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记：虚构美学、精神现实与经典主义

乡土文明向城市文明的社会历史转型，催生出“冲突—抉择”型的公共叙事母题，异质文明之间的罅隙、错位与冲突及其导致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观念行动和精神肌理的裂变、重组与变异，成为作家所倾心凝望的文学视域，演绎出“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城郊中国”“城镇中国”等多种乡土小说叙事形态，僭越了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的既有边界范畴。这是社会变迁与文学表达彼此呼应的艺术常态。在当代，作家主导观念当中的城市与乡村泾渭分明、各居其所，小说人物及其肖像、精神和美学往往承担着特定文明话语的符号象征功能，从文明语境、生活情境、社会环境，再到人物形象、精神气质、文化思想，都呈现出显豁而迥异的谱系区隔，诸多小说以看似微观生活的叙事，实则试图呈现的是宏大的历史命题。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小说叙事自为机制的钳制与规定，它以宏大的文明转型视域投射观照小说人物，日常的、世俗的、底层的、边缘的“民间”往往承担着整体、象征和先验的含义，并最终归位于社会历史的生活必然——真实的民间近景被遮蔽，真实的微观个体被放逐，更为重要的是，超越“城—乡”语境制约的“人”的存在本体的丰富性、自足性、精神性、超越性、永恒性也被屏蔽。

在乡土小说经验已经丰沛而饱和的中国文学现场，70后作家杨遥的新城乡叙事，展示出他对既有城乡中国叙事经验的拓展与超越，他以“新城乡小说革命”的总体性文学自觉，完成城乡小说叙事的艺术开拓与美学创造，构建出极具先锋性的新城乡叙事的文学路径。在杨遥对“城乡中国”的“历史”“现实”“个体”空间的多维形塑当中，他将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象征、存在、印象、心理）进行融会，从文学的总体性视域和整体性实践当中，完成了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小说观念、小说精神和小说美学的“新小说革命”，即杨遥的“叙事发明”最终衍生出坚定而深邃的“真实发现”，包括对乡村、郊镇、城市，以及在城乡当中迁徙流动的空间景观、个体景观、人性景观的持续不断地发现：“人”及其存在的幽深城堡重新成为小说与叙事的轴心源点。节制、内敛、冷静、简约是杨遥小说叙事极具标识性的个人风格，他以自然主义的文学思想，荡涤了历史风云和时代诡谲之于人的撞击与回响，专注于聆听和扩大民间个体蜷缩于阴暗角落的幽微之声；他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穿透民间底层的撕裂呐喊和表象苦痛，勾勒着沉默个体的生命困境和精神沉疴；他以现代主义的总体思想，开掘出异质文明转型时期被时代、历史、社会所遮蔽的人的存在的丰富与绚烂；在其后来的创作当中，杨遥更是有意识地突破之前的叙事调性，借助“本土化”的“道德价值”与“后传统”的“存在救赎”，完善着小说“回归式”的“未来寓言”，并以古典主义的文学思想，厘清热烈、诡谲或荒诞的生活表象之下，人的生命存在所注定的抉择的坚定与羸弱、信仰与悖论，创造出具有民间本土性的“肯定美学”与“和解精神”，呈现出“反现代主义”的古典美学品格。因此，杨遥在其小说当中所展现的是具有跨界性、融合性和延展性的新城乡小说叙事理念、叙事精神和叙事美学。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史视域之内，杨遥的小说在对城乡空间的多维叙事当中，构建出具有当代小说革命意义的“民间古典主义”“自然存在主义”“现代现实主义”“经典现代主义”的小说叙事范式，完成了城乡小说叙事新经验的生成、新路径的开拓、新美学的创造。

民间的质地与个体的悖反

日常的城市与鲜活的乡村，充当着填充民间概念的社会历史内容。因此，城乡民间既是与官方体制、知识圈层相对应的概念，更是有着清晰纹理、可感可触、更迭涌动的生活实体；城乡民间既是具有精神同一性和心灵稳定性的理想乐园，更是有着自身权力规约与等级秩序的生活话语场域。在杨遥的民间个体叙事序列当中，他对生活在背光角落呻吟的底层人的叙事热衷，实则是他对人性、道德、精神和心灵在逼仄而撕裂的存在境况当中的冷观隐喻与悲悯同情——杨遥严肃而真诚地勾勒着他们的心灵、思想、活动和命运的起伏无常。他们是城乡当中喑哑而巨大的存在，杨遥赋予他们普遍性和典型性，他们的“存在问题”也因此成为弥漫于民间底层但又普遍未知的精神痼疾。杨遥解构了文学所依持的道德性、正当性、合法性等启蒙话语关键词，消解了民间底层叙事所享有的文学介入社会的批判指向，将“人”的存在困境和遭遇经验作为叙事轴心。

