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橥现实，重构理想

若用英文单词为余一鸣的小说下个定义，恐怕并非世人共识中强调虚构性的fiction，而是根据现实进行详尽扩展叙述的novel——强烈的现实性及难以剥离的真实感构成了余一鸣小说的内在灵魂，正如其在《对话：文学与现实》中所指出的：“我的小说对现实生活本质的揭露和展示算是一个特点。”因此，余一鸣的小说具有一种“破坏”的力量。但是，从其创作题材的选择及采用的叙述方式中，读者却能够深刻感受到在这种“破坏”背后，是他面对荒诞世界和荒谬人性时，难以言说的创痛与酸楚。

一、语文教师的文学梦

余一鸣是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1963年出生的他，看到了城乡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农民的种种遭遇。1984年，余一鸣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此时中国开始实行居民身份制度，城乡之间人们对各自的身份认知有了更明确的法律定义。也正是这一年，他开始发表作品。

所谓“文如其人”，从余一鸣成长的时期来看，或许，他笔下的那座“固城”正是高淳在文学上的投影，而那些从固城进入南京的“进城者”也许就是作家身边的某位同乡，生活真切地成为文学创作的源泉。余一鸣对社会症候和人心变动的把握可谓“一针见血”，他的文章虽然语言朴实，但艺术形式上却不乏创新。在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典型环境进行审美空间拓展的同时，他还将个体自由度交还给人物，让人物自由发声，由此塑造出东牛、王三月、桑田等一群极具时代特点的典型人物。

毕业后，余一鸣先后在高淳县砖墙中学、高淳县二中、南京外国语学校等校担任语文教师。但是，作为一名教师，教学论文才是“主业”，同行的挖苦和领导“小说是歪说，不务正业”“论文才能让你变成名师”的关心促使余一鸣“赌气似的一气写了九十多篇教学论文发表了，还出了两本探讨新课改的书”，于是终于成为“名师”，成为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及江苏省“333”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然而，“阅读和写作是语文教师能真正飞翔的双翼”，不需要阅读的晋升之路令其惶恐，身为语文教师的使命感与作为小说家的精神诉求促使他回到小说创作的“正业”上。最终，他不仅自己回归到阅读与创作之中，还在语文必修课程之外开设“小说时评”“创意阅读与写作”等选修课，成为一名“不务正业”的语文教师。

2007年，余一鸣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此后，他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江入大荒流》、中短篇小说集《不二》《种春风》《潮起潮落》《鸟人》《愤怒的小鸟》《慌张》等，在《钟山》《花城》《中国作家》《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五十多部（篇），并获得了人民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南京文学艺术奖等奖项。教师的身份令余一鸣有着敏锐的感受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他是当今文坛一位“另类”的小说家。积年累月的教学生涯、多姿多彩的学校生活、耳闻目睹的教育进程成为其小说创作的绝佳素材。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教学过程中的感受及思考写进了小说中，创作出《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漂洋过海来看你》三部教育题材的作品。余一鸣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及身为教师的责任感，采取内敛而富有节奏感的情节推动方式，细腻而兼备幽默感的人物刻画手法，以人物为中心展开了对现行教育种种弊端的深入思考，并通过文学虚构的方式，将中国教育中招生、留学、职称、家教、辅导班等真实问题及其引发的人们日常生活及精神追求方面的变动展现得淋漓尽致。“教育三部曲”从不同角度切入，描述了教育进程中的种种“怪现状”，体现出社会精神脉络的真实走向。作为当代作家，余一鸣在介入和处理教育问题的过程中，自觉带上了理性批判视角及启蒙意识;作为现任教师，他在“揭露”黑暗现实的同时，又以真挚的人文情怀表达了对教育前景的深刻忧虑。

“把文学梦还给学生，首先从把文学梦还给语文教师开始。”在余一鸣的教育类小说中，读者依稀能够听见百年前鲁迅先生的呼唤：“救救孩子……”被人吃固然可怕，但吃人者岂非更为悲哀？作家在此不仅传达出久违的“救救孩子”的呼唤，还进一步传递出“救救教师”“救救家长”的急切呼声。这是余一鸣的责任感，也是怀揣文学梦的当代教育家的使命。

二、粗粝语言与人性呼唤

毋庸讳言，语文教师及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令余一鸣的小说不免带上知识分子叙事的色彩。然而，他却力争远离精英叙事，拒绝八股文，在创作时甚至故意删去成语等华丽、精致的辞藻，而选择以简单、精炼的语言表达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乡土故事。在与《钟山》杂志社副主编、文学评论家何同彬的对谈中，他曾严肃申明：“相比较纷繁世象，讲究和唯美真的是一种轻慢和调戏。”正是因为对待文学的严肃态度，余一鸣最终形成了其粗犷的语言风格，虽使用看似直白而浅显的平民化语言，却能发人深省，其俗不伤雅的文字更为其作品平添了一种灵动的质感。对于生活，他选择了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用最朴实的语言写透最真实的人间万象，直击广大读者的心灵。

