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心从此薄男儿（专栏）

一、自己的空间

岭南的习俗，未嫁的女性背后留着一条长及腰膝的麻花辫。女子在出嫁当天上花轿之前，由母亲或别的长辈将辫子盘在脑后，绾成改变身份象征的发髻。过去女子讲究发式，所谓云头雨脚，千种幽思，起于云鬓，万般风情，始于足下。那新娘的发髻样式伙矣，什么大圆髻、小圆髻、双鲤鱼髻、单鲤鱼髻、光身髻、纽绳髻、辫仔髻等等，云髻峨峨，修眉连娟。

《南村草堂笔记》里记载自梳女在梳起的前夕，必在“姑婆屋”内住宿，以香汤黄皮叶煲水沐浴，然后召集志同道合的姐妹商量自梳遇到的问题，由已自梳的姐妹传授“心法”，如：如何坚持独身、应付家庭阻挠及如何在家庭立身、独立谋生、互相扶持等，大家互相鼓励，至晨光熹微，即趁路上未有行人，连同前往附近的神庙举行梳起仪式。梳起的女子到神庙后，即在观音菩萨座前摆开携去的衣物和祭品，点起香烛，向观音三跪九拜，发誓决心“梳起”，永不婚嫁。然后由事先约定的已梳起的妇女为她拆开原梳的辫子，改梳为云髻，亦有在前一晚将辫梳成髻的，接着即将身上穿着的衣服脱下，换上新衣。这个梳起的女子再向观音菩萨叩拜后，即与同往的姊妹互拜、道贺。仪式至此便算结束。一般父母，对女儿独身终老、无所归宿殊感痛心疾首，多百般反对。但女儿“梳起”为众所周知后，父母即不能再强其出嫁，否则无异破坏她的贞操，在那个时代，贞节比生命都看得重要。

但自梳女一经自梳后，有的是住在姑婆屋，大多还是住在娘家生活。她们要扛起养家的责任，外出打工，这是给家里提供了一种终生的劳动力，赚钱供养娘家，但令人尴尬的结局却是自梳女无论怎样给娘家做贡献，死后都不能进娘家的祖坟与祠堂，即使到了人生的终点，都不能在娘家居住，习俗的说法是死在娘家，会给娘家的后辈带来晦气。

自梳女也是一种婚姻的形式，它与传统的婚姻不一样，这是一种无性的婚姻，它摆脱了传统婚姻里的不幸和痛苦，也承担了个体的孤独与无奈。她们不像尼姑那样远离红尘，与世俗格格不入，宣经念佛，但我觉得，这些并没有遁入空门的自梳女更可敬，她们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她们虽然一生没有做母亲，但她们却有哺乳气质，回馈着家乡，回馈着父母宗族，回馈着兄弟子侄，她们在世间没有自己的基因留下传承，但她们的精神，却是起到了为女性生存开启一条道路的作用。

二、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珠三角很多的史志，在明清时代，记载了庞大的烈女贞女，就像一个个文字的牌坊立在历史的深处。世间如此扭曲，男子可以一妻多妾，而女子则强调贞节观，严守贞操，这就是明清酱缸文化的大背景。明代有《闺范》大言欺世：“女子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为耳目所变，迹不欲为中外所疑，然后可以完坚白之节，获清白之身。何者？丈夫事业在六合，荷苟非嬗伦，小节犹足自赎，女子名节在一身，稍有微瑕，万善不能相掩。”在那些道貌岸然的灰色道袍下，那些女子所谓要持“完坚白之节，成清洁之身”，否则就是深渊“万善不能相掩”，这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明朝翻版，而对于一些男子的妻妾成群、灯笼高挂、狎妓游冶、山外青山楼外楼，则不置一词。

岭南的那些士大夫与知识阶层也脱不去这些文化濡染，甚至是推波助澜，他们为烈女贞女上奏折，求旌表，做牌坊，写史书，让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成了僵尸木乃伊。那些不绝史书的记载，令人毛骨悚然，康熙《南海县志》上：

“梁贞女，三水尧邓坑乡民梁廷佐女，许聘南海磻溪堡苏坑乡民黄志麟，莫雁有期，麟病故。女素服奔丧，扶棺痛哭，欲从地下，妹党戚属咸相慰阻。

“谭贞女，丰岗堡谭赞字女，许字邓瑞翰子吉生，未婚，吉生病故。氏年方十七，闻讣即徒步奔丧，父母重违其志，入门恸哭几绝。”

乾隆《番禺县志》载：“李烈女，大步乡人，景恍女也。许字于同乡黄远思，母闻氏以节着，抚远思成长，能读书有文名，年十八而卒。女欲奔丧侍姑，父不许，遂自杀。”

道光《南海县志》记：“张氏女，郡城康侯季女也，父早故，母苏氏鞠之，性孝谨。许配同里庄之信，之信年十八病殁，女欲奔丧，母不许，乃昼夜悲泣，水浆不入口，十余日而毙。”

