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大地上的守夜人

张炜是中国当代最负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作家。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张炜共写下两千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体，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两百多万字散文、十几本诗歌集和古诗研究作品。漫长的岁月里，张炜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潜心探索，笔耕不辍，以其品质卓越的作品，为繁荣中国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童年与故乡

张英：1956年你出生在山东龙口，渤海莱州湾畔的一片林野。你们家是你出生前迁到那的，什么原因呢？

张炜：我们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迁到海边林野，一片原始自然林的深处，只有我们一家。这是外祖父的朋友早年购置的一块“地产”。外祖父是医生，虔诚的基督徒，同盟会北方地区的革命党人。他牺牲后，朋友把失去庇护的外祖母和母亲接到那。父亲青年时代在青岛，后又去东北的沈阳、大连等，直到结识外祖父来到龙口。他从五十年代起一直在南部山区的水利工地。这段记忆我在非虚构作品《我的原野盛宴》中写过。我们家在海边野林子里，是一座由几行密密的榆树围起的小院，院门由木栅栏做成。屋子不大，石基泥墙，屋顶铺了厚厚的苫草和海草。茅屋四周是无边的林子。到我们这来的人很少。偶尔来我们家的有三种人：采药人、猎人和打鱼人。他们进出林子时就到我们家歇歇脚，喝一碗水，抽一会烟。这些人有时会送我们一点东西：一条鱼或一只野兔。他们抽烟，讲有趣的故事，我最乐于和他们待在一起。

张英：你生长的环境，像鲁迅小时候生活的“百草园”，看起来平淡无奇，却是作家的启蒙之地，也是漫漫人生旅途中千百次回望的“桃花源”。故乡对你意味着什么？

张炜：在我眼中，于一个人的成长，没有什么元素比故乡更重要。写作者的笔总围绕着故土。有时书写的内容似乎远离了，但精神内核、文字中弥漫的气息，是服从于生命轨迹的。出生的这片水土化为人的血脉，循环流淌。那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塑造了我，构成了最初的记忆，写作只能从那出发。离我家东南方十余里外有个几百户的村子，名叫“灯影”。当年这里没有人烟，往北走很远才能看到灯火闪烁的影子。

张英：“灯影”的名字取得很有意思。

张炜：名字是自然形成的，我小时候经常去的一个小村叫“西岚子”，也不是刻意取的：这把荒林野地叫“岚子”。一开始有看护林子的人搭的窝棚，是一位流浪汉。再后来，外地的流浪汉也被招引了过来，多少年过去，慢慢形成了一个十七户的小村落。我小时候要穿过大片林野，再穿过那座国营林场，才能去到小村里。它就是我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写到的流浪汉组成的小村。我小时候跟小村的人有很密切的接触。后来那一带发现了煤矿、浅海油田，于是矿区建起来，外地人越来越多，我的视野慢慢扩大。

张英：那是你文学故乡的集中体现，是吗？

张炜：其他作家，有令人羡慕的具体的“故乡”，我没有。“故乡”于我就是林野、旅途。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故乡”，只有那个“西岚子”了。那有一条不成街道的“街道”；流浪汉们从很远的地方一点点聚拢到这，最终形成一个“吉卜赛部落”。我最愉快的事就是和小村里的孩子们一块儿捉鸟、捉迷藏。小村里的每一户人家我都熟悉，吃过他们的煎饼，喝过他们的水。西岚子是一个神奇、美好的存在，父亲常年在外，家里除了外祖母、母亲和姐姐，平时能见到的只有偶尔路过的猎人、采药人和打鱼人，我太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文学的起源

