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是中国大地上最好的文学风景

军旅文学长久以来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从“十七年”时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到新时期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小说中那些非凡的英雄人物形象长久地留在广大读者的心中。然而新时期以来，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文学创作，当代军旅题材的创作无疑是滞后了。面对当下的和平生活，我们的军旅作家仿佛失去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和平时期的军营故事应该如何讲述，军人形象应该如何塑造，成了长久以来困惑我们的问题。纵观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文学创作，产生广泛影响者寥寥无几。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远离了战争，我们的作家是不是就无法创作出带有“崇高感”和“时代感”的军事文学作品？山东籍军旅作家陶纯用他的作品给出了答案。

从1986年在《青年作家》上发表短篇小说《愿望》算起，陶纯进入文坛已近四十年。纵观陶纯的创作，我们会发现“中国式的现实主义”一直是陶纯所信奉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涌入中国，一时间各种主义、手法让人们眼花缭乱，争相“拿来”。但是在陶纯看来，“迷恋别人的收割机，不如打磨好自家的镰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传统，中国大地上最好的文学风景，不是什么魔幻，而是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才是中国文学的根。拥抱生活，反映现实，是拉近和读者距离，挽救文学的最好方法”。（陶纯：《一座营盘》，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9页）这个从鲁西平原走出的农家子弟兵，多年来始终关注的是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在乡村题材的创作中，他关注的是社会转型时期金钱和欲望对乡村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在城市题材的创作中，他关注的是“断裂”社会中被抛在后面的那一部分人在资本的齿轮下被碾压的疼痛；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军营也难以成为“桃花源”，时代之变同样也影响到当代军人，日复一日的机关生活成为对军人意志和品格更加严峻的考验，基层官兵的精神苦闷与现实困境在陶纯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平时代的军人群像是陶纯的突出特点。他的长篇小说《一座营盘》被称为“军队反腐题材的开山之作”，和平年代里，我们的军队面临的是一场更加严酷、可怕的战争——反腐之战。书写现实，又不回避矛盾，以真诚、坦率的态度揭露当下社会现实存在的种种问题，陶纯挖掘的深度与批判的力度在当代军旅文学中前所未见，但其蕴含的强大正能量，却并不让人感到灰暗与绝望。希望的花朵不惧黑暗的火焰。

一

革命历史题材向来是军旅文学书写的重点。十六岁起就来到军队的陶纯决定要以手中这支笔，写出几部好的作品来回报时代和读者。回顾历史，刻画战争中的人与人性，是陶纯早期创作的重要内容。文字温暖、情感细腻、鲜活人物形象、切入角度别具匠心以及叙事中充满崇高美是陶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给人的整体感觉。短篇小说《小推车》《好天气》《彩蝶飞舞》《生灵之美》和中篇小说《子弹穿过头颅》《天佑》《秋莲》《根》《七姑八姨》等都是这类题材中的重要作品。

短篇小说《小推车》（《解放军文艺》1997年第8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小说以淮海战役为背景，讲述了沂蒙山区的青年柱子受到革命战争氛围的感染，跟随队伍走向战场后，他的父亲王怀炳老汉和堂嫂小娥——一位一直暗恋柱子的新寡少妇——也毅然加入支前队伍，用小推车运送物资与他们共同爱着的人一起奋战的故事。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柱子、怀炳老汉、小娥原本都不需要上战场，但革命年代里，老百姓真诚奉献的心是火热的。陶纯用饱蘸生命情感的文字，渲染出了革命老区的热烈气氛：“号声在村落、田野和山峁间久久回荡。不见首尾的队伍在村外的官道上蜿蜒西去。老人、妇女和孩子们驻足于道路两旁，锣鼓声震天作响，妇救会的大闺女小媳妇把秧歌扭得像刚出锅的麻花，香喷喷让人眼花缭乱；煎饼、鸡蛋、苹果、花生、核桃、大枣在人群里飞来飞去，仿佛是天上落下来的。”（陶纯：《子弹穿过头颅》，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一段极具画面感的文字，将读者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柱子的同班战友小算子临终前善意的谎言成了怀炳老汉和小娥最大的盼头，这一老一少成为支前队伍里最醒目的队员，为了见到柱子，他们愿意走遍天涯。即便最后得知柱子早在参军后的第一场战斗中就牺牲了，悲恸过后，他们依然坚强地推着小推车继续往前走，走向淮海战场。这份朴素却沉甸甸的情谊正是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的基础。小说的动人之处源于陶纯充满生命温度与情感积淀的文字，早年乡村劳作的经历使陶纯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语言系统。独生子柱子在五十九岁的怀炳老汉心中是什么位置呢？“柱子虽然长成了壮小伙子，但在怀炳老汉的眼里，他的儿子永远是庄稼棵上的嫩须须，开春时的树芽芽，碰不得拽不得，不容有闪失的。”（陶纯：《子弹穿过头颅》，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庄稼棵上的嫩须须，开春时的树芽芽，那可是惜地如命的庄稼人的心尖尖呀！没有乡村生活经验是很难写出这样细腻、准确又接地气的文字的。陶纯的小说语言有一种来自土地的气息。这篇小说荣获第七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作者因此荣立二等功，可见当时这个奖项的分量。

