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里的奔走与突围
作者: 张克奇整个赵庄都氤氲在一片水汽之中。
这个春末夏初的清晨,我像每次归乡一样,出门向东,沿高崖水库的西岸走上一圈,然后站定,一个人静默着。
微风拂面,温润而调皮。一大片深蓝色的水域,仿佛一个硕大的舞台。偶尔有鱼儿跃出水面,清澈的响动像极了突然被弹动的音符,给这个静谧的早晨平添了许多生机和活力。
太阳从对面的山岭背后一点点升起。微波粼粼的水面,立时向我铺展出一条金光灿灿的大道。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却又分明恍如隔世。
三十年前,我还是赵庄的一个村民。
一家连老带小七八口,人多地多,活累家穷心苦。作为长子,我当然有义务为这个家贡献一点力量。重活累活一开始干不了,我就和大妹去推碾推磨推水。尽管那时村里已经有了磨坊,磨一袋子粮食也就几毛钱,可是我家仍然用不起。我和大妹几乎每天下午放了学都去推碾,碾瓜干碾玉米,一大半喂了猪,一小半糊了人口。中午放学后,我们就去村子西南的大口井推水。四个大塑料臌子,在木头推车上一边放两个,我和大妹就一路小跑到大口井。水一桶一桶地拔上来,再一点一点灌进臌子里。如果遇上风大,往往需要十几桶才能灌满,绳子勒得小手几乎要破了皮。灌好水,我推着车,大妹在前面拉着,踉踉跄跄地往家运。四个臌子能盛八桶水,也只够一天用的。推水回家,父母常常还在坡里没回来。那时奶奶还健在,她踮着一双小脚,照看着我的二妹二弟,还要喂猪做饭收拾家务。急急火火填饱肚子,我们就往学校赶。有时来不及了,就抓着煎饼边跑边吃。而在这之前,所有的用水全都靠父亲一人去挑。为了不耽误农活,父亲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要起床,四五担水挑回来,吸上一袋烟,接着就下了地。磨煎饼糊子一般是在早上进行,基本上是四五天就得一次。不等天亮,母亲就拾掇好了家什,我和大妹睡眼蒙眬地就上了套,抱着磨棍还直打盹儿。星期天和假期,就下地干活,刨地锄草,拉耩子推车,没个清闲的时候。到了冬天不用下地,还得剥玉米、高粱秸秆,浑身都刺挠得不行。
我们村和乡政府紧挨着,常常看到医院、邮政所、供销社里的“公家人”按点到政府食堂打饭的情景。他们穿得干干净净,一手拎着大白馒头,一手端着盛了菜的钵子,悠闲得有些慵懒。我羡慕极了,心想如果有朝一日也能过上那样的日子,简直赛神仙。
要想跳出农门,最现实的办法是考学。我因为家穷,上不起高中,只有憋足了劲去挤中专这座独木桥。为了实现鲤鱼跳龙门的一跃,凡是升学还有一线希望的同学都拼命地学。尤其是到了初三,那种竞争简直到了白热化,晚上比谁离开教室最晚,早上比谁到校最早。有的同学盹得实在扛不住了,就拿圆锥扎大腿。由于家里人多屋少,住不开,我和三姑家的二表哥就暂住在我大爷刚刚买下的一套旧房子里。那房子原本是村小的教室,因为学校又择址新建,便闲置了下来,于是村里就处理了。大爷买下此房,是要给二儿子娶媳妇,因为穷得盖不起新房。晚上在学校里熬到十一点,我们俩回来后还趴在床上一边摸着虱子一边再学一会儿。床头上贴着我的杰作——一张八开纸上用毛笔写着:人生难得几回搏,搏一回吧!!!字虽难看,三个叹号却十分有力。此外,还贴有我手抄的汪国真的诗句。那段日子,汪国真的诗给了我很多安慰,伤感而又充满了希望。
那时中专的含金量还比较高,因此考试的严肃性丝毫不逊于现在的高考,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各乡镇里要进行预选,选上的才有资格进入真正决定命运的竞争。那一年中专预选结束后,全乡预选上的同学都被集中到高家庄初中进行集训。为了集中精力备考,乡教育组要求我们一律吃住在学校,只有周六下午上完两节课后才能回家拿干粮,还要赶回学校上晚自习。这样,我不但不用再帮家里干活,而且父亲还每星期都给我两元钱让我到食堂打菜吃,以增加营养。一直成绩不错的我,感觉一条金光大道就要在我面前铺展开来,并且将一直铺展到城市里去,铺展到我理想中的生活里去。我甚至巴不得中考早一天到来。
中专考试如约而至,结果却大出所料:全乡的种子选手们全军覆没。只有一个和乡教育组组长同村的同学,悄没声地弄了个“省三好学生”称号,加了20分,才得以被一所卫生学校录取为委培生。全乡哗然,我也坠入了痛苦的深渊。梦想在一瞬间被击了个粉碎,我第一次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许多个夜晚,我独自一人蹲坐在汶河边发呆,陷入了对未来的无限惶惑中,任凭露水将我的全身打湿。
