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战士：《野草》时期的 鲁迅、军阀与“文人学士们”（上）（长篇随笔）

鲁迅一生中，只给一位作家写过碑文，这位作家是比他小21岁的韦素园。韦素园可能是鲁迅《野草》时期最亲密的文学伙伴。散文诗集《野草》的首篇《秋夜》，创作于1924年9月15日，最后一篇《一觉》创作于1926年4月10日。作为未名社核心成员，韦素园与鲁迅在《野草》时期的著译关联，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韦素园曾经希望由未名社出版《野草》，以至鲁迅在1926年11月21日致韦素园信中明确表示：“《野草》向登《语丝》，北新又印《乌合丛书》，不能忽然另出。《野草丛刊》也不妥。”《野草》系列因为连载于北新书局主办的《语丝》上，由北新书局结集出版，较为合理。由于韦素园写给鲁迅的信件无一幸存，我们无法得知韦素园对《野草》的具体看法，但可以看出他对《野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甚至想出《野草丛刊》。这一时期的鲁迅与韦素园，在文学著译上有太多的交集，在精神世界里有太多的感应。可以说，系统全面地考察鲁迅与韦素园的精神际遇，深入梳理他们的种种具体关联，可以有力地复原《野草》时期极其混杂的历史现场与具体情景，为我们深入认识当时的“鲁迅文学”与“鲁迅思想”，特别是“革命鲁迅”“政治鲁迅”，提供被主流叙述所忽略的一种观察视角。

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交代了八首散文诗的写作缘起，其中两首直接与“军阀”有关。《野草》时期，是军阀混战最为复杂、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是“五四”与国民大革命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期，在外部世界遽变的刺激之下，中国知识界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分化与冲突。在这样的混乱时期，政治斗争与军阀的穷兵黩武交织在一起。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打出“国民军”的旗号，引起了广泛而复杂的军阀关系的重组。1925年11月底，奉系将领郭松龄反奉，使北京陷入了更加动荡的局面，中国思想界发生巨大裂变，北京的“文人学士们”首当其冲。最近，一百岁的中国台湾作家齐邦媛去世，她留下的《巨流河》引起了热议，特别是对巨流河战役中战死的郭松龄，褒贬不一。其实，当时的文人学士们，已经对郭松龄反奉事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郭松龄反奉，至少在当时改变了女师大学潮的走向，也改变了一些文人学士们的命运。如果没有这一事件的发生，韦素园可能不会短暂从军，鲁迅也可能不会写出《这样的战士》。

1925年12月8日，作为未名社的守寨人和俄国“颓废派诗人”的拥趸，韦素园话别鲁迅，前往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担任俄语翻译，身上携带着还未完成的小说译稿《外套》。鲁迅这天日记：“夜素园来别，假以泉四十。”《鲁迅全集》对“素园来别”的注释较为准确：“韦素园将前往开封国民军第二军担任俄语翻译，次年3月回京。”1925年12月28日鲁迅日记记载：“访李霁野，收素园所还泉卌。”（“卌”为“四十”之意。）从语气上看，是李霁野替韦素园还款，鲁迅并未见到韦素园。1925年12月8日话别后，一直到1926年3月21日，韦素园与鲁迅才重新会面。1926年3月21日鲁迅日记记载：“曹靖华、韦丛芜、素园、台静农、李霁野来。”1934年鲁迅写作散文《忆韦素园君》，对韦素园的开封之行只字未提，他与韦素园的那场话别，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黑洞里。当鲁迅动情地写下散文的最后一句（“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他是否想起1925年12月8日夜晚的那场话别？1925年12月14日，鲁迅写下《野草》中的名篇《这样的战士》，与韦素园的从军是否有关？

《野草》一直是鲁迅研究中一个特异的存在，其独有的形式和丰富诡异的内涵，创造了无边无际的读者，成为海内外学者阐释不尽的“无物之阵”。《野草》中的大多数作品写于1925年，对于四十五岁的鲁迅而言，1925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野草》收入鲁迅1924年至1926年间所作散文诗二十三篇，而写于1925年的有十五篇，所占篇幅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样的战士》写于1925年12月14日，上一篇《死后》写于1925年7月12日，这在整个《野草》创作过程中是时间跨度最长的两篇作品。写完《死后》，鲁迅的《野草》系列创作似乎难以为继，是什么激发他在五个月之后写下了《这样的战士》？

鲁迅自己说“《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文人学士们”是谁？“军阀”是谁？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文人学士们”是指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封建复古派”和以陈西滢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但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这句话却未做任何注解，它仍是《野草》研究中的一桩悬案。

《这样的战士》全诗如下：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们都同声立了誓来讲说，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枪！

鲁迅笔下的战士，并不是一个现实性的人物。诗开头说“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意思是说“理应有”“必须有”“希望有”这样的一种战士。这是作者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和自己的理想所作的虚构，实际上是一种韧性战斗精神的象征。这个战士既有顽强的战斗精神，又有敏锐的洞察力，不管敌人变换什么“好名称”，玩弄什么“好花样”，也不管他们怎样“一式点头”或“同声立誓”，都举起投枪，重击敌人，锲而不舍，直至自己衰老以至寿终。这是战士的形象，首次出现在《野草》中，并且发起了主动进攻。

