们坐在草地上快乐地聊天，笑靥如花……

这样的场景，再也不会有了。我喃喃自语，心里是说不出的惆怅。站起来，走到阳台，抬头仰望灰蒙蒙的天空。我想，也许那里也有编辑部，李老师去了后，说不定会和王老师一起创办一本叫《天堂》的杂志。他们每天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一定很开心，所以不想再回来。而我们每个人也会在某年某月某一天，走向那个地方，以文学的名义相聚，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书写春夏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