这些女性，小小年纪，还未过门出嫁，只是一纸婚约的订婚，未婚夫去世，那也必须像结婚一样，生为夫家之人，死为男方之鬼。那深入人心的贞节观念，已经焊死在骨髓里。“扶棺痛哭，欲从地下”“入门恸哭几绝”“父不许，遂自杀”“昼夜悲泣，水浆不入口”，这些女性和订婚的男人无一面之缘，只是守护的一个虚空概念，一个名声，世俗动不得，父母摇不得。这种文化模式，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吧。

在搜寻、阅读、走访自梳女史料的时候，我一面为这些活生生的生命挽歌悲叹，更为她们那种执着而深思，文化之力亦大哉，别有用心的驭人术借着文化的外衣，利用权力利用舆论，残害着一代代的生命，享受着畸形的人肉筵宴。

这些女性的生命与生存是如此逼仄狭窄，就像一条小道，白也好黑也好，就这样一直走下去，不管前面是悬崖荆棘还是陷阱火坑。

民国年间的《顺德县志》记载的这个故事，犹如小说。周贞姑是黎村东街周东皋的女儿，许沙亭屈敏中为妻，命运不测，贞姑未字而敏中命短去世，“贞姑闻之，痛甚，枕席时有泪痕，人莫知也”。周东皋与敏中之父平时相熟，屈家有两个儿子，屈父觉得大儿敏中虽死，可以让次子接替，这样周许两家还是姻亲，周东皋觉得这个设计顾及了人情物理，与大义无害，与女儿无妨，寻觅到了一条合适的出口，于是答应，但周东皋并未将这个转换告知贞姑。谁知贞姑暗中知晓了这个事的原委，但却装作不知。

到了屈家迎娶贞姑，花轿来了，“贞姑了无难色，而阴藏素帛袖中，比启舆，姑即以帛蒙面哭其夫，愿以死殉”。

喜事一下骤变，婚事变成了哭丧，这时屈家十分后悔。“贞姑固请守义，东皋闻之，以贞姑回，终身不嫁。”这又是一个可入《世说新语》的岭南故事，这个周姓姑娘所守护的所谓贞节，如一把利剑使双方父母都不得不低头。

从历史来看，明清不但空前盛行节烈，而且还具有明代尚烈、清代尚节的特点。了解自梳女，不可不知这样的文化阴毒，自梳女要挣脱这种网络羁绊，何其难哉。要待到了五四时节，才有鲁迅先生那样《我之节烈观》，翻转舆论，革新社会，替女性出一口恶气。

女人是被塑造的，在出生时候的不平等，就是一种鄙视的文化链。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中说：“切割脐带的工具有时为某性别所特用，新生儿为男性，刀具、利剑等切割；如是女性，纺锤、捣米棍等。”在我国三千年前《诗经·小雅·斯干》里是这样的：“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这种男孩女孩诞生之初刀具、利剑、纺锤、捣米棍、玉与瓦，这既是物品的贵贱之别，也是性别符号的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平等与未来命运的暗示，女性终生的劳作与纺纱锤、厅厨相系；男子一出生，就睡在床上，裹上大人的衣裙，拿玉做玩具，女子出生，就是睡在地上，手里拿瓦片做玩具。

可以说，女人的命运很多是规定的，特别是宋明理学后，女性的悲苦更甚，无论岭南还是中原、秦岭关中乃至黑土地的关东平原。珠三角有一首民谣《鸡公仔，尾弯弯》，可说是一阕女人悲剧命运的悲歌，就像一曲暗黑的女性命运，这谣曲里的女性，也像北方萧红《呼兰河传》里的小团圆媳妇和《生死场》里成业的婶婶、金枝、王婆、月英、五姑姑等北方的女性。

“鸡公仔，尾弯弯，做人新抱甚艰难。早早起身都话晏，眼泪唔干入下间，下间有个冬瓜仔，问过安人老爷煮定蒸，安人又话煮，老爷又话蒸，蒸蒸煮煮唔中安人老爷意，大拃落盐佢话咸，手甲挑盐又话淡，三朝打烂三条夹木棍，四朝跪烂四条裙。仲话：咁好花裙畀你跪到烂，咁好石头畀你跪到崩。横又难，掂又难，不如舍命落阴间。人话阴间条路好，我话阴间条路好艰难。”