第一，杨遥以“一花一世界”的文学棱镜，抽空和剥离了小人物身上的“小”所附着的阶级性、政治性、资本性之后，让纯粹的精神化和存在化的“个体之人”，与充盈着社会、资本、政治、道德、理性的“城乡民间世界”进行抗争，在或灭亡或胜利或妥协或沉寂的结局当中，呈现个体之人的精神、心灵、生存的或残忍或极端或欢愉或温暖或高贵或倔强的人性质地。一方面，杨遥的小说深藏着对城乡个体所面临的“压抑与解放”的生存分裂境遇的深刻发现与人共存于多个空间的钳制，这构成了杨遥小说叙事演进的情感动力；另一方面，杨遥对城乡转型语境当中个体的命运沉沦充盈着深切的悲悯。这是杨遥“现代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与艺术美学的新创造。

第二，杨遥以当代个体化叙事的文学视域，审视着个体化成长的合法和坚定、难度和前景；同时，杨遥还将个体放置于其一度意欲蝉蜕的城乡集体化的语境当中，审视城乡集体作为制掣性的反启蒙力量所蕴藏的正面人性。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所形塑出的彼此救赎、互为启蒙、生活对话的模式之内，个体和集体所共通的人性质地展示出温情与残酷并存的“辩证法真实”。《闪亮的铁轨》是一个村庄群体唤醒零余者人性感知的“群体胜利”故事。弧村的民间集体以隐忍善良、古道热肠的宽容与博爱，试图救赎少年于孤独与偏执的深渊，而少年漂泊者的人性复苏，证明了民间道义的胜利和个体偏执的超越。与此同时，杨遥笔下的民间个体作为异托邦的另类存在，在与群体的拮抗或对话当中，还能够激发出集体所不自知的精神痼疾，让群体褪去温和或绚烂的表象，裸露出被放逐、被压抑、被残害的真实面向。《二弟的碉堡》则演绎出个体对抗群体并成功改造群体、赢得尊严、保持生命野性的“个体胜利”的故事。杨遥一方面对现代性所极力张扬的个体乌托邦进行全面祛魅，呈现出个体所面对的残酷阴冷的“压抑”和所蕴含的生命能量“热烈”的双重性；另一方面，杨遥青睐谱绘民间集体所具有的精神召唤和集体囚禁的悖反性。而零余个体与民间集体之间，在彼此的对峙、逃避、改造、反击乃至企望当中的“反乌托邦”的心灵图景，既是对集体性格的文化开掘与审视，更是对个体人性质地的拷问与自省。

第三，杨遥的小说凝望着当代个体的精神自由所普遍面临的被庸常生活所围困的境况，他对民间个体所隐匿的多重压抑的审视，触摸到了人性的沦陷所致的生命荒芜；但他更倾心于个体所展开的对存在围困的反叛、对个体理想的坚守、对生命自由的渴望的精神景观雕刻；同时他又以哲人般的睿智洞悉着个体在对精神理想或生命自由不断抵近的过程，所附带的个人意志与存在囚禁之间所可能生发的种种不确定性，“超越”“浪漫”或“沉沦”“溃败”成为个体努力逃离政治、历史、资本、命运的牵制而获得理想自由之后所必然面临的生命困境。《给飞机涂上颜色》当中，张明清的生活如同身处窒息的牢笼无法挣脱，“见义勇为”就是他所完成的生命光芒的绽放。《雁门关》当中，雁门关这个承载着英雄豪情、历史想象、青春火热的精神之乡，却成为主人公难以企及的生活彼岸，日常生活的艰辛、底层遭遇的屈辱、人到中年的困惑，都隐藏着生命光泽褪去的悲剧，短暂解脱无法真正重构心灵的诗意家园。《表哥和一次青岛旅行》是“我”在庸常生活压抑下的一次精神释放，但真正的逃脱只是一场一厢情愿的虚妄。《为什么骆驼的眼神总是那么疲惫》当中的元明厌倦了生活的平庸，于是将自己沉溺于不停洗碗和转呼啦圈中，看似荒诞的情节实则是对当下人精神世界和生活状态的抽象概括，当执拗、狂妄、空虚、卑微同时涌向个体之时，也是不可理喻的存在荒诞的发生之时。

第四，杨遥的城乡中国叙事避开了对生活悲情的“原因追溯式”的外在批判，而聚焦悲情现状在个体的身体与精神的“结果段位状况”的内在描摹，因此，他的民间叙事更具对自我存在体反思的镜像效果。《唐强的仇人》以弱者非理性的“复仇”的荒诞为主题，却充斥着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和兽性泛滥，虚妄的复仇只是弱者群体的精神自慰，生存的无望、复仇的虚妄、弱者的卑诺，才是小人物所普遍面临的生命困境。《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当中，“我”从校园步入城市的初次人生体验，也是一次人生的成人礼仪式，其中的生活体验蕴藏着对生存磨砺的审视与触摸，坚定着对青春梦想的执着，在世俗的冲击和漂泊的旅程中，唯有超脱性的“生命浪漫”与“生活信仰”是应对强大裹挟、夹击乃至毁灭的盾牌。《你到底在巴黎呆过没有》当中的流浪者阿累，在一步步接近繁华的巴黎时，他的行动所隐喻的生活单调和信仰偏执让他迷失了生活的信心、生命的激情，他有着卑微中的倔强、厌恶中的坚持、晦暗中的努力，但无法逃脱来自生命底色的晦暗无望。

