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的烟囱

烟囱矗立在空中，像一个古老的法器，狼烟滚滚，泛着一股甜腻的铁腥味，最后消失在浩渺的天宇。我们脖颈僵硬，眼睛酸出了泪，还是不愿撤走。后来知道秸秆消失在远方的烟雾里，连灵魂也没有了，我们很难过。忽然感觉烟囱倒过来，直接朝我们倒过来，庞大的影子像老雕一样。哇，我们大叫，一齐往村里跑。老雕压在头顶，撵着脚步，可不敢张望，万一被扯住就惨了。一条沟渠挡住脚步，跃跃欲试，始终跨不过去，急得跺脚，抓心挠肺。烟囱并没有倒下来，还在原来的地方站着。把后脑勺搁在背上，就能看到圆圆的顶。当时，那么多人反对我们走进窑厂，我们只能站在沟渠边，远远看着矗立在空中的烟囱。特别是窑厂的人，看见我们黑不溜秋的脑壳，就想给我们吃疙瘩梨，把食指和拇指圈起来，然后作势在我们脑壳上狠狠弹一下，弹一下，再弹一下，他们可不管我们疼得眼睛里流出泪水，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那时候我们最怕他们的疙瘩梨，也恨，做梦都想让他们的手指像秸秆一样消失。

点火的日子，我们像溃不成军的鸭子，脸上挂着沮丧和不安，视线绕着烟囱打转。那些黑不溜秋的人在烟雾中穿梭，像水里的泥鳅。我们用眼睛抓着他们的影子，在缥缈的雾气中跳跃。我们家那么多秸秆都被他们推进黑黢黢的窑洞，没得商量，动作粗鲁、僵硬。他们没有给我们一分钱，合着是该着似的。我们在帮父母拉那些秸秆的时候，衣服溻透了，肩膀勒出了血。他们没有一点同情心，把一张白条交给大人，秋后结账。对这样的方式，我们将信将疑，主动权在他们手里，谁知道他们能否兑现承诺？

点火的日子除了忙碌，还要开大火，一口大锅里炖着骨头和肉，袅袅的热气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丫头。场地上摆好了八仙桌，四条长板凳搁在桌子周围。他们一个个像功臣一般坐在八仙桌旁，桌上摆着十几道菜肴，荤的素的都有，泛着诱人的香气。他们还喝酒，嘴巴张得很大，咀嚼的声音很响，他们真是可恶，要在点火的日子一味吃喝引诱我们，一点不顾及我们的感受。他们终于吃完了，几条狗穿梭在桌子下面找骨头，我们不管不顾地跑过去，在每张桌子上搜索残留，为一块骨头甚至打起来。他们吃饱喝足，开始祭拜，把供奉在祠里的财神爷抬出来，磕头作揖，鸣放鞭炮。空中翻滚着浪花般的浓云，烟囱长长的影子罩住了我们像鱼一样滑腻的躯体。

父亲瞅空子走过来，揣着半个没舍得吃完的肉夹馍。那么多人埋头吃喝，根本没谁理会。父亲像一股风，把半块馍塞给我，又风一样消失了。父亲像做错事情的孩子，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可有可无的人。我把肉夹馍分享给伙伴们，每人一口。

我们讨厌那些日子，是因为被忽略。坐席是一种尊严的体现，一次次被屏蔽，我们感到屈辱而愤慨。我们握紧拳头，发誓再也不把秸秆拉到窑厂。不知道谁咕嘟咽口唾沫，瞅着热闹的场面，肚里咕噜噜叫起来。

喜子解不下大手，脸憋得像一块红布。有人出主意，在烟囱前燃三炷香，磕三个头，但要背着窑厂的人，他们见了，就不灵了。小喜大大按这法子做了，第二天，小喜放了一个屁，裤子还没褪掉，屎就下来了。

烟囱在我们眼里神秘起来。我们站在沟渠边，远远仰望着，谁也不敢多走一步。

我们还是希望点火的日子快点到来，虽然捞不到什么好处，但场面很热闹，说不定他们发慈悲，留在桌上的东西多一些。

我们喜欢每一个绕着烟囱转圈圈的日子，日子像水纹，一圈又一圈，中间的点就是点火的日子。日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诱人。

高高的烟囱耸立在每一个日子里，弯弯的沟渠上出现了一个个小坑，是我们用身子蹭出来的。看着烟囱投过来的影子，我们眯起眼睛，阳光无遮无拦，烟囱像一把剑。

父亲也要点火了，有一天我从沟渠回到家，那个确切的消息撞到我。父亲在打谷场脱砖坯，拉土，和泥，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这是父亲的秘密，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们。直到所有的砖坯脱完，晒干，父亲才说，他要点火烧砖。这是大事，我们包括母亲，都对他的行动迷惑不解，不知所措。看着他消瘦疲惫的脸颊和眼睛里的血丝，我们集体噤声，好像迷路者，谁也不知道该往哪一条路上走。父亲做事一向低调，这件事隐瞒了那么久，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吗？可是谁也高兴不起来，为自己的疏忽懊悔不迭。父亲一个人受苦，我们做袖手旁观的看客，从感情上难以接受，父亲的做法无法让我们释怀。我跑出村庄，一直跑到沟渠边，对着烟囱撒了一泡尿。

