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伤逝与存在的困境

丁真的小说带有先锋小说的余绪，作为“80后”的小说家和曾经的文艺女青年，在丁真的青春成长期，先锋文学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热度尚未消歇，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马原、余华、格非、洪峰、苏童、残雪等人的作品依然风靡并作为文学青年的时尚谈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虽然先锋文学独领风骚的日子被接下来的文学浪潮所取代，但其叙事策略和观念认知则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创作理念，并构成了 “80后”作家的知识谱系和话语结构，成为无法绕过或告别的精神遗产与写作指南。

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人性的诡谲莫辨让“80后”的丁真重新发现了先锋小说的玄妙法门。在自由洒脱与特立独行的文本实验背后，先锋小说以其独有的清醒和睿智揭示现实的荒诞滞涩，在痛楚迷惘中以文学的形式追问存在的真相。当丁真决定拿起笔抒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时，她近乎本能地将先锋文学的写作法则奉为圭臬。打开她的小说集，从作品的题目到内容形式俯拾皆是“有意味”的，《地狱的供词》《编号952333》《蹲在废墟上》《冉冉的梦境生活》《TA的床》《Elf》《一毫升》《山里的墙》等作品的命名透射出新奇、陌生与非理性的特质。在这些作品中，丁真执着于对梦境、潜意识、畸变心理、疼痛、自残等行为的精细描写。在《冉冉的梦境生活》中，冉冉梦到什么，现实中便会发生什么，现实与梦境混杂交融，难分彼此。冉冉在梦中梦到自己的朋友会在婚礼前遭遇车祸身亡，但她并不认为这个荒诞的梦会在现实生活中落地生根。谁知新娘子在婚礼前夜因太兴奋而睡不着，与朋友去酒吧喝酒，在酒后回家时被撞身亡。梦的应验让冉冉不再无视这种特殊的警示，当她梦到朋友绵羊会遭遇电梯事故而失去性命时，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冉冉将这一噩梦告知了绵羊，遗憾的是，绵羊并未因此躲过灾祸，无论她如何规避，依然在巨大的惊恐中因心脏病突发死在了大厦的电梯中。此后，冉冉被周围的人视为不祥的女人，仿佛灾祸的发生是冉冉一手造成的。即便如此，冉冉的梦还在继续，她反复梦到暗恋她的文明会和一个穿着红衣的女子在一起，不出意料的是，“再见到文明的时候，他真的和一个穿着很红很红衣服的头发直直长长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的女人走在一起了。”然而，与梦境有出入的是，文明当初离开这座城市时并不是和红衣女人一起离开的，他是在回来苦寻冉冉大半年无果后才与红衣女人在一起的。阴差阳错中，注定了文明与冉冉的错过。《鲸鱼与岛》写了一个具有明显臆想性质的精神事件，小说中的“他”是个孤独而落伍的老年男子，在家中，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不与他过多地互动和交流，她们各有各的生活习惯和喜好：“老伴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那些年代感极强的电视剧，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唏嘘着似曾相识的过往经历，遇到饭点，就拆几包零食充饥。女儿在房间里，不开灯，看着手机里那些流量明星上蹿下跳地在综艺节目里跑来跑去。”可见，在家庭生活中，他是不被重视和需要的多余人；而在社会中，他时时处处感受到融入的困难，他以局外人的默然和疏离无声无息地活着，他不会点咖啡，也无法理解咖啡店小伙子寄希望于中奖既而躺平的生活方式，他当然也不理解自己的女儿。在时代的隆隆车轮下，他所熟悉和认同的社会秩序和生活规则被飞速地甩出历史的轨道，与此同时，传统伦理中亲密无间的亲情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认知的茫然和自我建构的艰难。小说中，这个寂寞的老人在幻觉中骑着一头颜色不讨喜的鲸鱼驶往梦想中的岛屿，他在岛上巡视，并沉浸在完全拥有一个岛屿的欢乐中，然后他听到了鲸鱼的低鸣，在鲸鱼声音的指引下，他来到海滩，为了温暖鲸鱼，他耗费全身的力气终于给鲸鱼盖上了毛毯。小说的结尾，老人死在了堤坝上，等到管理员发现他的时候，他的手心里“紧紧攥着毛毯的一角，一条深褐色、很脏的毛毯一角”。老人眼中的鲸鱼，他的骑鲸畅游和给鲸鱼盖上毛毯的举动似乎不过是他的臆想，事实也许是，在巨大的孤寂中，老人患上了精神疾病，并最终死于这种臆想。这篇小说带有神秘主义和奇幻的色彩，现实的边界被打破，小说的想象空间则无限增大与拓展。