中篇小说《天佑》（《人民文学》2016年第7期）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推出的作品。为了给几近陷入绝境的连队搞点给养，班长王大妮和战士唐本奇乔装打扮成货郎夫妇，诱绑了彭家寨大地主彭贵山年仅六岁的小儿子天佑，试图换回两百块大洋，但是没想到彭家的管家前来赎人的路上携钱跑了。部队马上要出发，阴差阳错之间，王大妮等人无法将天佑送回家，不得不硬着头皮带一个小孩前行。一路上本有多次机会将天佑留下来送人，但众人在与活泼可爱的小天佑朝夕相处中已经产生了感情，几番纠结和斗争后，大伙决定带着他继续前行。在最艰难的长征路上，战士们用生命关怀、呵护着天佑。过玉龙雪山，唐本奇拼死将天佑托出了雪窟窿，自己却再也没能爬出来；在一个藏族聚集区，部队因给养严重匮乏欲将天佑托付给寺庙住持时，极度愧疚与不舍的战士毛小虎为给天佑找到一只大灰兔做伴，永远留在了城外的沼泽地里；接下来，他们突然遭遇武装袭击，王大妮为保护天佑被打成了血窟窿；过松潘草地时，人们在死亡边缘挣扎，连长徐发祥紧护着腰间留给天佑的最后几把米，自己却再也没能醒过来……这些本身还是大孩子的战士在长征路上为保护天佑相继牺牲，而毛小虎用生命换来的那只大灰兔在走出草地的最后时刻救了二十个人的性命……正如编者在卷首所说，《天佑》“将人间正道融于对一个孩童的生命呵护之中，以最纯真、纯粹的人性之美诠释英雄情怀，令我们对革命初心的秉持有了更深刻的感怀，进而对人民福祉的创造者有了更入心的感恩”。

“反特”题材是影视剧最感兴趣的大餐，其中的女特务更以其神秘的身份、靓丽的外表而格外吸引观众的眼球。中篇小说《秋莲》（《解放军文艺》2016年第10期）却塑造了一个另类的女特务形象。秋莲的父亲、国民党高级将领许宗衡在淮海战役中阵亡，母亲也随后病逝。在上海，举目无亲的秋莲在初恋对象高伦的诱惑之下，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成为一名以护士身份为掩护的潜伏人员。一次偶然的机会，秋莲救了解放军某部英雄团长马九龙的性命，在上线老K的指示下她嫁给了马九龙。秋莲在做“母亲”和“妻子”的过程中平静度日，用心工作，渐渐忘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并且真正爱上了自己的英雄丈夫。然而，“特务”身份始终像一团阴云将她笼罩，在高伦威逼之下，秋莲战战兢兢地送过两次假情报，她的内心承受着极度的煎熬。丈夫和同事们对她越信任，她就越感到自卑和愧疚，历史错误终究有被清算的那一天……小说结尾处，秋莲身份被发现后自杀未遂，对党和国家有着深厚情感的军长马九龙立刻辞去了所有职务，尽管在秋莲的政治身份上马九龙打错了“包票”，但他并不后悔这辈子娶了秋莲做老婆。人性的幽微与历史的吊诡在秋莲复杂的人生遭遇中体现出来。

严酷的斗争现实，考验着战争中的每一个人。“开小差”现象在以往的军旅题材中极少表现，短篇小说《好天气》（《解放军文艺》1998第8期）却独辟蹊径地从这一角度入手，展现了战争中真实的人和人性，塑造了红军战士的英雄形象。红军最困难的时候，各部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逃亡现象，连续作战，战士们都已经疲惫不堪了，此时丁小栓却意外地发现队伍竟然走到了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他不由得回想起一年前那个宛若梦境的好天气里自己在山顶放牛的场景……大牯牛的意外坠崖使他成为红军中的一员。可“自当了红军之后，打仗打得脑子都乱了套”，自己的亲人都很少想，哪还有心思关心天气和风景呢？远离战争，渴望和平是战争年代里每一个人的心声。小说在紧锣密鼓的战争中让丁小栓一次次联想到：如果是个好天气，作为普通乡村老百姓的他又该在做什么呢？与想象中的那个明净、欢乐的世界相比，丁小栓此时所处的战场仿佛像是另一个黑暗时空。战友斜眼、班长、老黑、书生等的相继牺牲让小栓的心再也不动摇了，他放弃开小差，最后一次用眼神抚慰了自己的家乡，在将战友们的遗体摆放好之后，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弥留之际的他仿佛又见到了梦境般的好天气……《好天气》从人性的柔软处入手，歌颂了红军战士的英雄形象，谴责了战争对美好人性的戕害，短短的篇幅竟给人以荡气回肠之感。短篇《彩蝶飞舞》和《生灵之美》也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战争对美好的人和事物的毁灭。陶纯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往往能选取特殊的切入角度，以鲜明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朴实又不失灵动的文字，串联起一个个带有时代感和崇高美的富有历史温度的故事。

