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论阿乙的小说创作

一、阿乙作品的原始运动

（一）原始运动的轨迹：“世界尽头”的推论

阿乙的写作开始于被他称作“世界尽头”的故乡。这既是他涉笔的源头，也是其笔下主人公纷纷逃离的原点。逃离——从乡村到城市，或者说由“世界尽头”到“世界之都”——构成了阿乙作品内部的原始运动。把握阿乙创作的总体性，除了“世界尽头”这个自我规定的经验原点，作者的第一部小说集《灰故事》也是我们理解他的最好切入点。《灰故事》2008年8月在上海三联书店付梓，收录了作者写于2006年至2008年的《极端年月》《五百万汉字》等31篇小说，凡二十五万字。2013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再版此书，主要改动是删去《拉小提琴的大人》《一个乡村作家的死》《证件》，增添《毕生之始》与《下沅村的童话》，成其为三十篇。在《再版序》中，阿乙提出了“可能是（他）一生的写作母题”，即“对‘上帝不要的人’的深刻同情、对‘得不到’的宿命般的求证以及对人世的悲凉体验”（ 阿乙：《再版序》，《灰故事》，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对‘上帝不要的人’的深刻同情”要预后至第四部小说集《情史失踪者》，“对‘得不到’的宿命般的求证”是作者在前两部小说集完成后便废止不顾的题目，唯有“对人世的悲凉体验”，贯穿了他迄今以来的全部创作。

在“世界尽头”对人世初有悲凉体验，发端于其母题性质的两篇作品：《极端年月》《毕生之始》。《极端年月》是三易其稿，初稿为《情人节爆炸案》，二稿为《世间》，两者均写于2008年以前。《灰故事》收三稿《极端年月》《鸟，看见我了》复收一稿《情人节爆炸案》。再版《灰故事》中增添的《毕生之始》，与《极端年月》同写于2008年，并曾以《少年》为题收录至作者的第一部随笔集《寡人》。除字句方面的修订，阿乙还将这个片段式的叙事由阿拉伯数字编码改成英文编码。《毕生之始》与《灰故事》的开篇之作《极端年月》同为提纲挈领式的写作，在时间上则是承续关系：当那个午后昏昏沉沉、无处可去，最终靠在木椅上蜷缩入睡的少年长大以后，他注定会获得关于人世虚无、痛苦和偶然性的悲凉体验，这便是《极端年月》立论的根据。不过，最初的“悲凉体验”仅仅是灵魂空虚，少年代表着“世界尽头”的芸芸众生。如此，也才有了那个关于“世界尽头”的推论。

阿乙小说关于“世界尽头”的说法最早出现在2010年左右，他在《鸟看见我了》中写道：“纽约往下，是北京，北京往下是南昌，南昌往下是九江，九江往下是瑞昌，瑞昌往下是赵城，赵城往下是清盆。联合国—首都—省会—市—县—镇—乡，世界的尽头。”但操演这一公式，则始于《灰故事》中的《在流放地》：这一篇里的“我”最初被安排到石山县派出所实习，此后又被分配至“柏油路晒满柚子皮的岙城乡”。岙城乡之于石山县是降级，之于省城、首都就更是流放的所在，因此又是“世界的一段盲肠”（《国际影响》），是“价值极低的世界尽头”（《对人世的怀念》）。在价值底部，人与城有着一样的命运：那个被安排到偏远之地实习的民警小艾处在近似流放的境遇，这岙城乡同样“是个被时代遗弃的地方”;又如《意外杀人事件》中红乌镇火车站，几乎与车站建好同时下达的全国大提速文件（它命令驶过的火车过站不停，将正在庆祝车站建成的红乌镇甩在身后），既使得老工人掷地有声的回答（“该不会不来吧？”“除非是国家把这铁路拆了，火车都死光了。”）变得滑稽，也象征着一骑绝尘时代的来临。由于交通不便，公路“到了我们县却是走到了尽头”，所以“我们县除了有一家温州发廊，没别的流动人口了，而等到全国人民都不玩呼啦圈时，我们又呼啦啦玩起来。”（ 阿乙：《国际影响》，《灰故事》，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页）