如果说《鲸鱼与岛》对老人的精神疾患停留在暗示的层面，那么在《三德刀》这篇小说中，丁真让小说中的主人公“我”直截了当地坦诚自己是强迫症患者的事实——“我不否认我有强迫症，我喜欢有序、对称地去生活。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强迫症，无非有些人隐性，有些人轻微，有些人严重而已。强迫症现象在这个世界各个角落随处可见，每天出门去，走到家楼下总感觉楼上房门没锁，紧接着返回家察看，发现房门已锁，遂放心，再次出门去——这，也是强迫症现象的一种。也正因为强迫症是如此普遍，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怪胎。” 异化与焦虑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顽症，丁真的小说中有诸多疾病叙事和非理性的场景，这种精神疾病与“变形”的书写折射着现代人的某种生活实景，在隔膜和不安的情感结构下，荒诞成了现实，误解造成悲剧，人与人的相亲相爱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作者以略带魔幻的笔法表达对噩梦、病态和不安心绪的感知，在对精神现实的深入挖掘和持续关注中彰显对生死之谜与混沌人生的哲学参悟。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丁真的小说在行文中有大量的留白，思维与语言跳跃性明显，结尾往往是开放的、充满悬念的。海明威曾提出著名的冰山理论，他认为作家只负责描写水面上的冰山，至于潜隐于水面下巨大的冰山主体，则需要读者发挥艺术的想象力去加以完成。无论丁真是否认同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她在创作实践中都完全贯彻了这一理念。例如，《TA的床》这篇小说讲述了“她”与“他”从相爱相亲到逐渐离心离德的情感之殇。严格地说，在他们的感情生活中，“她”没有改变，自始至终都深爱着“他”，变化的是“他”，“他”并不掩饰自己的腻烦：“时间久了，再好的东西，也会腻的。”这个对话进一步烛照了欲望本性与爱情信仰的激烈对撞。喜新厌旧的本性让“他”不再专情，他们的感情失去了纯粹和激情，陷入一地鸡毛式的纷争与吵闹，这让“她”异常痛苦和无助。小说的结尾，“她”和“他”又一次玩起了热恋时的“纸巾游戏”，所谓“纸巾游戏” 即是把沾湿的纸巾平铺在恋人的脸上，像女人做面膜一样。然而这一次，酒醉的“他”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对“她”的厌弃及对婚外情人的难以舍弃。“她”在痛苦与愤恨中，“伸手去抽第四张纸巾，在抽的时候，她的手轻微地颤抖了一下。然而，也仅仅只是颤抖了这一小下，轻微到无法察觉。也许，在第四张纸巾之后，他就会安静，听话地、永远属于她，不和她吵，不和她闹，不顶嘴、不反驳，不惹她生气了，也许，他还需要第五，第六，第七张……” “他”遭受着类似于“加官晋爵”的古代刑罚，这种刑罚看似温柔实则残酷，因为它会拉长死亡的时长，让受刑的人一点一点地窒息，最终，受刑人将在巨大的恐惧和漫长的挣扎中无望死去。看起来，“他”的性命危在旦夕。但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因为“他”虽然醉了，但并不是完全丧失了意识，“他”还能与“她”交流，如果“他”不是一心求死的话，“他”完全可以揭掉脸上的纸巾，避免窒息而亡的结局。但是，当读者急于知晓答案时，作者却故意宕开一笔，转而交代“她”为了给“他”制造惊喜，乘坐航班到陌生的城市去看“他”的相会前史。该小说在悬置人物结局的同时也打乱了事件的时间顺序，让阅读不是那么顺畅地进行，而是需要停下来甚或重复阅读才能发现作者埋藏的“草蛇灰线”，进而体察到人物的命运与作者的机心。