二

狄德罗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法〕德尼·狄德罗：《狄德罗文集》，王雨、陈基发编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真实的人性不仅包括人的创造性、能动性，还应包括人的局限性。陶纯写得更好的是反映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作品。陶纯从中国当下军营生活和军人的现实境遇出发，打破了笼罩在军人身上的层层光环，正视时代和文化转型时期军旅生活的新变化。在反映当下的军旅题材创作中，陶纯从军队、机关、家庭等多个角度切入，将以往军旅文学中被遮蔽或者说被淡化的军人的情感、欲望、苦闷、挫败还原，展现出当代现实生活中基层官兵的精神苦闷与现实际遇，映射出军人的理想、意志和品格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渐占上风的社会现实面前，一再受到冲击和冷遇的严酷现实。

短篇《一个人的高原》（《山东文学》2003年第7期）呈现了长年驻守西部高原的老兵的精神苦闷。高原苦寒，环境恶劣，比环境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孤独，“这儿的天空确实美，可就是太空茫，连一只麻雀都见不到，偶尔能看见一只苍鹰，悬在天上一动不动，像一块被谁扔上天的石头，却又不能落下来……这儿的土地呢？这儿没有土地，这儿只有砾石，大戈壁是造物主留给人间的一道最难以下咽的饭菜。”（陶纯：《子弹穿过头颅》，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长期面对高原造成了老兵与正常社会的某种脱节和“失语”，家乡的人早已不认识他，而在回乡时与姑娘的短暂接触中，他语无伦次的“高原语言”让姑娘望而却步。故乡也将他抛弃了。退役之后他将何去何从？没人能给他一个答案。《一个人的高原》表现出常年驻守边疆的士兵精神的“无根”与现实的苦闷，令人震惊和悲怆。

与冲锋陷阵相比，日复一日的机关生活可能更是对军人意志和品格的考验。中篇小说《雨中玫瑰》（《解放军文艺》2002年第4期）中的李明扬作为国防科技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在学生时代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参加工作后，即便是写机关公文这样“干巴巴的材料”，李明扬也能像写文学作品那样，笔端注满情感。靠着文采飞扬的材料，李明扬在单位里接替老许成为“材料王”。李明扬一直认为自己的职业是神圣的，然而在市场经济浪潮下，军营也难以成为“桃花源”。当以往的同学、朋友成为商界的成功人士后，妻子赵梅也对他的工作产生了不满，认为他的工作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作为曾经的“战友”，如今的商业人士，妻子赵梅早已取得了成功，李明扬却拿着和小区保安一样的工资。夫妻二人的交流越来越少，价值观也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发现曾经崇拜他的妻子赵梅可能已经红杏出墙后，李明扬再也坚持不住了，他的灵感渐渐消失了，写的材料越来越差，职务晋升也遭遇意外的失败。时代之变带来了价值观的冲击，在这样的时代里，李明扬们该如何坚守自己的理想呢？陶纯表达了对和平年代里军人个体价值认同危机的关切。

中篇《子弹穿过头颅》（《解放军文艺》2000年第6期）则将视线对准了从战争年代走过的退役老将军。那个在家乡人心中传奇般的英雄韩天成如今怎样了？作者通过“我”这个与韩天成来自同一个故乡的普通士兵的眼睛，来观察这位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的退役老将军的生活。出乎意料的是，韩天成虽然住在省城凤凰山干休所，但生活却异常简朴，家里只有几件破旧不堪的老旧家具，吃饭也是从食堂打的粗茶淡饭。“我”的往事与韩天成的人生经历是小说中的两条线索，在“我”与韩天成现在、过去生活的交叉、闪回中，韩天成一生的遭遇、纠葛、牵挂与不舍被呈现出来。作为一名英雄人物，韩天成当年立下了赫赫战功，参军前曾经与家里的丫鬟“小蔡”有过一段隐秘的往事。但硝烟过后，韩天成的痛苦反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深了。战争剥夺了那些曾经年轻、鲜活的生命，使他们成为沉默的土地上一座座扎眼的坟墓，在家乡苦等一生的“小蔡”临终前还将她当初给“韩家少爷”做的、几成齑粉的狗皮裤子视若珍宝……战争年代里，人与人之间温暖的情谊与现实中家庭关系的冰冷形成鲜明对比。战争的暴力、杀戮和死亡给人的内心造成了无法弥合的创伤，现代文明却并没有完全修复战争创伤的能力，死亡在活下来的人们心中撕裂的巨大创口仍然是个无法触碰的黑洞。这种痛苦可能唯有死亡才能解脱，韩天成临终时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紧扣着太阳穴的姿势，正像是一个自戕的动作。《子弹穿过头颅》以一个从战争年代走来的悲剧老英雄的创伤触到了战争的痛点：战争不仅吞噬着战场上的生命，也对活下来的人造成了永远难以愈合的内在创伤，他们是活着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