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胜利”的补习班老师

如今，热爱或习惯独自生活的现代人，为什么还需要爱情？

执导过剧集《密会》《春夜》《请吃饭的漂亮姐姐》的韩国导演安畔锡，在新剧《毕业》中抛出这样一个问题。

剧中，徐惠珍（郑丽媛饰）是被好友评为因“根本看不起爱情”，30多年没有谈成一次像样恋爱的人。身为韩国补习胜地大峙洞的补习老师，十年间，徐惠珍凭借个人能力，赤手空拳帮家庭还完债务。在大峙洞人流量最大的公交站内，徐惠珍的脸24小时明亮，为自己所在的补习社做代言。正如广告所写，她是一个“享受竞争，获得胜利”的强者。

她象征着理想的“独立女性”—聪明、优雅，在岗位上游刃有余。在“即使打仗，也得为入学考试奋斗”的韩国，她的未来和本地的教培行业一样光明。

这样的个体，不破碎，因此不需要被拯救；也不迷茫，因此不需要指引；亦谈不上孤独，她有友人、同盟和工作追求。因此，她对爱情，总持旁观态度。这时，爱情发生了，它意味着什么？

秩序中的强者，足够了吗？

安畔锡在创作中，一直尝试讨论：“人应该怎样生活，爱是什么？”在谈论爱情之前，让我们先谈谈故事中人所处的社会。

《毕业》的故事以当下的韩国为底本，在充满了现实欲望的大峙洞补习班之中缓缓展开。补习招牌林立的街区、行色匆匆赶往下一场课的学生、焦灼续课率和下一场合约的补习老师、路边醉酒抱怨文科生没有未来的研究生，无不指向身边的现实。

当前，韩国劳动力市场呈二元分化格局已久。以财阀企业、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为主导的第一劳动力市场，主要招募对象为三大顶尖高校（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的毕业生，这部分学生约占每届大学生的2%。上位者掌握绝大部分资源的社会，不断竞争、赢得胜利，成为从学校到社会共享的一套价值体系。

在竞争中，“人”的价值消泯，学生自然难以习得人的意义。

本片始于一次学测考试结束后，大峙追逐学院内，徐惠珍班上的学生正因一道选择题失分而伏桌痛哭。身为语文组教研组长的徐惠珍，不得不匆匆离开正开着的全社会议，奔向教室。

在徐惠珍看来，学生的选择和参考答案的选项都有道理，只是源于对题目理解的角度不同。她鼓励学生回校与老师解释自己的想法，争取挽回分数。但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害怕因此被学校老师在“学生簿”上记下恶评，因此拒绝了回校讨论的提议。

学生对“学生薄”的恐惧，正是这一竞争型社会难以被撼动的体现。因为学生的每一场考试、每一次活动，都会被记录在“学生簿”上，与后续的升学息息相关。

剧中，最佳补习社社长崔亨善的台词，完美展现了“选择”的重要：“一道高分的选择题，将会暗中决定各位的等级，而这个等级，可能成为你在社会上立足的标准。你要读的大学，你所拥有的工作，就连你去参加联谊碰到的对象外貌，都可能关乎学校考试的一道选择题。”

在这样的环境下，主角徐惠珍之专业、成功，是压抑了自己的人文关怀后取得的。即使她曾对自己的第一个学生表示，阅读是用人的感情接近另一个人，但在更为流水线的大班课堂，她会说：“没必要对叙事者感同身受，反正你们也无法感同身受。”

她给出学生和家长需要的教育—更好的解题模板、更准确的押题能力。

白天，她自我说服，将更多学生送上更好的大学，便是她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但裂隙仍然在悄然产生。剧中，创作者借一位深谙解题模版的优等生之口，对教育发出疑问：“课本的第一章写着，‘学习国文的目的，是为了活得像个人’。读这些，好像不会活得像个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像个人’。”

在竞争中，“人”的价值消泯，学生自然难以习得人的意义。这时，徐惠珍们聊以自慰的成功学叙事失灵，在这条向前狂奔的道路上，她们遇到了停下来的时刻。

爱情，生命活力的表露

和安畔锡前几部剧作不同，《毕业》的重心，不完全在恋人间的相处，更多放在主角与职业的关系上。这一转变，也扣中了当下许多年轻人对爱情的态度—情感烈度不用太高，要与工作相协调。

这也是竞争叙事对教师的挤压。作为补习班老师，徐惠珍常在夜晚十点以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私人生活。这种不断向社会让渡个人时间的工作，让她长期将个人感情藏于社会面具之下，久而久之，她连自我欲求也变得模糊不清。

她曾向友人吐露，不仅对爱情，她是一个旁观者，面对社会，她也时常感到错位。人在每个人生阶段，似乎都有自己应该解决的课题—高中读书，毕业赚钱，到点成家。但徐惠珍与这些社会时钟之间，总“对不上齿轮”。

久处于竞争惯性中的徐惠珍，目前只能感受到与这些外部价值的格格不入，但对自我认知的模糊，也让她主动搁置了反思。她的应对方式，是更卖力地工作。然而，在众人都下班的深夜，徐惠珍常独自待在办公室，对着一整面学生荣誉墙喝酒。这是一个富含意味的场景，用酒麻痹自我的徐惠珍，正尝试将这些外部的肯定，内化为自我的意义。

但一份突如其来的感情，冲击了她的生活。导演安畔锡曾表示：“人类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当敏感的转折点出现，人的本质就显露出来。”对徐惠珍而言，这个转折点正是自己的第一个学生，李俊浩的出现。

