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渤海的对歌

从黄海出发

若干年前，黄河多次注入黄海，浑浊的泥沙将近岸海水由蓝色染成黄色。这是“黄海”名字的由来。

我的二姨夫李大为从小生活在黄海之滨的青岛，他喜欢一个猛子扎进海水里，像一条矫健活脱的鱼，游向太阳升起的地方，眨眼便不见了踪影。

1965年的一天，身穿白T恤的李大为像一叶船帆，风儿一吹，他便远航了，从黄海驶向渤海。传说那遥远的两海交界的地方，船经过时，都会轻轻颠簸一下。

带他跨过黄渤海交界外的那道风儿是一张红榜。那张熨帖地铺在墙面上的红榜，在一个清晨映红了他的脸。

发榜那日，他和三五个同学猫着腰钻过人群的缝隙，好容易凑身到红榜跟前，身体像没停稳的船，被人群的海浪挤得左右摇摆。排列整齐的黑色字体像跳跃的音符，一旦与眼睛相遇，便能点燃眸子里的烁烁之光。

“李大为”三个字，是被身边的同学发现的，那个同学狠狠拍了一下李大为的肩膀，继而抱着他的胳膊猛烈晃动起来，他的嗓门一路攀高，不断重复着：“你考上了！你考上了！”那喊声像海浪一样一起一伏，冲击着李大为的耳膜，让他感到一阵幸福的眩晕。

那一年李大为初中刚毕业，是一个十七岁的翩翩少年，他考上的是一所半工半读中专技校，隶属于一个保密单位，毕业后可以定向进入该单位工作。那个年代，考上技校就可以领到工资，是无比荣光的事。这所技校在青岛招生500人，李大为就是其中之一。

李大为只知道这个单位与“石油”有关，那时候一首铿锵有力的《我为祖国献石油》传遍大江南北，召唤着有志青年投身这条新征程。

我的姨夫李大为是在1965年8月的一天来到胜利油田的。学生大军先是坐着绿皮火车来到辛店车站，一辆辆解放卡车早已等候在车站，并接走了他们。坐在露天的车斗里颠簸着，李大为只觉得脑壳被晃得像散了黄的鸡蛋。

头顶的天空一片墨蓝，轻缀其中的几簇星星熠熠闪亮。悬在中天的弦月潜进了辨不出形状的一抹暗云。橘黄的车灯直直探向前方，被撕开的夜色在身后又四下围合起来。

秋风乍起，车轮扬起的尘土从细小的沙粒变成粗大的砾石，李大为的脸颊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从略有知觉地擦过，到像鞭子一样抽在脸上，阵阵生疼。

荒原暗夜

初到这片荒原，李大为眼里只看见两种颜色，一种是黑色，那是石油和暗夜；一种是白色，那是盐碱地和芦苇花。

黄河从这里入渤海，像一条摆尾的巨兽，留下一片狼藉的滩涂。李大为内心先是升起阵阵恐惧，努力恢复平静后，又被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助和感伤湮没。

学校还没有建成，教室刚刚搭好框架，同学们也参与到校舍的建设中。芦苇、泥巴做成的土坯砖，这种垒房子的方式叫“干打垒”，建造的房屋墙壁厚，冬暖夏凉。几个人一组抬土到地基里，一点一点把地面填平。

一间学生宿舍住十几个人，铁质的上下铺随一个翻身的动作吱扭作响。水管里流出来的水浑浊且苦涩，难以下咽，这些都让同学们想家的思绪一点点累加。一到晚上，经常有几个同学拉伙跑到大野地，抱头一顿大哭。

荒野的夜，是最难挨的。黑夜像一张无边的织网，宿舍窗户里的灯光微弱渺小，仿佛被风一吹，它便飘摇着没了踪影。

那时油田刚开始勘探，走十里八里见不到一个人。李大为常常一个人坐在荒野上，黄昏时分，目睹又红又大的太阳孤独而又辉煌地向下落。那一刻，他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能量充盈天地间，且像漫天的水汽一样正在升腾。在荒野中，一个人与黄沙、旋风是一体的，与日月星辰也是一体的。

后来，为了不让想家的情绪蔓延，同学们约定：不准掉眼泪。于是晚上大家便凑在一起唱歌，唱《我为祖国献石油》，大声朗读诗人艾青写给石油人的诗，“最荒凉的地方/却有最大的能量/最深的地层/喷涌最宝贵的溶液/最沉默的战士/有最坚强的心……”

