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敦煌的女儿

“此生命定，我就是敦煌莫高窟的守护人。”

86岁的樊锦诗，今年9月底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在媒体上做了一次主题演讲，讲述着自己和一代莫高窟人守护莫高窟的故事。事实上，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已经超过60个年头。对此，她有一个最为质朴的表达，“我的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

60年前，这位体弱多病的“南国女孩”，告别了未名湖畔，一头扎进莫高窟，守护着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弹指一挥，便是一个甲子。人们亲切地喊她“敦煌的女儿”。作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她用毕生心血，在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方面，将莫高窟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近两年的“文博热”，引发了公众对文物的热情，原本默默守护在莫高窟的樊锦诗，也频频出圈。

去年7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小行星命名委员会还宣布，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81323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樊锦诗星”，并表示，樊锦诗为中国石窟考古与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构建了“数字敦煌”和综合保护体系，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范例。

然而，樊锦诗始终把自己定义为普通的文物工作者，常常主动打破这层“光环”，称自己没有报道写的那么厉害，她也曾恐惧过，也有所退缩，几度想要逃离敦煌，却始终魂牵梦绕，最终在那里坚守了一生。她把敦煌看作自己的宿命，总感慨，自己这一辈子，都交给敦煌了。

这是樊锦诗的故事，也是一个守护文明的故事。

不再是过客

1963年，未名湖畔，北京大学毕业季，25岁的樊锦诗来到恩师苏秉琦在朗润园的住处。苏秉琦治学严谨、博闻广识，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考古，其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是中国考古学的里程碑，使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现在，这位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一脸和蔼，客气地请樊锦诗坐下，亲自为学生冲了一杯咖啡，慈祥地说：“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

末了他又说：“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

步出朗润园，樊锦诗恍惚起来，“二十四史”这个字眼，以及这背后的使命，如此沉甸甸，以至于她反复问自己：“我能完成吗？”

国际编号为381323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樊锦诗星”。

敦煌的美丽，被世界所窃。敦煌的伤痛，留给了中国。

就这样，樊锦诗一路西行，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火车抵达了甘肃的柳园，她转乘敦煌文物研究所拉煤的卡车，沿着公路继续往南。一路上，她只能看见一望无际的沙丘和戈壁。到了研究所，整个人已经两腿发麻，两眼发晕，几乎是摇摇晃晃地下了车。

上次来到敦煌，还是她的考古实习。时间是1962年，也是敦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当时，周恩来总理批示，启动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但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没有专业的考古人员，所长常书鸿求援北大历史系。

樊锦诗，是被选中的四个人之一。

常书鸿这个名字，对樊锦诗来说，犹如一个传奇。前去实习的路上，她一路想着，这定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艺术家。她读过徐迟的《祁连山下》，主人公便以常书鸿为原型，留学法国，喝过洋墨水，居然放弃了优渥的生活，跑去西北荒漠守护莫高窟。在她的想象中，敦煌文物研究所，也是个充满艺术和人文气息的地方。但一下车，她立刻傻眼了，这里个个面黄肌瘦，穿着洗得发白的干部服，“跟当地的老乡似的”。

环境气候均是恶劣至极，从小体弱多病的樊锦诗，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彻夜失眠，走不动路，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

但没想到的是，一年后，她再次被选中，同被分配到敦煌的同学的母亲，听到消息时号啕大哭，但樊锦诗一番挣扎后，还是决定领受这份使命。彼时，学校鼓励毕业生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怀着一股天真和单纯，她心想，说不定这就是天意，“是命运要我以这样一种方式补偿上一回考古实习的半途而废”。

再次来到莫高窟，尽管处境截然不同，但她依然急切地想进洞窟看看那些如梦一般的壁画。站在第112窟的标志性壁画《反弹琵琶》前，她思绪万千。这幅最能代表敦煌艺术的图像，以前只在画册上看到过，现在近在咫尺，但感觉完全不同了。

樊锦诗出身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樊际麟是清华的工程师，北平沦陷后，父亲拒绝与日本合作，于是举家迁至上海，樊锦诗便在那里长大。她受父亲影响很深，学他写了一手工整的楷书，也继承了父亲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锦诗”“锦诗”，父亲想，就算是女孩子，也要饱读诗书—她的双胞胎姐姐叫“锦书”。