救赎的虚妄与存在的沦陷

第一，积极的救赎与解放的行动。杨遥洞悉着当代人身处压抑情境当中的无可挣脱——群体压抑、俗世压抑如影随形，但是杨遥却能以冷峻而不失激情的敏锐与理性，欣喜于生活当中形形色色的弱者在精神自由的渴望之下，在人的本质力量的激发之下，以种种或虚幻或短暂的自我救赎方式，完成着压抑解放的行动实践和心灵蜕变。《在圆明园做渔夫》当中，白蒹为了躲避钟飞的讹诈和纠缠，以“历史”的虚妄享受着古代帝王般的自由，这是弱者压抑的缓解和释放。《在A城我能做什么》当中，一群生活失意者以各自的解脱方式寻找生命存在的意义，但生命存在的意义或许只是坚持与煎熬，它隐藏着生之无奈，也孕育着生之希望。《大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当中，孟良和“我”都对理性化生活进行逃离，努力触摸真实的生活质感，这是平庸时代对扼杀精神自由的集体逃离，孕育着孤独共鸣的契机。《风从南方来》以小孟对体制规约下生活压抑的反叛为主题，他吃鸭头、买鸭头、卖鸭头、学鸭头的荒诞行径，深隐着以麻醉方式对庸常生活和黯淡生命的逃避。

第二，救赎的虚妄与信仰的重建。杨遥以人性叙事，重构人类在寻找到个体自由之后，持续寻找精神家园的后续精神动力。他深谙当代个体自我救赎的普遍无效，在祛魅的过程中，自由成为最高目标，但是自由疆域的漫游又将人推到了流浪弃儿的境地，因此在解构年代重新相信“上帝复活”就是陷入上帝死了之后的当代人重新确立信仰的一条复归式途径。《柔软的佛光》中，肉和尚是被民间集体所遗弃的孤独者，但个体与群体却可以在人性温存与乡土人伦的层面，获得生命的净化和升华。肉和尚所信奉的佛世界，并不是他逃遁的空灵世界，他以自己的大慈与大爱，改变着自身与村人的疏离、歧视、冷漠的境遇，最终在肉和尚澄澈的人性温暖中得以消散，底层人群之间的相濡以沫和情感慰藉剔除着灰暗生存世界的绝望，在信仰中觅得了对生命意义的憧憬。《奔跑在世界之外》当中的孙金以佛教的大悲悯，救助着“最需要救助的人”，但孙金心怀信仰、身体力行地坚持写作，也灼照着“我”以及身边人组成的平庸世界的烦躁、灰暗和无趣，他以脱离平庸俗世的信仰和超越的异类性，诠释着何为大慈大悲。

第三，对压抑的反抗与人性的异化。杨遥深刻洞察到生活弱者的精神主体在无望、无奈和无助的境遇当中，人性所滋生的扭曲、癫狂和分裂，这种对压抑的反抗和解放的无果，正是人的生存荒谬和生命晦暗的寓言化象征。《硬起来的刀子》以饱满的情绪细节正视着生存压抑中人性的非理性和宿命解脱的难度。《谯楼下》当中，城市夜灯下的小商贩成七，在生存、性、尊严的屈辱和压抑下滋生着心灵自由和精神寄托的浪漫幻想，当幻想破灭之后，他也陷入了无望的深渊。民间底层的艰辛、淳朴、执着、道义，联系起了女子与成七的命运共鸣，世俗的生存压力、夫妻关系的不伦、人性的被践踏，让他逃避着现实的一切，在对风尘女子的期待与想象中获得疗救，这是成七作为底层个体对生存窘境的挣脱方式，而这唯一的幻想泡沫的刺破，也彻底摧毁了成七所寄寓的人生浪漫，他的非理性报复也将自我推向毁灭的尽头，这是生之逃避的最高界别，也是对无爱世界的最后诀别。

情感的迷狂与历史的忧郁

历史代际的经验优势和深微的城镇生活体验，使杨遥的个体叙事不再局限于传统文化、乡土伦理等视界领域，而是可以脱离了外在历史重负和文化境遇之后，从较为纯粹的性别、历史、记忆等维度，反思个体成长的迷狂，体味个体生命的困境。这是杨遥对饮食男女、俗世繁华、历史物象、文化记忆所构成的民间质地的再发现，他触摸着历史物事的当下孱弱，悲悯于心灵浪者的精神残缺，更发掘着在荒诞绝望和无所依傍当中，那些并未丧失本质力量和主体自觉的人，他们的种种以信仰、爱、自由来实现自我蝉蜕的抗争努力，以及这种抗争或努力所附带的不可预知性的深邃、幻惑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