以上诸篇外，“世界尽头”的公式还出现在《灰故事》中的《阿迪达斯》。小说中的主人公李小勇情不自禁地摸了女同学身上的名牌运动服，这位女同学便“劝慰”道：“别摸了，读书吧，读书了就能出这个村子，出这个镇子，出这个县城，就能去市里，去省里，去北京，去纽约。”显而易见，由省及市及县及镇及乡及村，本是国家的行政区划，它们就像东周起始的郡县、唐宋的道路、元明清的行省，可是在阿乙这里，这一序列却变成了表达某种特殊感受的公式，向上是天空与白昼，向下是井、棺材和黑夜;向上是自由意志的勃发，向下是无意义的宿命。在自传性质的《模范青年》中，这种感受被无以复加地表达出来：“一天下午，我独自走向一座山峰。在山顶，我看见远处绵延的还是山，洼地里生长着和这边一样的房子，一些农民拉着牛从路上沉默地回。时光暗沉，黑夜像两只巨臂将要箍向我，我啊，就要和温柔的姑娘在这里生儿育女，生活一辈子了。我因此泪流满面，赌气式地发誓，现在就要出发，去镇，去县。仿佛不过瘾，还要去市，去省城，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去纽约。”

这些故事可能发生在清盆乡，也可能发生于岙城乡、红乌镇、雎鸠镇，具体的名字无关紧要，它们之所以被作者视为“价值极低的世界尽头”，根本原因是价值的单一，而价值的多元有赖人口的流动，但这就像一个悖论：当红乌镇这些地方通往世界的管道被堵死之后，随后出现的打工潮所带来的人口流动又仅仅是一种“流出”，这里的价值体系怎能不封闭？在随笔《寡人》中，阿乙将这种价值体系比喻为仅剩两根枝丫的树干，依附于这种体系的生活不外乎“三到十秒”（《三到十秒》）或“三到五秒的快感”（《贫瘠之地》）。可是事毕之后，又总是“眩晕、无聊、没有意义，太阳越来越大，卫生间的水越来越响，我不知道要走要留，去生去死。我整个人就待在这卑鄙无耻、残忍可恶的结论里”（ 阿乙：《男女关系》，《灰故事》，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38页）。“世界尽头”的女性习惯于在南方的黄昏注目一日将尽（《小镇之花》）。这样的生活偶有波澜，也不过农妇自尽（《黄昏我们吃红薯》《敌敌畏》）、葬礼举行（《葬礼照常进行》）。此地所有人的生平行止最后都被归结为简短的一行文字：“很多红乌镇人都这样，不再行房，不再吹琴，有一天死掉，留下房子和存折。”（阿乙：《意外杀人事件》，《鸟，看见我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反观那些并不全将这两点（钱与权）视为生命所系的人，就“会变成一只可笑的像得了癔症的鸡”，沦为异类。

异类既有被村长借钱不还的可怜人（《小卖部大侠》）、上访者（《八千里路云和月》或《虫蛀的外乡人》中随手带出的“缠访闹访分子文金荣”）、感情受挫者（《隐士》）与高考失利者（《北范》），也涵盖了那些纯粹超越了县城观念的个体，譬如《明朝和21世纪》《先知》《一个乡村作家的死》等篇写到的“为思想而痛苦的农民”或试图通过写作来强悍地确立自我价值的“隐士”。不管怎样，他们都成了乡人眼中因诉求不满或壮志难酬而发疯的精神病人。正因为此，阿乙彻底地否定“小镇活法”并不意味着小镇生活富足的无望——恰恰是因为富足，滞留此地的人才会将这种生活转化为一种夜郎式的自大——而在于这种“活法”总是取消自我实现的可能。在两篇母题性质的小说里，《毕生之始》引出的是虚无的线索，《极端年月》，包括由它开启的《意外杀人事件》《小人》《鸟看见我了》等篇，则是引出了与虚无平行的极端线索。它们的极端一概在于用犯罪、自尽这些并非生活常态的冲突（以尸体与命呈现），将人性里不可解的因素淬炼出来;但阿乙早期的“乡村派出所”系列，常态往往是没有案件，主人公只能用爱情或打牌来消磨光阴。

对牌局的描述是阿乙早期作品中“世界尽头”之外又一个经典场景。曾如困兽滞留此地的作者日后反复地为我们描述了那个堪有人生转捩意义的场景：“如果上天有帝，他擦拭慈悲的眼往下看，会看到沟渠似的海洋、鲸脊似的山脉、果壳般的岙城派出所，以及蚕子大小的一张桌子。桌子的南北向坐着警校实习生我和小李，东西向坐着民警老王和司机，四个渺小的人就着温暖的阳光打双升。扑克天天在打，当时的我只觉一夜没睡好，像是被绑架而来，并不觉得有什么，现在却觉得吊诡。”（ 阿乙：《在流放地》，《灰故事》，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这段话后来被阿乙戏谑地楔入《作家的敌人》，感受之深毋庸置疑，不然他便不会认为倘不改变这个现实，“一生就这样葬了”（《国际影响》），而自己“合该在麻将桌上老死”（《模范青年》）。质而言之，普普通通的牌桌换位，已让那位青年民警一眼望穿了如果安坐在此则自己也将如是换位（从东到西，由南向北）、如是度过（从种子到坟墓）的一生。牌局的隐喻是小镇青年先天担负的宿命，此乃价值底部的直观体验之一。于《意外杀人事件》，作者更是盖棺定论“一次打牌的经历加速了艾国柱的出走日程……因为虚与委蛇太久，战罢，艾国柱在卫生间呕吐起来”。在这次牌局中痛感的意义匮乏是阿乙作品内部原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由此开始，小说主人公才真正将以这“世界的尽头”为原点，策划那场旷日持久的逃离。