对教师而言，偶尔会出现这么一个学生，会被老师隐秘地寄托些期许，期待其去探索自己没走过的道路。李俊浩之于徐惠珍，正是如此。他曾接受过徐惠珍未被补习社规训过的教育方式，被她影响着，他从一位厌学的差生，到逐渐爱上文学，并考取了高丽大学。在李俊浩身上，徐惠珍曾实践过理想的人文教育。

但这个老师的骄傲，却选择放弃“更广阔的生活”，也成为一名补习老师。这让徐惠珍不得不直视自己对职业的矛盾认知。她本能地劝告李俊浩不要成为补习老师，如同劝告理想中的自己，不要强迫自己适应单一的价值。

李俊浩正如一面来自过去的镜子，用过去的理想自我，照见徐惠珍当下的匮乏。生活在此处开始产生裂隙，徐惠珍开始在夜晚停下脚步，不再为补习老师这一身份让渡自己的生活，而开始重新听见自己的声音。渐渐地，夜晚不再是疲惫白日的延伸，而是可能落水、可能下雪、可能因喝醉而缺席工作、可能在半路上相拥的冒险时刻。

更多积极的情绪和音乐一同，在徐惠珍的生活中小小地迸发。看至这里，也不免让观众叹息，爱情即使已不是最重要的事物，也仍然是生活的一股强力，将个人带至可能的繁荣之地。

激情将徐惠珍推至了个人欲望和社会角色的岔路口。即使没有曾经的“师生”身份为两人的相爱增加伦理阻力，让工作狂徐惠珍为爱情减少工作时间，也是一场需要内省的选择。

李俊浩出现后，徐惠珍曾经清晰的答案，都变得动摇。是否要放弃现有的学生，去更高薪的补习社？是否要继续原有的教学模式，传递最高效的解题技巧？是否要压抑自己的感情，迎合别人的期许？原本，这些答案都是“是”，但此时，一切变得“难以形容”。

重新照见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爱情虽是徐惠珍跳出庸常现实的契机，但真正驱使她做出改变的，是一直潜伏在她心底的价值排序。从“重新发现”自我欲望，到明确自己的选择，徐惠珍仍进行了很久的探索。

不仅对爱情，她是一个旁观者，面对社会，她也时常感到错位。

剧中，两个秉承着极端教学理念的语文老师，分别可看作徐惠珍教学实践的两端。

大峙追逐补习社的对手、最佳补习社的社长崔亨善，俨然一个功利主义的具象。这个从公共教育出走，转向补习社的国文老师，在课堂上的宗旨是，不能失去一分。她的课堂沉默、威严、秩序井然。学生只需单方面吸收她整理出来的文学常识、答题模板，便可高效提分。常着一身黑衣的崔亨善，从个人形象到教学管理，都践行着自己对等级的高度认同。

在崔亨善眼里，同样善于钻研出题方向、拆解做题思路的徐惠珍，是一个年轻版的自己。尽管两人互为生意场上的对手，但她对徐惠珍，有一抹同为专业做题家的惺惺相惜，并一再邀请她前来成为副社长。

但徐惠珍拒绝了这份来自功利主义者的邀请。尽管接受邀请，能让徐惠珍延续从前的成功故事，但已在相似的道路走过十年，她明白，这条路只会不断掏空自己。而一旦她不愿继续扮演做题专家，便会被无情地抛弃。

另一位来自公共教育的表尚燮老师，则长久地叩问着徐惠珍真正的追求。这位不愿让国文教育变成解题思路的老师，曾彻底地扯开徐惠珍的遮羞布，告诉她，补习社如同依附在公共教育之上的寄生虫。

面对表尚燮的直言和李俊浩的转行，徐惠珍一度表现得像功利主义的卫道士，在二者面前强调竞争法则的强力。这份苦口婆心，其实也是徐惠珍一次次的自我说服，她既希望阻止他们走入竞争的泥潭，也希望再次验证，在当下的教育场，实用主义教学无可打败—比起难以看见效果的人文理解，得分，才是改变人生的关键。

教育的意义，在现实中也是一道难解的命题。人对人的影响如此难以量化，选择人文教育，难道不是选择一种难以掌握的人生吗？

创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偏好。当表尚燮老师转向补习班后，他开的第一堂国文课，不是与其他国文老师们“斗法”，比拼谁对出题思路研究得更透彻。相反，他选择的课题，是老师们在解题时都不会讲的“文学思潮”。不同于其他老师将作家背景作为解题的资料补充，表尚燮上的是一节“不会考”的课。他将一篇篇课文放回时代背景中，尝试给学生展现一幅不断斗争、不断变化的思想史。这堂课没有准确答案，却是最接近“感受”的一堂国文课。

表尚燮老师的试课结束后，曾为失分哭泣的学生表示，自己可以独立选择接下来上哪一位老师的课程。尔后，面对从最佳补习社转来听课的学生，徐惠珍也选择了用接近作家的方式，指引学生理解作品，而非单独进行理论分析。学生们和徐惠珍一同，展现着一曲自我价值觉醒的复调。

在《毕业》第八集的开头，徐惠珍在上课时为学生们讲解了弗洛姆《爱的艺术》中的一句话：“爱是对我们所爱对象的生命和成长的积极关心。”

这句话也是全剧指引人们行动的核心。通过爱，人获得的不仅是一份情感体验，更是与世界交手的欲望和勇气。而这，也是创作者意图传达的“人应该怎样生活”。

电视剧的最后，徐惠珍从竞争性的规则中抽身而出，离开了补习社教师的职位。而保持反思能力的同时，她也收获了一份爱情。

特约编辑 吴擎 姜雯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