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少年不可教？一个社会学者的反思

一个中学生在篮球场打球时，向球场边上玩手游的小学生索要香烟。小学生向哥哥求助，双方发生冲突，参与斗殴的其中一名中学生被打伤。小学生的哥哥已成年，最后既要赔偿又要被刑事拘留。

按理，向小学生索要香烟的中学生，也要承担责任。但他满不在乎：“我们只要咬死了不承认，警察也拿我们没办法，我们又没满16岁，他们到时间肯定还是要放了我们。”

这让周新成震惊。周新成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2021年7月起，他开始深入县乡，在湖北、山西、江苏、江西、广东等13个省份内开展调研近四百天。

此前，他调研的方向聚焦在青少年手机沉迷、校园欺凌等更为突出的现象。直到2023年年底，他在湖南省某乡镇学校进行调研，看到了这些大人口中的，所谓的“不可教者”。

周新成很难不将注意力投放在这些孩子身上。他们身上明显有着幼稚的一面，可他们的行为却又是如此的成人化和过分早熟。

他看到，在某个乡镇学校，有未成年女孩跟多人发生性关系，后因宫外孕进医院。医院强制报告，女孩因未满14岁，对方被判刑。而那名女孩初中毕业后进入职校，从事涉黄直播甚至更严重的事情。

本该在“花”一样的年纪接受教育，被爱浇灌着成长的孩子，一步步成为学校老师、乡镇政府人员、村社干部、村民乃至父母口中的“不可教者”，这是如何发生的？他们真的已经“不可教”了吗？社会又该如何帮助他们？

以下，是周新成的讲述。

也是受害者

今年7月，我们去西南地区某公立专门学校调研，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专门学校。

这所专门学校由市政法委、市教育局牵头，最初男女生都收。后来，该校负责专门教育矫治本市未成年女学生，本市邻县的专门学校专门招收男生。

学校生源分为两类：警送生和校送生。

警送生是已涉嫌违法犯罪，但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和检察机关决定相对不起诉、附条件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经法定程序送到专门学校。校送生即因严重违反校规校纪，父母等监护人或其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审核批准送入专门学校。前者是该校的主要部分。

我们去的专门学校是封闭式管理。对方很直白地跟我们说，学校的日常管理就是参照监狱的管理模式，采取半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

很多家长其实完全不知道孩子的情况，以为孩子只是在外面闲逛。

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从早晨的起床、叠被、整理内务，到坐姿、站姿、走姿，以及上课、休息的时间安排、日常活动范围和内容、用餐和就寝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

除了厕所，校内几乎所有区域都有24小时监控。在女校中，所有的教官都是女性，确保管理的全面性和细致性。这些措施旨在从各个方面彻底纠正学生的行为习惯。

比如用餐后，学生必须坐在椅子上，双手背在身后，不许交谈或走动。值周的两个学生洗完碗筷后，才能到走廊集合一起就寝。

寝室里也禁止讲话，晚上熄灯后，学生们可以偷偷聊天，一般来说教官不会干预这种行为。在我们看来，整体氛围比较压抑。

即便如此，校内依旧会出现矛盾和冲突。这些学生原本很多就参与校园欺凌，这种行为会延续到宿舍。

在宿舍里，学生需要将被子叠成豆腐块。有些学生会利用监控盲区，故意破坏新生的被子，然后报告给值班教官，以此来恐吓新来的学生。

还有人逼迫新生把曾经在外面做过的事情说出来，以此要挟对方听话，说出去后曝光他们的个人信息，将这些事散布出去。实际上，这些学生自己可能也是因为类似的行为而被送入学校。

这些学生绝大多数在12—16周岁，却早早进入社会，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都没有完成学业。

有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受别人影响较大。他们对学习不感兴趣，与父母关系不好，甚至在家庭中遭遇粗暴对待，所以在社会上混迹。认为所谓的“男朋友”或“兄弟/闺蜜”对他们比较好，就跟着混。

还有孩子过度早熟。虽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他们在社会交往方面较有能力，会寻求组建小团伙，通过引诱或胁迫等方式纳入更多成员，进行越轨与失范活动。如女孩可能组织卖淫，男孩则怂恿或组织别人去偷盗。

其实这些学生很复杂。一方面，他们未成年，思维和性格还不成熟。很多东西他们其实没有想清楚，或是根本没有仔细想过。另一方面，他们已经习得了社会上的不良行为。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没有太大区别。

可以说，这类学生是受害者，但确实也是道德教育较为失败的一群孩子。

破碎的家庭教育

这些学生之所以变为“不可教者”，原因非常复杂。调研发现，他们多数有着相似的生长历程，父母和学校教师对他们的学业成绩和行为管理持“放养”态度，无法进行有效引导和教育。

这所专门学校要求学生每周写一次随笔。据随笔，很多孩子“无处可去”，宁愿在外面晃荡，也不愿意回家。

厌学是这类学生的普遍状态。他们成绩不太好，从低年级时候可能就没有学好。进入初一后，学习科目增加，难度上升，加上时间管理严格化，他们进一步丧失学习兴趣。同时，对父母与老师的管教越来越不在乎。