作为一首散文诗，即使忽略鲁迅的引导性说明，《这样的战士》也具有能够独立欣赏的审美价值。但是研究者不可能不重视鲁迅自己的说明，往往从“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这句话出发，分析这首散文诗的意义和价值。《野草》里的每首作品受到什么事件的触发而作？这对理解作品没必要说成是第一要义，但也不能说没有关系。《野草》所构筑的诗的世界，即使与那事件割裂开来，也具有值得鉴赏的审美价值。但是如果把作品与具体事件对应错了，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对作品的鉴赏。不幸的是，对《这样的战士》的理解，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与“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的模糊性所指，也有很大关系。弄清《这样的战士》与具体事件的关系，对于理解这篇散文诗仍然非常关键。在追寻意义的深广之前，一定要先理解本事的真实，才能更深刻理解作品的丰富内涵和真实意义。即使最终无法坐实鲁迅这句话的确切所指，仍可以把它当作进入鲁迅与“文人学士们”精神世界的一个导引，进入《野草》时期中国历史现场的一个导引。

第一章

《野草》悬案：“文人学士们”是谁

《野草》是鲁迅最难解的作品，因此他作于1931年11月5日的《〈野草〉英文译本序》，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鲁迅自己的说明，其难解程度并不亚于诗作本身。鲁迅说他的这些散文诗“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其实这篇序言本身的“措辞”也“很含糊”，埋下了阐释学的陷阱。《野草》收入散文诗二十三首，这篇序言只提到了八首，其中包括《这样的战士》。为了便于分析，现将全序兹录如下：

冯Y.S.先生由他的友人给我看《野草》的英文译本，并且要我说几句话。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说几句。但我希望，译者将不嫌我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半的。

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陆续发表于期刊《语丝》上的。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现在举几个例罢。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所以，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

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我想，这也许倒是好的罢。为译本而作的序言，也应该在这里结束了。

《野草》中的许多文本，是鲁迅根据所经验的具体事件而构思的，往往就具体事件、具体情景有感而发，很好地处理了诗歌的即时性与永恒性的关系。鲁迅在1932年12月14日的《〈自选集〉自序》里说过这样几句话：“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生存之外无诗。每个诗人都在特定的空间写作，鲁迅也不例外。“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野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野草》里的诗歌，不少篇章与鲁迅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象征主义的《野草》，其实有很多本事来源。《野草》里的大多数作品与时事相贴相近，或就是从时事出发而写，如《淡淡的血痕中》是《记念刘和珍君》的延伸书写，《一觉》则涉及直系（国民军）、奉系军阀的混战。《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据考证，“爱我者”即许广平，《腊叶》在鲁迅和许广平的情感史上，具有某种特殊的意味。因为“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鲁迅作《失掉的好地狱》，经笔者考证，“英雄们”是指五卅事件中负责对外交涉的几个外交大员。如何正确理解鲁迅“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这样的战士》？

仔细分析，结合《〈野草〉英文译本序》全文看，鲁迅短短的一句话，至少包含了以下六点信息：

（一）“文人学士们”是一个群体概念。鲁迅作《失掉的好地狱》，“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引起的。与此说明文字相比，鲁迅没有说“几个文人们”，而是说“文人们”，可见“帮助军阀”的“文人学士们”至少不止“几个”，指的是一个文人群体。

（二）“军阀”应该不是指段祺瑞。“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与鲁迅的这个说明相比，“文人学士们帮助”的“军阀”，应该不是指段祺瑞，这一点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军阀”不是单一的某派某系。“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鲁迅关于《一觉》的说明，是一个重要参考。鲁迅于1926年4月10日写了《一觉》，“军阀”的所指非常明确。“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中的“军阀”，没有加前缀，所指不是单一的某派某系的军阀，但是鲁迅自己应该是清楚的。

（四）鲁迅称国民军统帅冯玉祥为“直隶派军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注释比较符合历史情形，是“指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原属直系）的国民军与奉系张作霖、李景林的军队在京、津间的战争”。也就是说，在写作《〈野草〉英文译本序》时，鲁迅称冯玉祥是“直隶派军阀”，而没有像以前一样称之为“国民军”。“军阀”一词，在中国近现代语境中，本为贬义，并非褒词。1925年12月8日，未名社守寨人韦素园与鲁迅话别，前往国民军第二军当苏联军事顾问的翻译，连路费都是向鲁迅借的。当时“帮助”国民军第二军的还有苏联大使馆武官秘书、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俄语译者王希礼，以及北大俄文学系旁听生曹靖华等人。北大俄文学系毕业生任国桢翻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被鲁迅列入“未名丛刊”之二出版，在出版之际前往东北，参与策反奉系将领郭松龄，参与支援郭部改编的“东北国民军”。翻译勃洛克长诗《十二个》的胡敩，当时在国民军第一军担任翻译。普希金小说集的最早汉译者赵诚之、发表了《沉自己的船》的小说作者高世华（兴亚）、吴史铭等人，也在张家口国民一军当翻译。“国民军”组成复杂，不仅包括原“直隶派”的冯玉祥（主要是国民一军），还包括“东北国民军”。鲁迅写作《这样的战士》时，北京完全由冯玉祥的国民一军控制。鲁迅“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这样的战士》，“军阀”有没有可能指向“国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