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醒觉与叩问

文学，特别是好的文学，说到底是精神性的，与生命的感受与觉悟有关。杨献平散文创作颇丰，至今已出版《沙漠之书》《生死故乡》《沙漠里的细水微光》《自然村列记》《河西走廊北151公里》《丝路上的月光与马蹄》《南太行纪事》等十多部，可谓丰富多彩，各有胜场。不过，最打动我的，是贯穿其中的精神力量，那种从大地根部发出的生命叩问。

一、在漂泊中寻找自我

拨开杨献平笔下的灌木丛，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坎坷路。那里既有作者艰辛的步履，更有难言的心路历程，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所在。其中，不断前行、寻找出路、坚忍不拔、超越自我，是作家前行的内动力。如一个探险者，在生与死之间戏剧不断上演，但顽强的斗志和战胜自我的努力是永恒的召唤。

起于微末即有一个“坏”的开端

杨献平未成年时，被母亲一顿暴打，一气之下竟从村里小卖部拿走一千多元，然后离家出走。他到过山西左权，后去了太原和阳泉，又转到石家庄、北京、承德，接着还去了长春、哈尔滨、郑州、西安，完全是个不管不顾的问题少年。作者在《南太行与巴丹吉林：同一个方向的沦陷》中回忆：“这次离家出走，伤透了母亲的心。母亲步行到山西找了我三次，一边走一边哭，到亲戚家，两眼都成了红核桃。”即使这样，“而我，仍旧在外面，头发长到后背，耳屎也悬悬欲掉。”“从此，村庄的人就都更看不起我了。人人都说我不知道钱中用，是个浪荡子，以后成为了啥好东西！”母亲为“我”找对象，结果“女方父母一听是我，头摇得都要掉地上了。还有的嘴快，说，俺闺女就是剩在家里，也不跟他！”于是，作者自认倒霉：“这是最大的侮辱。”此时的“我”没有从自身找原因，反认为“乡人或者农人从来都是眼睛向上看的。做父母的，没有一个愿意让自己的女儿跟一个没出息的人吃糠咽菜，衣不遮体”。这是何等尴尬与无奈，也透出了作者少年时光的灰色逼仄与懵懂无知，甚至毫不讲理。

当兵时，“我上车，离开，但没掉一滴眼泪”，“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体味到人世之沧桑，没有觉得父母多么仁慈和难以割舍”。相反，作者为走向更开阔的天地而感到兴奋和充满幻想。到了部队，“我”的弱点进一步暴露出来，其中之一就是“放纵”，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挥霍无度。作者写道：“除了正常的工作与义务外，喜欢吃好的、热衷于扎堆玩乐、大手大脚花钱等毛病卷土重来。”“我在巴丹吉林沙漠从不考虑今天花钱明天怎么办，总觉得，到月底，还有几十块钱的津贴。有几次，在小卖部欠账达三百多块，相当于半年津贴费。实在没钱还，就写信给母亲。母亲不识字，找别人念。我的理由很堂皇，不是买书了，就是请领导吃饭了。舅舅对母亲说，别听他的话！小姨妈也说，他骗人呢！可母亲不听，步行跑到十里外的邮电所，让人给我汇来五百块钱。”作者没有悔过，“拿到钱，我没有犹豫，还账，继续在小卖部喝啤酒，吃零食，啸聚三五个同乡周末餐馆吃饭。”回家探亲，“临走时，母亲给我路费”，“给了我三百块，我还嫌少，站在母亲面前一脸悲苦。母亲叹息一声，又给我二百。四年，回去三次，基本上都是父母亲给的路费。”（杨南平：《南太行与巴丹吉林：同一个方向的沦陷（代序）》，《河西走廊北151公里》）

在婚恋关系上也是如此，作者写自己不断“移情别恋”，有时，再好的女性也留不住“我”的心，“我”要寻找与远行，“至此我明白，人生来是为了拥有，也是为了丢失。”