张英：你的文学源头从哪来的？

张炜：进入黄县灯影史家联合中学读初中（后合并为“果园联合中学”）后，我们校长酷爱文学，他办了文学刊物《山花》，鼓励我们写作。校长是有文学梦的人，年轻时很英俊，据说对爱情十分投入，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今天看，这种境遇有助于他的文学倾诉。我们读中学时普遍爱文学，因为校长是大家的榜样。这深深影响了我的文学道路。我造句方面的嗜好、特点，包括写作题材的偏重，多在初高中时形成。我们的中学建在果园里，没有围墙，春天到处是花，秋天到处是果实。果园的四周全是林子，无边的丛林，跟大自然紧紧融合。回忆中学生活，最不能忘记那片海边林子和林子里发生的故事。我早期的小说创作，都以这的林与海为自然背景。《山花》是油印刊物，手刻蜡版印制，校长亲自制版刻字、印刷和装订。他的字特别漂亮，比得上铅字的长仿宋体。我成了这份油印杂志的撰稿人。在油印刊物上发表的那种兴奋，远比后来出一本书更重些。可惜刊物没保存下来，遗憾很大，只余与它的美好回忆。一想起来，都能感到鼻前飘过油墨的香味。

张英：上初中前，你读过哪些书？

张炜：外祖父留下许多藏书，后来大多烧掉和丢失了。剩下一些线装书和国外译书，用它和学校、地质队、林场园艺场的人交换。那会读书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我匆匆完成作业，然后去读别的，心思全用在搜集各种书上了，薄薄厚厚新新旧旧，只要是书就好。从小画书到线装书，不管能不能读懂。散发着一股霉味的繁体字老书让我舍不得，有一半或更多一些字靠猜。我读书太快书又太少，这成了最大的苦恼。于是我开始和其他人交换。同宿舍一个同学给我一本破了半边的老书，是为了从我这换走一本更厚的书，它是我从外祖母的木箱中偷出来的，封面上画有三根桅杆的大船，硬壳的，掂一掂好几斤重。过了十几天，那本让人日夜挂念的大书终于转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它在这十几天里走了多远的路：先是换回一个“老书虫”手里的一本小书，后对方用它从别处换来另一本，另一本又换来别的书……“老书虫”有个传书的地下通道，在暗处，谁都不能说。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就是这样读到的。那时饥不择食，读得很杂，有《红楼梦》《镜花缘》和一大批武侠小说，还有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雨果、德莱塞、马克·吐温、中国古诗词、鲁迅、老舍、巴金、徐志摩等，不见得全能理解。1949年前后流行的也读了很多。

张英：你说：“我从读书中得到无限的欢乐。”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包括翻译文学，在你的阅读中各占比多大？对你的青少年阅读产生过什么影响？

张炜：中国古典文学对我影响很大，其中有些通俗文学，就写作而言，对我的影响并非全是良性的。我在被催促下不得不背很多古诗，这让我产生过抗拒心理。古代诗人我最喜欢韩愈。李白可爱，但以世俗朋友来交往，不太容易。这种异人，冲动起来会很突然。李商隐的诗最好，但做朋友，可能是无趣的。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巴金、老舍等读了不少。新文学也让我入迷，特别喜欢孙犁。后来读翻译文学很上瘾，也渐渐习惯了繁体字。

张英：很多人提及你的阅读，认为对你思想和创作产生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苏联）文学和作家，你觉得呢？郜元宝说：“你《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从‘伤痕’‘反思’的主流中另辟蹊径，提出‘侮辱’‘损害’‘复仇’‘蔑视’‘忍受’‘宽恕’等思想主题，明显带有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影响的痕迹。”

张炜：俄罗斯文学中，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对我的影响很大，但巴尔扎克、雨果，还有一些美国作家，如德莱塞、萨洛扬、欧文和库柏等，我读得较早。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索尔·贝娄、马尔克斯等大批现代作家。欧美诗人让我入迷，如艾略特、聂鲁达、叶芝、奥登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每一篇我都喜欢。托尔斯泰整个的人与他史诗般的创作对我影响也很大。说他“整个的人”，是指他一生的执拗探求，他在道德上苛刻要求自己的坚韧精神。海明威的作品简洁有力，对比十九世纪作家，他的写作给了我全新的趣味和感受。美国的福克纳，我十分喜欢。契诃夫的短篇令我着迷。他的作品饱满、精确，极为幽默。俄罗斯作家的辽阔与苍凉，在许多时候让中国作家格外动心。还有一些国内外的作家，他们的文字教给我的，远比在课堂上学到的多。让我受到更大影响的，还是中国作家，如鲁迅、伟大的诗人屈原和李白、杜甫、韩愈、苏东坡、李商隐等。

张英：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派（现代主义）和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和作用了吗？