因为“控辍保学”比较严格，明面上看这些学生没有辍学。实际上，我们把它叫作“隐性辍学”。学生常以各种借口不来学校，偶尔在学校出现，就不算辍学，只算休学或请假。

我们的公立教育体系其实比家长更害怕学生辍学。在“控辍保学”和安全管理责任等压力下，教师无法真正惩处学生，甚至要“哄着”他们继续上学，使得他们更加放纵。

实际上，在大多数学校里，只要学生在班级中遵规守纪，团结友爱，哪怕成绩差，老师一般不会对学生有太多指责。因为现在学校对成绩的考核并没有那么严格。

相反，如果学生在学校中频繁违规违纪，引来其他学生的家长投诉，甚至被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对学校管理和班主任的影响才更大。学校其实比家长更希望学生品行端正，三观健康，即使成绩不好。

对这些学生来说，核心问题不在于应试教育，也不是学校对学生的排斥或边缘化。家庭教养严重缺位或偏差才是主要原因。

很多家长其实完全不知道孩子的情况，以为孩子只是在外面闲逛。等到派出所上门，告知孩子涉嫌违法犯罪时，他们自己都很震惊。

有的家长对孩子的处境并不在意。我们在专门学校遇到的一个孩子，已经符合结业标准可以离开学校，但家长不愿意接收。要离开学校必须有家长接收，家长不愿意，孩子只能在学校待满最长的三年期限，直到快成年的时候才被送出来。

还有一些家长处于中间状态。他们自身原本就没能处理好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所以孩子违法犯罪后，他们会被深深震撼，甚至感到被伤害。

在社会分化过程中，乡村家庭比较弱势，破碎家庭也比较多。调研发现，绝大多数进入专门学校的学生家庭中，父母本身的受教育程度不高，早婚早育早离现象普遍。

农村地区离婚通常都不太平。父母家庭伦理责任观念较弱，加上经济条件、家庭关系等因素影响，常处于事实上的“生而不养”状态，孩子常常处于缺乏关爱的状态。

有的农村家庭生育子女较多，并存在重男轻女的观念。小孩都很敏感，能一下子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够不够。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通过网络接触到相关的舆论和话语时，这种感受更加强烈，重男轻女观念造成的伤害也更为明显。男孩子则可能因为被偏爱而变得放纵，不受约束。

有一些家庭管理孩子的方法较为粗暴，给孩子带来了较大的压抑感，给孩子的身心带来伤害。还有一些极端家庭，父母就有不良行为，如吸毒、暴力或犯罪，孩子在这种家庭环境中很难得到有效的教导。

从程序上说，教育体系对这些学生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另一种可能”

在普通学校，老师可能会简单地认为这些孩子无法教育，草率处理。这些孩子在家庭和社会中受到了伤害，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也没有人告诉他们，生活其实也可以有另一种可能。

我访谈的帮扶老师认为，这些学生并非真的无可救药。有学生离开专门学校后，进入东部沿海的工厂，踏实工作，也在尽力处理复杂的家庭关系，处于相对较好的生活状态。这些学生的问题主要源于家庭环境和与不良群体的接触，导致某些阶段产生了不良行为。

有些学校想在短时间出效果，缺乏专业的师资和足够的耐心，便会以惩戒，甚至是以暴制暴的方式来规训学生。这就造成专门学校在家长眼里是“少管所”的形象。

在具体的帮扶实践中，取得学生的信任是关键。在调研专门学校时，副校长跟我们说，跟这些孩子聊天可能会得到一堆不真实的回答，因为他们会试图探究来者的意图，甚至故意戏弄。

对于这些学生，行为管理的规训非常重要，但还远远不够。我们要走进他们的内心，解决他们的困惑，重建他们的价值观，并疏导他们在家庭中受到的伤害。

帮扶老师采用的不是那么“高大上”的土方法。他们不用居高临下的成人视角看待学生，而是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进行照顾和适当的惩罚。

例如，以父母或哥哥的身份与学生沟通，而非保持专业的距离。因为是本乡本土的老师，往往能以更直接的方式进行沟通，甚至可以通过七绕八绕的亲戚关系劝诫家长。这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具有更好的效果。

这也是社会机构难以做到的。社会机构通常只能提供定期的咨询、疏导和建议。专门学校的老师则可以在指出问题、提供建议之后，提供一整套空间和时间的规范，如让学生体验规律作息，帮助学生养成好的作息和生活习惯。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更有效。

从程序上说，教育体系对这些学生的保护还是到位的。学生在专门学校的学习经历不会被记录在个人档案中。如果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档案保留在原义务教育学校。

派出所和检察院的档案都是封存的。学生离开专门学校后，学籍档案中不会显示专门学校的部分。所以学生离校后，只要自己改变了，完全可以成为正常社会中的一员去生活。

专门学校的困难在于它没有专门的教师。这些老师通常是从其他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调过来的。他们在教这些学生时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教这些学生与教普通学生完全不同。

职称评定的问题也很突出。在专门学校里，老师没有教学成绩，无法与普通学校的教师进行评比，因为评价标准不同，目前也没有针对专门学校的职称评定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