（二）原始运动的阻力与反抗

阿乙的很多作品都带有自传性色彩。这里的“自传性”在较低层次指的是故事受制于作者自身的经验，而在更高的层次则是指小说诚挚地传达出了作者本人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冲动。以《意外杀人事件》和《模范青年》为例，前者的故事取材于瑞昌发生的真实案件，人物则如作者2010年接受采访时所言：“小说里的六个死者都是我自己，是我将自己拆开为六个人，他们的性格是我的性格。我懦弱、现实、虚荣、单纯、理想主义、简单，有时候怕死。我将他们都杀死了，祭奠我在县城里像井蛙一样的时光。”（《他将曾经的自己一一杀死在小说里》）两相对照，《模范青年》的“自传性”更近于“非虚构”，后者的本事曾被作者写入随笔《于连》《县城的活法》与《坏朋友》等篇。《意外杀人事件》与《模范青年》中的“自传性”还体现在两者都以“艾国柱”为主人公（或主要人物之一），但因为两者“自传性”的程度不等——尽管小说里的“艾国柱”都立志奔赴大城市——所以结局又是截然相反的。这种笔法的不一致有作者对偶然性的迷恋，却也未尝不在提醒读者：由“世界尽头”向“世界之都”进发的人数众多，掣于种种阻力，这些逃离者大多废然而返，有的是未能将决绝贯彻到底，因之成为喜剧（《自杀之旅》），有的纯粹死于偶然，是以悲剧收场（《意外杀人事件》）。

《极端年月》既是《灰故事》的开篇，同时也是集子的压轴之作，《意外杀人事件》的分量与之相类。在《意外杀人事件》中，县委办干部“艾国柱”的先行者是乡村教师何水清，后者在与情人私奔后铩羽而归，为此他得出结论：“一般的电影到最后才会释放出光明，而电影也就此戛然而止。它不往下讲，是因为它觉得幸福是显而易见的，不用赘述，可是我现在却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当我们翻过苦难的大山，看到山的另一面其实还是苦难——它们是在逃避。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出去的红乌人最后都灰溜溜地回来了，因为上帝从未许诺，只要你离开了，就可以得到。”出逃未遂的何水清是“艾国柱”的家人请来的说客，为的是能够说服他不再出门，但当那个打牌的场景“重现”于小说时，“艾国柱”还是轻易地在内心否决了何水清的结论：“你失败不代表我失败;即使所有人失败，也不代表我失败;即使我已失败过两次，也不代表会失败第三次;即使第三次失败了，那也比现在强，我不能在临死前追悔莫及。”《意外杀人事件》的第一人称在小说最后出现，他是抓捕杀害数人的李继锡的警察之一，并且在医院目睹了翌日清晨便要乘中巴离开红乌的“艾国柱”。直至在医院行军床上弥留之际，这个人仍不肯合上双眼。那个知情的旁观者因此痛哭。

小说的这一安排无非表明了出逃面临着重重阻力，而这种阻力给作者带来恐惧。在随笔《梦里的哭泣》《背叛》等篇阿乙都写到过出逃之后反顾过往的隐忧，事实上，即便小镇青年在多年之后成为大城市的子民，乡村对他们而言仍是念兹在兹的威胁。《阁楼》中的朱丹恐惧刘国华所象征的那种生活，正如《百分之五十》里的叶淼所做噩梦是他与堂弟叶森都是莫家镇老老实实的油漆商人，当他望向夜空，“这一望便把天上的叶淼吓落下来，便把梦中的叶淼吓醒过来。他不知道自己在梦中见到的是叶森还是叶淼，他觉得自己真的好像还在莫家镇活着。”也恰似由《百分之五十》开启的《模范青年》里的“我”恐惧周琪源代表的另一重生活。“我”意识到自己原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周琪源”，却因缘际会变成了今日的“艾国柱”。“艾国柱”顺利出逃，做了大城市人，而作为镜像的周琪源却只能在乡下无望地从生到死。一言以蔽之，威胁以对跖的形态出现：《百分之五十》中的叶淼与叶森互为对跖，《模范青年》中的“艾国柱”与《意外杀人事件》里的“艾国柱”或《模范青年》中的周琪源互为对跖——这几组人物都代表决定着逃离成功与否的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