年轻人们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主意了。——空旷的荒野里，不管白昼还是黑夜，用歌声来驱散恐惧和孤独。

一个夜晚，李大为抬头仰起了脸，他看到夜空中月亮正向一片云彩缓缓地飘去，转头时他看了一下倚靠在墙边的几个同学，他们也在抱臂仰头看着天空。

他们安静地看着月亮在幽深的空中漂浮，接近云彩时，那块黑暗的边缘闪闪发亮了，月亮便一下子滑进入了云彩。

当月亮钻出云彩时，他们的脸一下子明亮起来，像是投射在幕布上的剪影，随着嘴巴一张一合地歌唱，头也微微摇动，眼睛在黑暗里闪着灼灼的光。

这歌声像一把利剑，飞向遥远的天空，劈开漆黑无边的暗夜。在孤寂空旷的荒野里，在那个月光时隐时现的夜晚，歌声给予彼此长久的温暖和陪伴。

河海相遇的璀璨

李大为每日和荒原万物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长，变得越来越强壮。那些伤感的情绪逐渐暗淡下去，他舍不得拔掉任何一株枯草，舍不得清除任何一粒雪霰，他和万物一起生长。

其实油田的待遇还是不错的。食堂一顿饭四五个菜，馒头敞开吃，在那个年代已经很好了。

冬天发的工装也很有特点。为了固定所填充的棉花，常在棉衣外面压一道道衍缝，一件棉衣压了48条缝，这样的工作服被称作“48道杠”，是石油工人身份的标志。每年回青岛休假时，技校的同学们穿着“48道杠”在栈桥一起逛逛，就是一条风景线，过往行人都要投来羡慕的目光。

最开心的事当数去基地的邮局寄钱。上技校时每月发15元工资，成为正式员工每月涨到37元。李大为总是攒够七八十块钱，便一同寄回家。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全靠在医药公司工作的父亲一人支撑。能补贴家用，这让李大为觉得远离家乡的生活也有了奔头。

技校离油田基地有五六公里远，那时候没有交通，也没有自行车，甚至没有道路，工程车、油罐车常走过的地方便是路。站在路边，一招手，路过的车便停了。司机师傅一般都是年长之人，见到路边站着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总是很热情，不待对方招手也会主动停下来，问道：“要去哪里？用不用搭车？”

基地离海更近一些，李大为听同事讲过，黄河入海时，河水与海水的交汇处，黄色和澄蓝色的水相融，一些水沉入底层，另一些水浮起，它们起初有不同的皮肤和不同的温度，保持着自己的完整和独立性，最后相遇，浩浩荡荡相携而去。

1965年冬天，李大为也遇到了他携手一生的伴侣——我的二姨王秀兰。

作为支疆青年，二姨王秀兰半年后也来到油田技校。更加巧合的是，两人还是小学同学，后都被分配到了采油一队。

那一天，阳光明媚，李大为从人群里一眼便看到了我的二姨王秀兰。她身材高挑，两条麻花辫飘荡在纤纤腰间，像玲珑翘卷的凌霄花藤蔓，一双眼睛秋波流转。二姨天生一副好嗓子，站在人群里唱《南泥湾》时整个人更是像在发光。“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啊——”她将尾音咏叹唱得极为婉转，像一只百灵鸟直冲云霄。

两人恋爱结婚后，成了油田双职工。每天2小时一次巡井，检查井压力、生产情况，回到值班室记录下来。

作为荒滩上唯一活动着的人群，油田人在生产石油之外，还要承担防汛、粮食生产等工作。那时黄河经常泛滥，汛期时油田工人便爬上堤坝去值班，看到水涨到一定水位，就赶紧去叫人，扛沙袋垒土，阻挡险情。

油田还成立了农副业处、家属工作处，专门组织职工家属改造盐碱地，种植水稻。农忙季节，职工们都会轮流到农业点帮家属们插秧。由于盐碱地比较硬，总插不好，秧苗全漂浮在水面上。后来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每次插秧时，都会事先准备好一根小木棍儿。先用木棍在田里插一个眼，然后再把秧苗插进去按紧。这个法子当时还被当成经验传播开来，临出发前同事们都会互相问一句：“带好小木棍了吗？”