为了不轻慢文学，余一鸣严格把关自己创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除了语言风格的选择，他对现实的书写同样经过深思熟虑。在西方文学思潮席卷中国文坛时，他埋头苦读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文学、哲学著作，在写作中也试图追上潮流，创作了一些先锋文学的作品。如在《鸟人》《稻草人》等小说中，他尝试了现代派手法，却时刻提醒自己避免不伦不类;在《把你扁成一张画》《丁香先生》等作品中，他又摸索了荒诞派写法，而终究未能达到如鱼得水的境界;对于小说语言，余一鸣也曾在努力探索的过程中创作了《今宵酒醒何处》《夏瓜瓤红秋瓜瓤白》等，试图汲取家乡方言的精华，融入古诗之意境。但是，对于当时的乡村教师余一鸣而言，在先锋文学的创作路途中，他前进得十分艰难。直到当时已在文坛光芒四射的毕飞宇校正了他写作的方向，指引他从先锋向现实转型，他才恍然大悟，真正创作出了有个性的作品。对于现实，余一鸣的态度是“揭露”与“挽救”，他坦言：“揭露正是为了挽救，愤怒是因为抱有希望。”

事实上，无论是语言风格的选择，还是先锋与现实的抉择，其中都包含着一个身份认同问题。余一鸣作为一位从高淳砖墙镇茅城村走向南京市的教师兼小说家，他对自身的身份认知经历了一个迷茫期，反映在其笔尖，小说中的众多“进城”者也为自身的身份感到困扰。通过朴实、粗粝的文风，采取现实、乡土的叙事，远离精英叙事的余一鸣回到了固城家乡，但此时，他选择了一个“异乡人”的视角。身处现实的余一鸣试图在心理层面远离现实，用陌生化的方式观察着外部世界，如同《湖与元气连》中的陈疯子一般保持着清醒。在他的叙述网络里，从乡村到城市的位移与父子关系的处理构成了双重蕴意。当然，作家的揭露现实并非否定现实，在书写城乡差异时也并非意在否定乡村的落后，相反，在城乡二元差异中，他始终抱有联系、发展的心态，在批判城市化进程中某些灰色地带的同时，也打开了一扇窗，将阳光投射进昏暗的角落。尽管余一鸣笔下有着城市与乡村两个相对独立的舞台，但他并未将城市与乡村完全割裂，而是通过“进城”潮流，将城乡紧密联结在一起。由此，城市成为农村人奋斗的第二故乡，乡村也变成城里人寄托乡愁、回归自然的理想之地。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曾总结道，余一鸣的小说从环境等方面仍透露出乌托邦理想，他打造了一座“类乌托邦”式的云上家园。

云上家园，即固城，是作家以故乡为原型构筑的小说世界，其中晕染了浓浓的禅意，显露鲜明的“余式风格”。作家在为其小说命名时，有意选择了禅宗的术语——《不二》《入流》《放下》，再通过象征和隐喻，发出属于新时代的声音。“不二”即不二法门，十二门论疏曰：“一道清净，故称不二。”修行者若能入不二法门，便到达了超越生死的涅槃境界。“入流”的含义相对复杂，在吕纯阳祖师的解释中是：“如明镜之显像为之‘入’，其像不留镜中为之‘流’。则菩萨无住之心境，似明镜之不留一切像，故曰‘入流’。”“放下”取自佛陀与婆罗门的对话，佛陀劝婆罗门放下内心的思虑执着，放下对外界享受的执着，方可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如今，这些佛教用语都逐渐演变成日常俗语，人们常将符合潮流趋势的行为通称为“入流”，所谓“一念放下，万般自然”，“放下”也成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之一。余一鸣选用佛教用语作为小说标题是有其独特用心的，他认为“立禅必须和日常生活相融合”，源于佛教而通行当下，方可显现其独特价值。

当然，正所谓“文学是人学”，余一鸣对语言的千锤百炼，将小说放置于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中，并融入禅宗思想和先锋色彩，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立人”，是为了塑造鲜活灵动的人物。他曾指出：“小说家让你记住的不是宣言和主旨，是人物，是泪水，优秀小说的力量存在于读者的心灵深处，存在于读者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因此，在余一鸣的作品中，人物是他写作的中心，社会经济大潮中人物的价值追求是他观察的对象，人物生活的困境、精神的困境是他思考的方向，人性的异化、颠覆与重塑以及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展望则是他写作的深层内蕴。可以说，余一鸣的写作是揭露现实、重塑理想的写作，他以朴实的语言塑造人物，用人物表达其对资本逻辑的反思及对伦理秩序崩溃的批判，并最终呈现出对人性美的向往及对高贵灵魂的呼唤。