张炜：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巨大，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这时期的主要译作我都读过。自己像一台吞吐机，日夜吞食从不疲倦，消化力也好。我特别喜欢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我读过马尔克斯和索尔·贝娄当时的所有译作。米兰·昆德拉的《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喜欢。我那时很少漏读现代主义的重要作家。

文人与写作

张英：在当代作家里，你是最接近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文人”作家，除写作，还修炼书法、乐器、绘画。在高中时，已在学习弹琴，是古琴吗？持续了多久？

张炜：酷爱乐器，多少受校长的影响。他精通至少十几种乐器，二胡和小提琴最好。但我恰恰最怵这两种乐器。我认为所有乐器中，二胡是最难的，扬琴和手风琴最易。一度想去演出团体，拼命学习乐器演奏，还拜过杨宝森的琴师为师。这条路最终没有走通。我最爱的还是文学，二十岁后就不太触碰乐器了。

张英：我不知道你是诗人，你出版了诗集，包括古诗鉴赏的专著，才知你在诗歌领域里，有很深厚的童子功。

张炜：我从“果园联中”毕业，因为不能被推荐上高中，就和一帮同学成立了“诗歌小组”，这是受校长鼓励。我们立志要写诗，成为诗人。有少年的狂妄和热情，我们疯狂地阅读和写作。几十年过去，我遇到了其中一个，是在海边，我都没认出来：他只比我大一岁，满脸皱纹，只剩下两三颗牙齿。我们没有多少寒暄，他只是握着我的手问我的创作情况。他还在坚持写诗，我没见他有发表。他跟我说的一句话，到现在都未忘记，他说：“写诗这件事，不能算完。”哪有什么功利，就是爱。这样的爱，该是生命中多么顽强、多么持久，又是多么迷人的力量。有这样的力量，我们遇到困惑，遇到挫折，遇到各种各样的幸与不幸，就都有办法解决。类似的力量在支持我往前，这对我才最有意义。我相信文学对很多人，对他们的生存、生活，大概也是这样吧。诗歌是文学的核心，也是艺术的核心。它外在的形式可以是戏剧、绘画、语言，从文学上讲，可以是散文、小说……但最核心的，还是诗。很难解释什么是诗，需要自己去意会。写诗在这个时代、在文学的形式里功利性最小。没听说写诗的能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能赚钱，它最纯洁。1972年我写了许多可笑的诗，只有一首《溪水曲》保存了下来。我从开始写诗至今一直没中断，先后出版十多部诗集，包括三部长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于《上海文学》和《青年文学》发表了几千行的长诗《皈依之路》。长诗《铁与绸》是我全部创作中的代表作之一。

张英：你出版了好几本研究古诗的书，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推出了“张炜古诗学六书”，2000年出版《楚辞笔记》，2014年出版《也说李白与杜甫》，2016年出版《陶渊明的遗产》，2019年出版《读〈诗经〉》，2020年出版《斑斓志》，2022年出版《唐代五诗人》……

张炜：我这些年读中国古典诗歌较多，多年来花了不少精力，领会中古诗的巨大魅力。它或许已在个人文字生涯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美学不是简单地二者相加，不是镶嵌与组合，而是复杂的血缘接续。《古诗学六书》是我在大学与师生们切磋的记录，涉及的诗人和诗都是中国传统的大经，关于它们的文字汗牛充栋。我们容易不停重复别人的看法、观点、故事，哪怕添一点点新的都非常困难，都要付出成吨汗水。

张英：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你先后体系化研究了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诗经》、苏东坡，以及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同时开办多场讲座。你很警惕目前的古典诗词“鉴赏”和“自传”热，不愿意把作品与之为伍，为什么？

张炜：我很看重“个人性”：必须要有个人的见解，而不仅仅是建立一个便捷、通俗的路径。这决定了我的书不能是多种说法的汇集，这就不属诗学的层面了。比如李白、白居易、杜甫的代表作，教科书里反复讲到他们最好的诗是哪首。当我们面对文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最好的作品不是教科书里列举的。网络时代会将诗人传奇化、娱乐化、符号化，怎么有趣怎么讲，怎么通俗怎么讲，这令人厌烦。好多书是重复的，同一套话语，同一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