父亲买不起砖，拿着积攒的白条去兑现，窑主看了，说，瓜是瓜，瓠子是瓠子，窑厂承包了，以前是集体制，现在个人管辖，窑主不承认。父亲趔趔趄趄地爬过沟渠，像我们那样看着高高耸立的烟囱，想骂人，想哭一场。最终，父亲什么也没做，开始了一个人的战争。

父亲瞒着我们，做出在外面帮工的假象。他早起晚归，孤独地在自己的道路上跋涉。脚上起了疮，走路一瘸一拐，母亲心疼，劝父亲别干了。父亲知道母亲蒙在鼓里，说，不去帮工，一家人吃啥？母亲信以为真。父亲有一个小收音机，干活的时候放在身边，不管哪个频道，只一直响着。那年秋后，父亲第一次没有把秸秆卖给窑厂，打谷场上，秸秆像一座小山。父亲叹气，后悔以前把秸秆拉到窑厂，什么也没得到。

父亲做人的原则是万事不求人，宁可吃亏，也不愿意低头。他没有朋友，不愿意和人产生过多交集，在村里一直是孤立的。有时候，我在街上走，有人指着我，毫不避讳地说，你不是老李头的儿子吗？我感到屈辱，快步跑开。他们恶意开父亲的玩笑，随时随地。我不理解父亲，问他，你这样做，何必呢？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摇头苦笑，你不懂。在父亲眼里，我永远是一个孩子。

高高的烟囱喷吐着浓浓的烟雾，父亲视而不见，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要求我们遇事挺直腰杆，不要在权贵面前低头。他挨个抚摸着我们的脑袋，记住了吗？记住了，我们一齐喊道。父亲那时候有一点自负。但他没想到，他这种做法其实已经把自己推到了生活的边缘，也使我们蒙上屈辱。

喜子避开我，去上学了，我在一个阴天的傍晚得到这个消息。很快，另一个伙伴也和我分开，去上学了。看着渐走渐远的伙伴们的背影，从未有过的孤独感烟囱一样压过来。我想找一个人透露父亲点火的事情，窑厂每一次点火都吸引那么多人，父亲点火的日子，应该也是非同寻常的。可是，没有人分享我的喜悦，他们像烟雾一样消失了。

窑厂生意兴隆，每天都有拉砖的车，轰隆轰隆碾着灰渣铺成的路从村庄后面驶向远方。灰尘飞扬，遮住了视线。

我索性谁也不见了，站在沟渠边，傻愣愣地看着来来往往拉砖的车。

父亲为点火做着前期准备，清理场地，收购秸秆，翻晒砖坯。母亲准备吃的，还提前为父亲赊了一桶酒。站在场地上的父亲踌躇满志，白发飞扬，显得伟岸高大。

父亲选了黄道吉日，太阳出来正式点火。这个时间是有说法的，朝阳蓬勃，万物一新，预示以后事事顺心，没痛没灾。父亲没请人，请人需要花钱，家里没多余的钱。我激动了一晚上，等了很久，也没见到伙伴们的影儿，只好把激动的心情掩饰起来，等有机会再分享给他们。父亲没让我到场地，帮不上忙，在树荫下看着。点火前父亲放了一挂鞭，没喝酒，怕误事。记得窑厂每次点火，祭财神，喝酒，吃肉，像过节，站在树荫下，我有点不甘，想弄出点动静。一只鸟在树梢不停地聒噪，我心烦意乱，最终什么也没做。

父亲像一只陀螺，在我的视线里转来转去，汗水在身上汇成了河，被热浪淹没。父亲第一次点火，他渴望成功，心情像爆竹一样热烈。我不想做一个局外人，虽然帮不了忙，但我还是想做一个对父亲有用的人。

那些日子，父亲守护着窑口，轰隆隆燃烧的秸秆映红了窑门，树荫下的我同样像火光一样跳跃。风携裹着窑厂刺鼻的煤臭扑面而来，巨大的烟囱横卧在沟渠蛇般扭动的水面上，父亲的窑愈发显得渺小寒碜，很多人视而不见。喜子出乎意料地来了，将一张画着树林和蓝天的彩纸递给我，上面有两行字，喜子念给我听：“美丽的家园有很多树，蓝天像绸缎。”她的声音好听极了，像收音机。我不想让她走，指着父亲的窑，说，等砖烧成，我们就要盖房子了。喜子不感兴趣，把彩纸放在我眼前，好看吗？我点头，好看。喜子说，你怎么不上学？她把彩纸放在自己眼前，继续说，学会画画、写字，你就会知道世界多么美好。