应该说，当下散文有一大缺憾，是其中少有或者说没有“我”，也没有对“我”的缺点甚至隐秘的揭示，更无忏悔意识。杨献平散文坦诚无欺，对自己“丑陋”的一面毫不讳言，和盘托出，这里除了真诚，更是醒觉，知道了自己生命中存在的“尘埃”与“污浊”。读这样的文字有切肤之痛，更触及自我与灵魂，因为有哪一个贫家子是完整的，没有心灵创伤与内在悸动呢？

由痛楚开悟走向爱惜的重大转变

如果杨献平以麻木之心认领甚至欣赏自己早年的这些弱点甚至丑陋，那只会让人反感和厌恶。令人欣慰的是，很快作者就有了新的转变与发展，从而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这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母亲，杨献平一向觉得她多事、争吵不休，然而“等到自己身无分文时，想起母亲的话：一分钱难死英雄汉！也想起她总是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的省俭和吝啬情景——”对于亲情爱情，作者也反省道：“现在想起来，是揪心的疼。乡人说的没错，我确实是一个忤逆之人，甚至连那两位女同学断然拒绝我的求婚之举，也是无比‘英明’的。”对于自己的无用和责备也深入骨髓：“我常想：现在我还没有经济能力，花父母血汗钱也是应该的。可有时候也自责，在无人处自己扇自己耳光，痛哭自己是天下最无耻的人。”对于父亲，杨献平原来多有误解，认为他懦弱无能，与母亲的强势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后来有悟，“我想，父亲一定懂得了什么”，“父亲作为独子，他可能知道：弱者在强者面前再多抗争都是无效的，反抗越多，打击越重，抗争越是歇斯底里，施暴者越是能够获得某种满足，不如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杨南平：《南太行与巴丹吉林：同一个方向的沦陷（代序）》，《河西走廊北151公里》）这样的理解包含了深深的屈辱与无奈。

对于农村的弱肉强食，杨献平说，“刚离开家乡的时候，总想着如何报复，有朝一日，把自己和母亲所受到的欺辱也让他们尝尝。可在外面目睹了诸多的类似人事之后，才觉得，人和人，在人群中，本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无论哪个地域，还是怎么样的人群，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想通了之后，再回家乡，心态平和了，也觉得那些人也很可怜。”（杨献平：《作为故乡的南太行》，《南太行纪事》，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第24页）作者真正的生命超越是在当兵三年后，他说：“在巴丹吉林沙漠军营第三年，我忽然长大了，也明白了，更好地安身立命不是父母的一种要求，而是一个人必然的担当与责任。”于是，“我开始有了自制力，同乡拿酒来，我让他拿出去喝。两年时间，中午和晚上把自己关在人去楼空的办公室里，看书、写字。一个月不去一次生活区，半年不沾一滴酒。”像插上翅膀，杨献平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命觉悟和精神飞升期。在这一改变面前，生活、人生、感情、世界像扇面般展开。他怀着感恩之心写曾给他温暖的女性：“在我看来，她们在某些时候高尚和高贵得令人承受不起。我只是一个贫民，或者说从底层攀爬上来的一个平民。从贫贱到稍微不贫贱，这个距离艰苦漫长，而在此过程中，她们先后在我生命乃至灵魂里出现，这使我荣耀，也必将一生荣耀。”（杨南平：《南太行与巴丹吉林：同一个方向的沦陷（代序）》，《河西走廊北151公里》）