后来随着盐碱地技术改良，配备了插秧设备，慢慢地职工们也不用去农业点帮忙了。再后来油田专门成立了农工商总公司，形成了工、商、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济发展的格局，极大支持了油田的开发建设。

1972年，姨夫李大为被调入油田电影队工作，每周都要到油田各小队驻地去放露天电影。那时候看电影是唯一的娱乐项目，一听说有电影队要来，同事们早早就用马扎子在广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每个石油小队都有自己的家伙什，竖杆子，把幕布扯上，电影队只管带来机器和影片。放映的片子有国内电影《地道战》《地雷战》等，还有一些样板戏和国外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

各石油小队为了犒劳电影队，还会在电影结束后，为他们精心准备夜班饭，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肉。

战井喷

1973年，姨夫李大为调入胜利油田工会做宣传工作，这让他有机会深入一线，记录下更多油田人的生活，他拍摄的照片也经常发表在油田内刊《胜利报》上。

他曾经把镜头对准一群孩子，拍下最温馨的一张照片。画面里两个看起来八九岁模样的小姑娘在空地上练武术，她俩穿着红色对襟上衣，黄色百褶裙，马尾用红绸子高高扎起。一个小姑娘从背后高高翘起一条腿，另一个小姑娘扶着她的胳膊和脚，帮她保持平衡。后面站着一排男孩、女孩，有舞剑的、舞棍的，纷纷操练起来。他们身后的背景是被称为“磕头虫”的抽油机井场。1978年，胜利油田采油指挥部小武术队成立，孩子们放学后一边练武，一边等父母下班。油田基本都是双职工，井场边长大的油田二代为冷冰冰的机器增添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1982年又一口高产油井被开发，李大为扛着相机和三脚架早早等在井口旁，他将喷涌而出的油气置于画面前端，远处的高坡上则站满了围观的人群。这种透视的角度特别壮观，拍这张照片时，井口那个最佳拍摄点围了七八个记者，相机也挤在一起。

李大为还拍过一组战井喷的照片，这组照片只有一个色调：泥浆色。抢修的人群也被喷成泥浆色，光看照片都觉得惊心动魄。

所谓井喷，就是井底压力太高，把地层的油自动喷到地面上来。高者一二十米，犹如碗粗。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天然气，哪怕一丁点火星都会酿成一片火海。每次碰到喷出这样的油，施工时工人们都格外小心，生怕冒出火星。

1983年4月29日，永69-1井在施工作业时发生强烈井喷，这是胜利油田历史上罕见的强烈井喷。半天时间，100多个大气压的油气流裹着泥沙，咆哮着从地下直蹿空中。井筒内连接在一起的长约250米的32根抽油杆像离弦的箭一样直刺天空，随后又盘旋着落在地面。重达14吨的抽油机被整个吞入地下，不见踪影。由于井下套管破裂，井口周围塌陷，形成了一个直径达十几米的大坑，坑内泥浪翻滚，气流肆虐，在五六里以外都能听到它的咆哮声，看见冲天的黄色气柱。

当听说指挥部抢喷领导小组要组织一支抢喷突击队时，所有的作业工人都抢着报名。首批抢喷突击队队员，由党员干部和有着丰富抢喷经验的技术工人组成。

现场气浪滚滚，声响很大，趴在耳边说话也很难听清楚，现场讲方案、下指令基本都是通过一块小黑板。抢喷领导小组连续实施了两套方案，压井都没有成功。大家毫不气馁，又研究制定了第三套方案。在吊车的配合下，他们奋力将大型高压闸门推向井口。装上大闸门后，大家迎着凶猛的气浪，穿上螺栓，上紧螺帽。就这样，经过多次舍生忘死的较量，凶猛的“气老虎”终于被制服了。这次抢喷历时68天，无一人伤亡。

相机定格的画面还有1986年3月的孤东会战，一万余名职工和民工投入战斗，大干一百天，没有星期天。电气大队员工足蹬脚扣子，背靠安全带，一天在杆上作业近十个小时，为节约时间，就用安全帽把饭提上来，在电线杆顶上“吃空中餐”。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工人们轻伤不下火线，只要能走得动，一定要去上班。

2009年之后二姨和姨夫退休，花甲之年的老两口回到黄海之滨青岛生活，那段奋斗于渤海之滨、承载着岁月芳华的记忆暂时封存。

新景

2023年的初秋，我随青岛作协采风团来到了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市，见到了姨夫李大为人生故事里的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