在《像垃圾一样生存下来》的小说中，丁真没有交代金玲为什么从父母疼爱的乖乖女突变为叛逆的问题少女。金玲的突变好像只是一瞬间的事，她的“成绩一落千丈，甚至差点和一个男生去私奔”，此后，金玲的私生活开始混乱，她的身体也因此遭受妇科疾病的困扰，饶是如此，她依然不肯悔改，并不断地祈求哥哥金生给她汇钱，犹如蚂蟥般吸附在哥哥身上。可以肯定的是，金玲性情的巨变和行为的反差背后，一定发生了什么。丁真显然不打算揭示这一秘密，而是故意留白和省略，从而引发读者对作品进行想象性的补充，并赋予作品现代或后现代的气质禀赋。在流动化的时代，确定性问题被悬置了，而不确定性则成了显而易见的事实。除此之外，丁真的小说也较为偏爱在结尾时情节发生巨大的反转，比如《炮制杀手》《整墙面书架》《编号952333》《麦当劳的新地》《带我去看海》《航海者》等小说都具有类似欧·亨利式的结尾，人物命运的陡然逆转或意想不到的结局令读者印象深刻并带来情绪上的起伏，进而体会到文学作品带来的智性之美。

面对生活的压力和庞大的茫然，丁真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患有精神上的疾病，如耳鸣、自残、恶心、暴饮暴食、失眠、强迫症、自闭、狂躁、抑郁、谵妄等。这些疾病是人类不良的心理状态的隐喻，同时也表明了人物在社会现实中所遭遇的伤害和无法纾解的创伤，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物也是时代病患者。比如《冉冉的梦境生活》里，冉冉患有头痛病和失眠症，小艾则因失恋而发疯；《到这里转个弯》中的熙澈是个极端自恋的自大狂，他到处施展魅力，希望无论男女都会爱上他；《岛》中的“我”是标准的宅女并患有社交恐惧症，日常生活中，她将自我与社会、人群隔离开来，“渐渐变成了一座岛，一座有着淡淡倦怠，还有些迷恋阴郁的岛。”《平行线》中的“我”发胖、失眠、暴饮暴食和耳鸣，主编的严苛和即将失业的恐惧让“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然而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的痛苦，除了默默承受，“我”别无选择。丁真对都市男女的异化境地洞烛幽微，经由疾病，作家引领着读者深入到人性最敏感最脆弱的区域，在体察个体迷惘创伤的基础上，发出与社会诸般精神病症相对应的价值呢喃。

史铁生认为小说的形式完全取决于作家主体与外界的交往形式：“你以什么样的形式与世界相处，你便会获得或创造出什么样的形式。”形式不仅仅是叙事技巧的问题，在深层的意义上，文学形式是作家世界观与人性观的外显。在文本形式上，丁真也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将“写什么”与“怎么写”艺术地缝合在一起。《麦当劳的新地》分别从小白、许仙、小青三位人物的独白展开叙事，围绕购买麦当劳的新地冰激凌这一微小事件，通过不相融合的声音和互为补充的诉说，将三者错综复杂的关系呈现出来，这篇小说也因之具有复调小说的意味。《买故事的人》则是一个看与被看、故事中套着故事的复杂文本。小说中的陶明灿在父亲的暴力阴影中长大，他孤僻、忧郁、暴躁并惧怕父亲，与此同时，他与母亲、妻子、孩子、邻居的关系也疏远和敌对，“他和家人不对头，和其他人也不对头”。父亲因糖尿病瘫痪在床后，陶明灿并未消除对父亲的恐惧和怨恨，他和母亲一样，内心期盼着父亲的死去并获得心灵的解脱。然而，可悲的是，尽管厌恶父亲，他却在不知不觉中沿用暴力的方式毒打自己的母亲，母亲被他“打断了两根肋骨”，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医生宣称陶明灿的“身体里各部位都开始烂了。医生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没办法治了”。《买故事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与余华的《现实一种》具有相似性，具有血缘亲情的家人没有爱与体恤，只有至死方休的仇恨与暴力，而且这种仇恨与暴力往往会被移植或繁殖，成为代代相传的恐怖梦魇。与之不同的是，丁真的《买故事的人》没有如余华一样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讲述这个故事的，是陶明灿邻居家的侄儿，这个男孩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能够知晓陶家的一切，他只保证他所讲述的都是真实发生的，而购买这个故事的人，则是陶明灿的姐姐——那个因忍受不了父亲伤害而逃出家庭多年的不幸者。