新学期开始后,中考败北的同学们都陆续返回学校,加入了复读的行列,我却依然无法自拔,迟迟不肯回到教室里去。父母心急如焚,老师也多次到我家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才无精打采地回到了母校。尽管坐进了教室里,我却整天神情恍惚,无法进入状态,甚至开始频频逃学。父母和老师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第一个学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年考时我的成绩一落千丈,我更加心灰意冷、自暴自弃。颓废至极的我甚至想过了年就跟着本家的一个二大爷去潍坊贩卖青菜,结果挨了二大爷一通臭骂:“做这点小买卖还不跟向人家要饭吃一样?不成器的东西!”在别人眼里一直很坚强的我,第一次暴露出了心理的脆弱。
老师、父母和亲友口干舌燥地轮番劝说,我终于醍醐灌顶般清醒过来,一下子明了事理。幡然醒悟后,我惊出了一身的冷汗:离中专预选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我这才紧张起来。但更大的考验随之而来。不久,县里组织语文、数学、理化三科大竞赛,要求每个乡镇每科选出10名同学参赛。由于前一学期的荒废,我三科都考得一塌糊涂,刚刚恢复的自信心再遭重创。就在我颓废消极时,我的前桌,一个和我同病相怜的女孩霞,悄悄地接近了我,每次遇到不会的题她都来“请教”我,简直让我受宠若惊。两颗敏感、脆弱又孤立无援的心很快拉近,相互取暖。对于我俩的密切接触,一些风言风语迅速传播开来。面对老师的讥讽、同学们的嘲弄,我俩竟表现出了少有的平静,铁了心装聋作哑,我行我素,学习上更加用功。此时的我们只有一个信念:让学习成绩说明一切!为了表达对霞的感激之情,一天晚上下了自习后,我到自家的地里抱了一个大西瓜与她共享。
中专预选再次到来,我以拉开第二名30多分的高分获得全乡第一名,霞也考了全乡第八名。成绩一出来,所有人都瞠目结舌。据说考试成绩以大红榜的形式在乡教育组大门口进行了公布,不过我和霞都没有去看。我们心里都清楚:这次考试只要能预选上就行,第一名和第二十名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真正决定命运的挑战还在后面,我们必须要拿到最后的胜利,才能彻底证明自己。接下来的日子,我更加斗志昂扬,久久被压抑的心灵和被践踏的尊严迫切需要在最有力的爆发中得到新的张扬。果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经历了那个如火的七月,我以全乡第一名、全县第十三名的优异成绩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霞发挥得不好,但也进了委培线。成绩公布的那天晚上,许多人到我家祝贺,我却悄悄来到汶河畔,伴着哗啦哗啦的水声,默默地流了很多泪。
一条金光大道重新在我面前铺展开来。
终于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手握通知书,我激荡的心也随之凉了下来——录取我的,竟然是师范学校。这是我最不想上的学校。我之所以不愿上师范,不是讨厌教师这个职业,而是根据当时的分配政策,一旦上了师范,就意味着三年的学业结束后,我还要回到白塔这个偏远贫穷的地方工作。
到师范学校报到,是父亲陪我去的。头天晚上,母亲就把要带的钱缝进了父亲的裤腰里。到了学校,父亲先找了一个墙旮旯,解下腰带,小心翼翼地取出钱。四千多元钱,除了借的,就是向银行贷的。交上钱(其中的三千元是学校借学生的,学生毕业时退还),父亲就急着往回走,我知道,他是不想再多花上一顿午饭钱。他刚走几步又折了回来,把几张皱巴巴的零钱塞给了我。每次想起父亲在墙旮旯掏钱和塞零钱给我的样子,我都心酸得几乎要掉下泪来。为了能让成为“公家人”的儿子体面一些,父母特地花几十元请乡上的裁缝店给我做了一身西服,上衣后面还开了一道缝,很是时兴。但他们却忽略了我衬衣右胳膊上的那块大补丁。那是我唯一一件还能穿得出门的衬衣。开学前,我曾想让父母再给买一件,但终于没有说出口。于是我就盼望开学时天气能凉下来,结果当然是妄想。时至今日,不少同学还常常跟我提起此事,说因为衬衣上的那块非常显眼的大补丁,我特别引人注意,简直是“鹤立鸡群”。