杨献平还写到自己的妻儿，那是充满温柔似水般的感受。他说：“在沙漠，妻儿是我最想偎傍的人，唯有回到家里，我才可以全身心放松。在他们身边，我始终觉得有一种缠裹的温暖，如冬日峭壁上一只暖炉，时常让我在濒临绝望的边缘感到了活着的美好。”“我出差前，儿子总要抱抱我，说，爸爸，你要早点回来，在外面注意安全。七八岁的孩子，有此心，我必须要感谢上苍，感谢我刚刚逝去的父亲乃至已成骨头的爷爷奶奶。我时常想，我们一家虽然历经苦难，尽管这些苦难在人间微不足道，尽管我们时常有一些怨言、不满足，但血脉相连的每个人都彼此包容、感恩、帮扶与和谐，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情了。连同我在人生路上遇到的那些人，尤其是对我有恩的，每一想起，我总是觉得愧疚不安，想尽量报答，包括当年那些拒绝甚至非难过我的人。给予我一粒土，我以为是黄金;给予我半杯茶，我当是汪洋大海。我也始终相信，慈悲和爱同质并重，是人类最纯洁与珍贵的一种传承，是一种方向。爱使我们越陷越深。因为，在爱之中，我觉得此生不虚，也觉得，人世如此美好，不仅我和我的亲人们，还有芸芸同类，如果生死是一种更替，那么，我们可以在此间循环往复不止，如水融水，如血融血。”（杨南平：《南太行与巴丹吉林：同一个方向的沦陷（代序）》，《河西走廊北151公里》）

杨献平仿佛是由狭窄的穴洞向上攀援，最后走上崖面，并进入开阔地带，其内心的煎熬与精神的锻造可见一斑。这是一个真正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也是一个经过蝉蜕后羽化的传奇。

在《甘肃肃州：向西的城池》一文中，杨献平写到与军阀马家军血战的红五军时，被其将士、女兵的英勇顽强精神深深感动。当得知军长董振堂竟是河北邢台新河县老乡，于是他写道：“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失声痛哭起来，无视解说员和其他朋友。他们都很惊诧，用一种负责的眼神看着我。我转出去，到董振堂和杨克明纪念碑前，向他们敬礼（我也是军人），再低下头，默哀。墓碑无语，松柏沉默。想起那场悲惨的战事，只觉得心脏四面漏风;想起那种惨无人道的杀戮手段，有一种愤怒，自丹田腾冲而去，有一种悲哀，让我不得不抬起头来，仰望那已经被黑夜填满的深邃天空。”（杨献平：《丝路上的月光马蹄》，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第222—223页）与之前相比，此时的杨献平有了新的精神高度，一种血性男儿风卷红旗的壮怀激烈。

最让我欣赏的是杨献平一些静心的时刻与文字，如在《苍天般的额济纳》一文中，作者在天地间的苍穹辽阔深远中，让自己静下来，仿佛得道般地说：“风静就是心静，风停就是生命的一个再生过程。”“在狂乱的大风和片刻的安静中，我渐渐学会了聆听。”“我一直把羊只和骆驼当作母亲——另一种意义上的母亲。”“黑夜更黑，这时候的戈壁，就只有我拥有光亮了。也只有我，在黑夜的内心独坐，睡眠，仿佛一只树叶一样的船，在静止的汪洋之上，在无意识或者梦境之中，完成一夜的生命旅行。”“这么多年来，抑或上天注定，我已经成为沙漠的一部分，就像一个移动的、用风作为呼吸的沙丘，在旷古荒凉的巴丹吉林沙漠，苍天般的额济纳。”这不仅仅是诗意表达，更是一种灵魂雕刻，一种在生命意义上的花开绽放，这是我为杨献平高兴的地方。由一个山村的“败家之子”向悟道飞升，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修成正果”。

有人说，散文后面始终站着作家“这个人”（谢有顺：《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这是与小说、诗歌不同的地方。阅读杨献平散文也是如此，我首先看重的是作家的自我形象，这是一个经由不断努力进取砥砺后，获得生命醒觉的人，一个具有自我革命精神的人，一个懂得了聆听、温暖、博爱、感恩、仁慈、美好的“大写的人”。没有这些，所有的散文写作都是没多少意思的，甚至是徒劳的。

二、时光裹挟下的卑微生命

勇于面向自我使杨献平散文实现了内在超越。与此同时，也促使其实现了外在跨越，即突破了当前普遍存在的“面对历史，背对时代”的写作局限。作家以现实主义甚至是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笔调，探入乡村社会、自然人生的底里，努力发掘其间的生命底蕴，并对逐渐流失的美好发出呐喊。