自然，她也深受父亲的爱国主义精神所熏陶，觉得祖国需要，便义不容辞。尽管父亲曾写信给学校，力图劝阻这场工作分配，认为小女羸弱，无法熬过西北大漠的苦，但樊锦诗还是拦了下来。

思绪回转，眼前的《反弹琵琶》中，伎乐天神态悠闲雍容、落落大方，一举足一顿地，一个出胯旋身凌空跃起，使出了“反弹琵琶”的绝技，仿佛能听到项饰臂钏在飞动中叮当作响的声音……这一刻被天才的画工永远定格在墙壁上，整个大唐盛世也好像被定格在这一刻，时间和空间也仿佛被色彩和线条凝固起来，成为永恒的瞬间。

她暗下决心，这一次，一定要取得真经再回去，绝不能中途折返。

在莫高窟，樊锦诗常常想起李商隐的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夕阳还是那样的夕阳，只是人已不再是昨日之人，有多少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中。在她看来，人，其实是很渺小的，人一生中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们都只是过客”。

但这一次，她决定不再做敦煌的过客。

敦煌的美丽与伤痛

敦煌壁画，一直是樊锦诗年少以来的美丽幻想，她曾在中学课本上读过，莫高窟是祖国西北的一颗明珠，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这个梦，种在了她的心里。

初到莫高窟，樊锦诗常常想，为什么在被世人遗忘的沙漠，会产生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为什么敦煌仿佛被遗弃在此长达几个世纪？这么多金碧辉煌的壁画、彩塑，究竟出自何人之手？

凡此种种，都向她传递着一种强烈的信息：敦煌的空间意义，非同凡响，这里封存的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奥秘，这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宝库。她自觉倾注一生的时间，也未必能穷尽莫高窟的谜底。

敦煌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汇交融的见证。汉末三国至唐宋，对于东来传教的西亚、中亚的著名高僧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以及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法显、玄奘等，敦煌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这里的信仰错综复杂，有西王母崇拜、女性崇拜、月神崇拜、树神崇拜，佛教艺术也得以开枝散叶。千年之后，曾经的佛教圣地衰落了，而这些古代工匠留在莫高窟的珍贵艺术保留了下来，展现给世人一部立体的绘画史、雕塑史和佛教史。

莫高窟位于宕泉河西岸，开凿在一面长长的石壁上，就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规模浩大，蔚为壮观。但因风沙侵蚀，当年常书鸿等人到来时，已经年久失修的莫高窟显得破败不堪，像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袈裟。

虽然在清康熙、雍正年间，甘肃各州移民来到敦煌屯田，重修沙州城，但是莫高窟隐秘的破败情况，一直持续到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洞中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五万余件文物，震惊了世界。敦煌石窟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重新回到历史的视野。

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的这批文物未能得到妥善保管。不久之后，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奥登堡等外国探险家接踵而至，以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流散世界各地，分藏于英、法、日、俄、印、土等十多个国家的3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

敦煌的美丽，被世界所窃。敦煌的伤痛，留给了中国。

在樊锦诗看来，当年藏经洞的发现和被盗，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事件，不如说是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这一发现象征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曾经的辉煌和近代以来的耻辱，同时也呈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1927年的法国街头，一位留学的中国艺术家，偶然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萌生了对莫高窟的向往。1936年，他携妻女回国，在战乱中一路辗转漂泊，最终举家迁至敦煌，成了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这便是常书鸿。

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任所长。他以更大的力度，来处理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病害、崖体风化和坍塌、风沙侵蚀等严重威胁文物安全的问题。

至此，莫高窟四百多年无人管理、任凭破坏和偷盗的历史，终结了。

“不是好妻子”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彼时，研究员们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

艰苦的西北生活，让樊锦诗逐渐忘记了都市，也忘记了自己曾是“南国女儿”。当时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和外界联络非常困难。

艰苦的西北生活，让樊锦诗逐渐忘记了都市，也忘记了自己曾是“南国女儿”。

彼时，她不得不与新婚丈夫彭金章分居两地。“如果说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望着黑黢黢的窗外，她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

1968年，影响她一生的父亲，突然离世，也给她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骨肉分离，天各一方，在时代和命运的激流中，从繁华的都市流落到西北的荒漠，她感到自己一无所有。在茫茫戈壁上，在九层楼窟檐的铃铎声中，她远望三危山，一个人放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