故事的最后，她怀着巨大的悲伤和负罪感回到了家中，开始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似乎，姐姐的到来带来了关爱，而这个家庭的暴力遗传也会终止。又或者，这一切不过是读者乐观的猜测，谁也不能保证这个残破的家庭在未来的日子里会遭遇什么。《地狱的供词》采用的是亡灵叙事，叙事者兔子生前是中文系的大学生，然而当他加入以梦想为帮主的游戏帮派后，便将学业抛之脑后，终日沉迷于暴力的网络游戏中。为了赢得游戏装备、怪兽和金钱，他们与另外两个网瘾少年因虚拟游戏发生了冲突，兔子本打算息事宁人，然而梦想在莫菲的鼓动下与两个少年发生了肢体打斗，过去拉架的兔子被刺身亡。懵懂中的兔子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去世，他沉浸在英雄的自豪中，前女友莫菲的哭泣和泪水让他更加得意。从医院醒来后，兔子去川菜馆寻找昔日的好友们，然而他们都不理睬他，直到在电视上看到网吧血案的新闻，他才知晓自己已经死亡并成为亡魂的事实。兔子是一个饶舌而虚荣的人物，类似于王朔笔下的“痞子少年”，他匆匆走完了尘世的岁月，就像一块在烈日下暴晒的冰块一样融化和挥发。《过了一夜，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了》这篇小说以每节标题的形式结撰全篇，全文从（1）开始起笔，终止于（124）节，该篇作品挣脱了小说的规范束缚，拆除了传统的藩篱，以文艺形式创新为旨趣，给读者带来新异的阅读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丁真的小说集中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描述了人类灵魂的内部风景，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忽视故事的讲述和对日常经验的观察与描摹。作者策略性地避免了先锋文学对客观现实的排斥和迷宫式的叙事策略，而是以介入的方式描摹现实，试图以文学的方式揭示当下时代普通人物的生命样态及其存在困境，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人生、触摸人类内心经验的崭新视角。

作为女性作家，丁真对女性的境遇与婚恋生活投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在其出版的《偶尔偏离一下的生活坐标》《烈焰成池》《红花香，白花亦香》等小说集中，以婚姻爱情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占据了大多数。丁真早期的爱情小说尚带有青春文学的气质——都市中的红男绿女、乐声嘈杂的酒吧、开着豪车在夜晚的街头兜风、旅途上的偶然邂逅与动心、非爱不可的单纯与偏执。在这些小说中，丁真近乎顽固地重复着情爱世界的多角关系结构，以此诉说爱情的脆弱与人性的幽微。在《红花香，白花亦香》这篇小说中，周作是一位四十开外已经发福的中年男人，他早已成婚，且有一对龙凤胎儿女。但才子和成功人士的加持让周作魅力不减。周作的妻子胡媚儿性感张扬，是一位“比封神榜里的妲己还妖媚”的女性，刚刚步入职场的裴双双则清纯可爱，“谁都无法跳过双双白嫩到如婴儿般吹弹可破的皮肤和一双生动的似乎能讲故事的眼睛”。在周作处心积虑的追求下，裴双双虽明知上司周作的家庭情况依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同时拥有两个女性让周作感到自豪和幸福，在他眼中，妻子胡媚儿如妖娆热烈的红花，情人裴双双则如清新淡雅的白花，他既爱红花也爱白花，鱼和熊掌他都要。我们可以轻易地辨识出这篇小说在题目、结构、立意和人物塑造上与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的诸多相似性，除了向经典致敬的意图外，更可能的是丁真发现了佟振保与周作的一脉相承性，他们的贪婪、自私与虚伪从未改变，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情感关系和错综纠葛也始终存在，从未消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