父亲失败了。因为没掌握好火候，砖坯烧成了奇形怪状的琉璃头。从窑厂回来，父亲没说一句话，用被子把自己蒙起来，开始了长睡的日子。阳光照在床头，父亲花白的头发像一团灰烬。父亲沉浸在睡眠中，现实太残酷，剥夺了一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也许，睡眠是摆脱痛苦的最好方式。我不敢出门，不敢见喜子，我只能小心翼翼陪着父亲，趁他醒来的时候让他吃一点东西。

母亲要我到盐碱滩折红柳，母亲说，红柳开了。我知道柳絮败火。我问母亲，能不能叫上喜子？喜子上学去了，母亲摇头。我很失落，只好一个人去盐碱滩。到盐碱滩要经过窑厂，可是我不想走窑厂那条路，绕到很远的堡子，然后折回来，再去盐碱滩。从此我要成为一个与窑厂没有任何交集的人。我努力让眼睛撇开烟囱，投向另一个方向。有人在沟渠捡蝉蜕，稀稀拉拉的树站在沟畔，像穷困潦倒的乞丐。他们靠着一棵歪脖子柳树和一棵笔直的钻天杨，高声朝我喊叫，声音被风刮向另一个方向，除了麻雀叽叽喳喳聒噪的声音，我什么也没听见。我不想逗留，加快了步子。如果有喜子，我想我一定会走过去，拉起她的手，一块去盐碱滩。那天几乎看不见烟囱了，我才回来。母亲很高兴。父亲也很高兴，把头转向窗外。褐色的柳絮跟水一块熬，最后熬成一种黑色黏液，浓浓的苦涩在房间氤氲。父亲除了有点虚，没任何异样。母亲说，给你熬柳絮呢。父亲没有吭声，喝了药，趔趔趄趄地去窑厂了，在地面上留下一道暗黑的影子。

父亲终于想开了，见了窑主，掏出欠条扔进窑门，他的大度里有一种悲壮，显得洒脱随性。窑厂在招工，没费任何周折，父亲做了窑厂工人。

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在某种特定时期，因为各种原因改变自己。父亲走向窑厂的动机是为了生活，躺了那么久，想了很多，他终于明白，睡觉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走出去，走向窑厂，才是改变命运的方式。他有点厌恶这个突然从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想法，像一个拒绝食物的人不得不向面包屈服，父亲完成了一场思想斗争，同时影响了一个少年的人生走向。

我们像飞翔的麻雀落在轰鸣的砖机周围。喜子第一个走过来，她后面更多的伙伴走过来。我们都处于好奇的年代。窑厂引进了流水线专机，正式走上正轨。我们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绝不乱跑乱动，一切听从窑厂领导的指挥，遵守窑厂纪律，不随地大小便，不影响正常生产。喜子把保证书交给负责人。机器的轰鸣掩盖了所有的声音，那些在流水线上忙碌的人只能提高声音交流，一晌活儿下来，除了身体疲惫，嗓子也是破的。父亲负责往板车上叉坯，这是关键的一环，成型的砖坯被皮带轮带过来，要一块块叉到板车上，码好，动作要快并且准确。父亲瘦弱，但精力充沛，动作规范，从没影响工作。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吃过饭开始干活，一直干到看不亮为止。唯有重复，唯有用原始力量驱使自己永远不要停下来，父亲给我一个执拗的背影。我们不愿看下去，绕场子溜达一圈，捏了几个泥球往上扔，看谁接得准，但泥球往往落在瓦砾和砖头间就找不到了。我们说说笑笑往回走，一直到了沟渠才站住，中途谁也没回头。不知道为什么，窑厂对于我们失去了吸引力。窑厂改烧煤了，秸秆做了牲口饲料，不用再担心窑厂打白条。喜子透露，如果他们不给钱，年底，你爹还会收到白条，一年的活，白干。喜子她爹在镇上干差事，永远不担心白条。我把一块坷垃踢到水中，骂了一句。

我回了下头，烟囱耸立空中，要倾倒的样子。喜子说，它不会倒。我说，你咋知道？喜子看着我，突然皱起眉头，说，也许，说不定。读过书的喜子跟以前不一样。

我到镇上上学，喜子已经读大二了。暑假，我们有过一次聊天机会，不同的生长环境使人产生一种隔阂。高高的烟囱蒙上一层暗色，那是岁月的积淀。渠水在脚下扭动，蜿蜒着伸向远方。以前我们去找过渠的源头，走累了，想坐下歇一歇，发现前面是一片沼泽，源头原来就在眼前。青涩的记忆让我们陷入对过去时光的回忆，待了一会，各回各家，我往东，喜子往西，我们的家在截然相反的地方。过完暑假，喜子要回学校了，临走，她把一篇论文的打印稿给我看。我无法消化，只记住了标题——《论环境对一个人童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