描写死亡及其人性异化，突显生命脆弱与人生之无奈。关于当前的乡村叙事，多停留在虚幻和表面，总让人感到有点儿“隔”，缺乏切肤之痛和心灵的震撼。杨献平向我们展示了严酷的乡村社会现实，特别是南太行农村的真实状貌。第一，家人与家族人的去世，直接带来生命的悲感。特别是63岁的“父亲”去世，让“我”生出无限的理解与难言的苦痛。当家人逐渐淡忘，给父亲上坟也变得不那么经常，我路过父亲的坟，深怀悲情地大哭起来，面对坚硬的风诉说，只有自己的内心才能听到。第二，村里人不断死亡，还有非正常死亡，如不断发生的矿难令人生畏。《矿难之后》将生死置于儿戏一样的转换，显示出人世间的悲哀。还有身体被炸飞，最后只能找到几块断片和血淋淋头颅的老三也死于矿难。也有车祸，更有凶杀案频发。在《生死故乡》一书中，《重述一桩过失杀人案》有些触目惊心。仿佛是中了魔咒，原生的村庄一下子变得那样易碎，一如风中沙丘。第三，人情世故越来越淡，人们更看重“钱”等利益。不仅在同村人，就是同族同宗和一家人也是如此，人情薄如纸，功利主义甚嚣尘上，这对原本乡土熟人社会的互帮互助无疑是一种极大破坏。《金戒指》写的是黑老三在矿上被炸死，当父亲问起老大、老二，矿上赔钱了吗？二儿媳妇“杨喜云大声说，一分钱没有！爹的眼睛往大里睁了睁，嘴唇努了努，又颤了颤，叹息一声，说，算了，你弟兄俩再去屋里看看三儿还有些啥，一块装进去，都给他带走吧”。听到这话，母亲去给三儿子收拾东西，发现有枚金戒指，于是，“娘说，这三儿，活着时候连个媳妇都没订下，买这个给谁呢？”（杨献平：《生死故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页）在相互对比中可见，兄弟间特别是儿媳妇竟如此贪财，明明赔偿了20万，却对公公婆婆说“一分钱没有”。第四，道德败坏与沦丧，成为乡村社会的毒瘤，直接影响良俗。婚丧嫁娶要高价彩礼，性生活过于随意，夫妻间不守贞德，于是造成乡村社会的秩序混乱，问题丛生，甚至造成各种矛盾与仇杀。《后事》写慕月明的四姨妈无缘无故被杀，儿女不让报案，后来竟说是母亲嘱咐不让报案。四姨妈的女儿不听母亲劝说，甘做夜总会小姐，而且不以为耻，反而为荣，这在乡村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因为“南太行乡村人无论乡邻间怎么乱来，但从没哪一个未婚女子，在任何情况下自坠风尘”（杨献平：《生死故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3页）。还有，《张刘家往事》里写的是复杂的性关系，导致鸡犬不宁，成为笑谈。总之，杨献平笔下的芸芸众生变得白云般易逝，这是他为“死去”和正在“消逝”的生命所唱的挽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卑微生命的消亡，作者获得了超越性体验，也开启了智慧之门，于是他说：“我的这一些文字，首先是人的，而且关乎大时代下如草芥之人群的生存史和精神史。”“世上最大的事情应当是人的尊严与生命的折断与自渎、确立与沦陷。”（杨献平：《楔子：不是纪实，也不是虚构》，《生死故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他又说：“父亲这样的一个农民，出生时候平淡，生而艰难困苦，死如一把镰刀无意中削断的一根草尖。”“与之相对的是，父亲从没提及任何苦难。在外打工时的苦累，乃至受欺负和歧视，在村里受人的非难、邻里之间的怨隙等等，很多我都知道，但他只字不提。父亲去世后，我听村里人说：最后一个好人没了！”“父亲躺下之地，便是我的根，无论身在何处，最终我都要以肉身和灵魂再次贴上去。”（杨献平：《所谓南太行和一个农民（代序）》，《自然村列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9—10页）看来，许多易逝之人事并非毫无印痕，一如风声过耳和大雁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