三、时代寓言与人性修缮

众所周知，所谓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余一鸣的小说，读来总会令读者产生痛彻心扉的忧伤，甚至“喘不过气来”，概括而言，恐怕便是“悲剧”二字。在代际关系与金钱关系之间，余一鸣看到了生活的沉重，看到了人性的软弱，呈现在其笔端，便是“足够的痛感”——现实生活的沉痛令其创作难以走向轻逸美妙。然而，余一鸣并非止步于黑暗，他虽然并不相信文学能够拯救人性，但却看到了人性本质的温暖光辉，在面对现实和读者的期待时，他能够挖掘并呈现那一束“高远的光芒”。换言之，余一鸣批判人性，却也依赖人性，他一面质疑、解构人的存在与人性的意义，但同时又指向一种古典的关怀。从这个角度上说，余一鸣的小说不仅仅是虚拟的作品，更是这个时代的寓言。

（一）女性书写：道德规约与玩偶命运

自从人类进入男权社会，女性作为“第二性”便始终处于附庸地位。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女性形象总是伴随着“温柔”“贤淑”“端庄”等词语出现，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伦理规范中并不适合“抛头露面”，只有“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方可成为“正统”。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理论传入中国，女性要求平等与独立的呼声渐起，越来越多的作家将笔触伸入走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女性群体，正如苏童所言：“男性作家逃避对女性刻画是懦弱。”对余一鸣而言，女性并非其直接书写的对象，但由于他的写作始终坚持直面现实，女性在其笔下才被重新“看到”，正如作家本人所指出的：“女人造就男人，反过来被男人造就。看一个女人，可以看出她身边的男人状况。”余一鸣书写女性，是为了更精准、更全面地透视男性，从而深入男权制社会文化心态下的道德内核，揭露被异化之人性的本来面貌。

纵观余一鸣笔下的女性群体，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附庸型、堕落型、觉醒型。

附庸型女性属于传统思想控制的群体，她们尽管受到了新思想的冲击，但仍固守传统“男尊女卑”的思维模式。表现在婚恋中，则处处以丈夫为精神支柱，对他逆来顺受，为之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开枝散叶，甚至默许丈夫出轨。在余一鸣的小说中，附庸型女性或是坚信能够“母凭子贵”而扬眉吐气（如《小桔灯》中久久的妈妈），或因难以忍受男权文化纲常伦理规范的指责而放弃生命（如《沙丁鱼罐头》中的白瓷），又或是独自承受丈夫惹下的祸乱却丝毫不敢反抗（如《元与湖气连》中刘大亚的老婆）。附庸型女性即便身处新社会，骨子里仍然用旧文化、旧思想束缚自我，她们早已不是封建社会中直接被男性压迫的群体，而是作茧自缚的存在。在附庸型女性的认知中，“平等”永远不存在于男女之间，“独立”也是仅属于男性的词汇，即便在经济上她们早已能够自食其力，却依旧会如《潮起潮落》中的范青梅般发出“女人就是女人，钱再多也填不满心里的空洞洞，女人再强大，心里没个男人撑着还是一空壳”的慨叹。男性社会规约已然成为附庸型女性的集体无意识，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言：“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

余一鸣的小说叙事时间大多处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在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加的时代，人们或许会期待女性从此得到解放，然而，余一鸣看到的却是女性的迷失及堕落。在他的小说中，大多数女性属于堕落型，如《放下》中的清水，为了换取官场上的权利，将自己的身体用作交易筹码;《剪不断理还乱》中的大大，发现丈夫出轨且有私生子后，悲痛万分，却只是疯狂购物，甚至选择用50元将自己卖给农民工来“报复”丈夫;《跑腿》中的女孩，为了能够被男友“捡漏”，心甘情愿将自己灌醉;《不二》中的众多“二嫂”们，为了经济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鲁迅在《娜拉出走后怎样》中曾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身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浮华社会中，女性被所谓性别平等的美梦笼罩，而一旦她们被放置在利益天秤的一端，发觉自身依旧是被物化的存在时，许多女性便陷入了“无路可走”的境地，从而含泪跃入深渊。或许作家试图通过女性的自甘堕落，揭示男权文化对女性恒久的剥削与压迫。余一鸣笔下的女性群体，可爱、可怜，却并不可憎、可恶——尽管余一鸣看到的是一群堕落的女性，但她们身上却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人性，作为作家现实观察和思考向度上的一面镜子，女孩们的堕落真切反映出人性在资本操控下无法避免的悲剧性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