嫁作人妇的女子，天不明就要起床为婆家一家老少做饭，眼泪都未擦干就要进厨房。做媳妇就是流着泪苦熬，哪天没有婆婆丈夫的挤兑打骂？厨房有个小冬瓜，小媳妇想用来做菜，婆婆说煮，老爷却说蒸，蒸蒸煮煮都不合婆婆老爷的心意；一时说咸，一时又说淡，三天打烂三条木棍，四天跪烂四条裙，还嫌小媳妇把花裙子跪烂，把石头跪碎。小媳妇生活凄凉，甚至宁愿做鬼也不想做人媳妇。这广府童谣中小媳妇的遭遇就是数百年来那些女人的切片，应该说这个南国谣曲，活脱脱是北方萧红笔下《呼兰河传》里的小团圆媳妇：八岁被定亲，十二岁就到胡家做媳妇，一来就被狠打，婆家说是要给新媳妇一个下马威。婆婆做什么事只要不顺心就打小团圆媳妇，她不是被吊在大梁上被皮鞭子狠狠抽打，就是被烧红的烙铁烙脚心，要不就是被针扎、被拧大腿……打了一个多月，生病了，婆家开始给她弄偏方、野药、跳大神、看香、扶乩、赶鬼，没有效果，婆家说她肯定是被鬼附体了，于是又开始跳大神、看香、扶乩、赶鬼，还是越来越严重，最终病死了。

那《生死场》里的女性？成业的婶婶被丈夫打骂，害怕丈夫；金枝大着肚子为家庭忙前忙后，不仅不被丈夫心疼，反而因动作迟慢被责骂，孩子出生还在吃奶就被丈夫摔死，战争来袭，农村没有办法生存，她到城里打工，被男人欺辱；王婆因儿子被枪毙服毒自杀，丈夫着急埋葬，在她尚有一点呼吸时就被抬进棺材；美丽的月英下身瘫痪之后，丈夫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她下半身腐烂、生蛆，最后被埋在荒山之下；五姑姑的姐姐快生产时，丈夫不闻不问，还用冷水泼她，孩子出生便死了，五姑姑的姐姐也死在血光之中——一幅关东的女性生存图谱。

我们再看《白鹿原》，那开头好像是一个男人的炫耀：“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老婆。”《白鹿原》前面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白嘉轩的七房老婆，十六岁那年，娶的第一个女人一年后就死了，接着白嘉轩就娶第二房、第三房、第四房，如一串珠子，然后娶第五房、第六房，最后第六房都去世了，这些女人只是生产的牲口，就像白嘉轩的母亲说的这句：“这女人就是窗户纸，破了一层你就再糊上一层。”纸，这是风中的纸，单薄无依，破了就破了，再糊就行了。

自梳女时代，珠三角女子没有这样的文学作品留下，但南国的民间谣曲，却是女性创伤的记忆与记录。这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与文化的钳制与压制乃至邪恶的折射。儒家文化和一些男人社会运作的幽暗，他们联合设计的社会运作的架构，对女人是不公，甚至是故意把人性的恶放大。把女性踩在底层，才显示他们的权威与荣光。

我想，这些才是那些自梳女看到的周边女性真实伤痛的记忆，她们听到看到周边的女性——自己的奶奶、姥姥、姑姑、姨妈，还有一些出嫁的姊妹在婆家的遭遇。在那些自梳女还没自梳的时候，她们的心理深处，不可能不产生震颤和思索自己未来的命运。

女性是被规定的，她们是生产的工具，也是创造劳动价值的工具。她们奴性般地被动顺从着，劳作与繁衍。

她们是会喘气的工具，一种终身制室内和田间的劳作。“八月载绩，九月授衣。”“她们大字不识一个，不识字不要紧，照样晓得剪鞋样、纳鞋底。一锥一个眼古，麻线扯得嘶嘶叫。鞋底纳出十字纹、胡椒眼、芝麻花、双龙抢珠凤朝阳，”闻一多在《匡斋尺牍》中就古代女性如何成为繁衍工具说道，“宗法社会里是没有‘个人’的，一个人的存在是为他的种族而存在的，一个女人是在为种族传递并繁衍生机的功能上而存在着的。”

在写自梳女文字的时候，我沉浸在一些历史记载里，心口像一块巨石堵着、压着。那些文字背后被残酷对待歧视的生命，真的是触目惊心。

比如当时珠三角地区特有的“吃烧猪”的婚俗。女子嫁入夫家，如果新婚之夜是处子之身，第二天新郎家就会给新娘父母送一头烧猪，那就是验明正身的告示，女方家收到烧猪自然是喜笑颜开，否则，就意味着出嫁闺女不是贞洁之身，娘家被人看不起，媳妇在丈夫家必然是备受折磨和歧视。

“嫁女归来忍泪痕，半忧半喜自思存。

爹娘第一开心事，就是烧猪送进门。”

《庄谐选录》卷八有这样的记载：女子无不畏嫁人，每谓嫁人为再投胎——则翁姑若夫，常有任意凌辱并致死之事，而童养媳尤甚。粤东风习强悍，虐婢虐新妇之事，亦甚于他省。常有小家妇被虐，反怨父母何故不于己为婴孩时溺死己者。于是桀悍妇人，遂创为十姊妹，盖欲逃夫家之威虐，求一生之自由……