在师范学校,我疯狂地迷恋上了文学。其实还在上初中时,我就对写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也显露出了一点天赋,写的作文不仅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交流,还频频刊发在学校文学社主办的《春晨》社刊上,我也因此成为文学社的骨干社员。有一段时间,我对写作迷得厉害,不停地写,不断地向报刊投寄,做梦都想成为一名作家。这种日子大约持续了半年,可我非但没有发表一篇作品,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幸亏我还算清醒,见势不妙,立马就刹了车,除了老师布置的作文,不再多写一个字。直到“初四”毕业前,我才又创作了一首题为《祝福》的诗,被一位同学发现后抄在了黑板上:“徒步走过这分别的长廊/喝下的不知是酒是泪/瑟缩的梦中你的名字好沉好重/梦醒时分该是泪干的时候//这说声再见/已不再是流泪的季节/万分感慨只向你挥挥手/一手挽留/一手保重//也许远方的葱茏/会冻结记忆的昨天/无数的沉浮/将凝聚成一个太阳的信念/唯愿你孤独的远行/走成一个无言的美丽/我的眼里/装满一路祝福。”其实,没有人知道,这首诗原本是我写给霞一个人的。
师范三年分成了两半,前一年半在益都师范上,后一年半在益都师范的分校临朐师范上。那是因为入学那年正赶上全国师范学校分校大整顿,作为益都师范分校的临朐师范暂停招生。直到1993年底,临朐师范重新开办,益都师范里临朐籍的学生才又得以回到本县上学。益都师范有个蒲公英文学社,办得有些影响,是当时全国七十二大中等师范学校文学社团之一。入校不久,我就试着向社刊《蒲公英》投稿,很快就得到回应,《蒲公英》几乎每期都会刊登我的诗作。沉浸在文学创作中,我忘却了很多烦恼,似乎重新找到了一个张扬生命的突破口。不到一年,我就成了《蒲公英》的副主编。
师范二年级上学期,我的一首长诗《等待》在东方文艺社和煤炭部电教中心联合举办的征文比赛中获奖,举办方来通知邀请我去北京参加颁奖和文学活动,需要三四百元的费用。我心里很是急切,以为这次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立马给家里写了信,请求资金支援。父亲不敢耽误儿子的前程,赶紧四处借钱给我送来。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自私。揣着父亲东借西凑的钱,带着对文学的无限憧憬,十九岁的我只身一人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颁奖大会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举行,《诗刊》社的李小雨等知名诗人、作家给我们讲了课,着实让我开了眼界。
回到临朐师范后,学校领导了解到我的情况后,让我组织恢复已经停办了好几年的原野文学社。我倒也能干,又是组织文学讲座,又是组织编印社刊《原野》,忙了个不亦乐乎。“校园诗人”“校园作家”的美誉把我的生命装扮得五彩缤纷,我甚至赢得了一些女同学的好感。寒暑假里,承蒙一位兄长的厚爱,我就到他任社长、总编的报社实习,写作体裁更加广泛,除诗歌、散文外,通讯、报告文学等都有所涉猎。对于这位兄长,我一直心怀钦佩和感激。每每回首,感觉那真是一段美好而充实的时光。
三年的师范生活弹指一挥,直到面对毕业分配,我才从文学梦里醒过来。为了能够留在城里或离城近一点的乡镇,同学们的家长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找关系、送礼。而我,要关系没关系,要钱没钱,只能干瞪着眼哪里来哪里去了。几乎每个周六晚上,我都爬到学校北面的朐山顶上,望着万家灯火喟叹:偌大一个县城,竟然容不下我的一张办公桌。泪水便不知不觉地淌了下来。“我本是荒野上的一粒草籽/城市的柏油路扎不下我的根/收拾好支离破碎的梦想/和千疮百孔的心情/明天/我就要永远地回到我家乡。”在日记本上写下这首诗不久,我怀着一股悲壮情怀走进了白塔乡教育组组长的家里,请求他能将我安排到我的母校白塔初中任教,因为这所学校离我家最近,我可以在放学后多帮家里干些活儿。教育组组长倒也体谅我的心情,竟然一口答应了,并重新提起了我中考时的辉煌。我对他充满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